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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传统方证的重大意义 刘志杰 中医的历程，从整体上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变化，学术理论和疗效，在这三个阶段中，每况愈下，令人扼腕！ 第一阶段，我们称为汉唐时期。这个时期，中医的三大体系的理论，详细的辨证方法，因为数部古籍的亡轶，或散落民间，因而没有了系统的经典陈述，出现了扭曲，为中医的衰败埋下了伏笔，虽然体系之间出现了理论混淆，但是，其“方证相应”的理念，却在贯彻始终。因此，其疗效保持在神奇和显著的地位。虽然晋唐时期的所谓辨证，不过是机械的套方而已。 所谓“方证相应”，方，就是所用的方剂，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在没有古方剂配伍学（《汤液经法》）的指导下，是不可随意加减变化的。打个比喻，西药当中的青霉素，你要是随意改变了该药的某个分子结构，它就不是青霉素了，也没有青霉素的自身疗效了。中药当中的某个方剂呢，譬如“桂枝汤”，就像组合完善的“青霉素”一样，你随意的改变了其中的一味药，甚至是一味药的药量改变，便失去了桂枝汤的自身疗效，也不能称其为“桂枝汤”。一个古方剂，有严格的治疗范围，中医叫做“脉证”，就是说，必须要见到相应的症状或者症候群，以及相应的脉象，才能用相对应的固定方剂去对治。也就是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言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种理念，是中医的“魂”，严格严谨而经得起重复验证，也经历了数千年的验证，疗效显著，叹为观止。中医一旦丢掉了这个宗旨理念，便会步入消亡。 这个时期的中医，我们称为古方派或者经方派（广义的经方）。 第二个阶段，五代战乱后，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晚清，古方派中医的理论和理念，迷失殆尽。同时受到唐代王冰的《内经》运气七篇的影响，医家开始崇尚理学谈玄，以运气学说为工具，对古经典，进行大胆的解读和发挥，加之理论的偏颇和臆断、谈玄成份的介入，并高呼古方不能治疗今病的口号，把古经典分解的支离破碎，断章取义。看似是中医辨证理论的变革和振兴，实际上，疗效已经严重变质。根源就是理论的迷失和误解、随意说理，以及在其新理论指导下，创造的方剂和随意的加减性，失去了古中医原本的方证理念。不严谨，不可重复验证，出现了一个病，十个医生看了，十个结果，十个方子的怪异现象，令病人不知适从，令学者迷茫而无法掌握，导致了中医理论愈加神秘不可琢磨。 这个时期，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流派纷呈，各执己见。谬论百出，臆断纷纭。方剂虽然配伍有失章法，但是，因为配方用药繁多，针对疾病比较广谱，病人服药后，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疗效，并且也因其未受到西医的竞争冲击，因此，其生命力尚未受到致命打击。 我们又把中医的这个量变的阶段，叫做时方派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民国至今。这个时期，因为中医疗效的降低，乃至于古中医原本当成普通病治疗的“肺结核”、“瘟疫”等疾病，也无法有效治疗，而西医的传入，很快解决了上述疾病，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人们要的是疗效，因此，一些急症重症，纷纷求助西医，中医日趋冷落，加上民国政府的废除中医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给了中医以致命的打击。 此时的中医人，开始了第二次的理论变革的尝试，搞起了中西理论汇通，建国后，这种理念被纳入了学院教学，以金元四大家和温病派的时方理论为立足，杂合大部分西医学科内容，进行教学，使中医原本的“经方”学术体系和理念消亡殆尽，并逐渐西化，彻底迷失了生存方向，中药药剂人员的短缺、传统炮制工艺的失传、假药的泛滥、药典法规的不合理，学术上的不严谨性、随意性、西化性，乃至于利用占卜，临证猜病算病、“碰病”、“开大方”等现象愈演愈烈，疗效要是好的话，何至于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的人人喊打，建议取缔的局面呢？ 这个时期的中医学术，我们称其为学院派时期。 那么古汉唐之前的古方派医学体系，也就是经方医学，到底失传了没有？回答是肯定的，绝对没有！在其之后的几千年里，都是靠口授私传，在民间默默的传承。同时，历朝历代的医家，不乏真知灼见者，对古经方的理论研究，一针见血的提出了看法，指出了方证的理念和《伤寒杂病论》“六经”的实质，以及古经典的错简修正问题。近代张大昌氏所藏敦煌《五脏辅行诀用药法要》一书的问世，给古传统五脏辨证的方证回归、修补、完善，指明了道路。另外，日本皇汉医学，也继承了古汉唐医学的理念，严谨的传承到今天，给了我们不少的借鉴。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中医的没落轨迹，是如何产生的。要想振兴中医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正本清源，大刀阔斧，回归古汉唐之前的中医学术体系和理念。尤其是方证相应的中心理念。简单的说，你不懂辨证，是个外行，只要能机械的学会死套“方证”，你一定会有显著疗效。医学的存在，在于疗效。无疗效的医学，不能叫医学，必定要灭亡。 因此，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回归三坟，立足传统。谨守六经，独尊方证”。只有这样，才能迎来中医的“凤凰涅槃”，迎来国粹中医的真正振兴。这就是回归传统中医方证辨证的意义所在。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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