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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杂剧 八股文代言 起承转合 论文摘要：明清的科举文体八股文与元代的杂剧有着潜在的历史关系，具体表现在八股文的创体特征、八股文制定者对杂剧的喜好、两者在代言体与起承转合结构等方面的相似。 探讨戏曲与八股文之间关系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于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前人学者关注的不是太多，周作人在《论八股文》一文中从音乐角度立论八股，卢前《八股文小史》一书中将八股与戏曲的结构比较，钱锤书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中亦提及两者关系。此外，黄强师发表在《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的《八股文与明清戏曲》一文，可谓这方面的力作。但诸家都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过多深入的论述。所以，本文力图对元代杂剧与明清八股文之间的潜在历史关系，作一深入的探讨。 一、八股文的创体特征 江国霖《制艺丛话》序日：“制艺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才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这是指出了八股作为一种特殊的考试文体，它综合了前代策论、诗赋的种种文学上的特征，然而它作为时代的产物又有自身的特殊性。焦循的《时文说》日：“御宽平而有奥思，处恒庸而生危论，於诸子为近；然诸子之说根於己，时文之意根於题，实於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这正是针对八股的代言体而言，设身处地的代圣贤说话，以我身实写他人，肖其口吻为文，正是它的创体特征之一。此外，八股文在结构上是起承转合的套路，尽管这个格式古已有之，但到八股文体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阮元曾说：“出股数十字，对股一字不少，起承转合，不差一毫，试问古人文中有此礼否?”(扬州博物馆藏阮元手写条幅)这种起承转合的结构是八股的创体特征之二。 代言与起承转合是明清八股文的两个鲜明文体特征，但两者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的。对此，明代的书画家倪元璐日：“文章之道，自经史以至诗歌，共禀一胎，要是同母异乳，虽小似而大殊。唯元之词剧，与今之时文，如孪生子，眉目鼻耳，色色相肖。盖其法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则同。而八股开场，寸毫傀舞。宫音串孔，商律谱盂；时而齐乞邻偷，花唇取诨；时而盖骥鲁虎，图面作嗔；净丑旦生，宣科打介则同。”(《孟子若桃花剧序=》)他认为八股文与元代杂剧的关系是孪生一般，这番论说是有一定依据的。元杂剧体制为一人主唱的戏剧代言体，同时一本四折是起承转合的结构模式，而且杂剧的这种体制是程式化的。八股与元杂剧的相通之处如同双胞胎一般，它们有着共同的基因关系。 二 时文制定者对杂剧的喜好 杂剧与八股文的发展历史线索有着承继的关系，杂剧文体的创作机制在发展成熟与衰落消亡的过程中，它必然影响着作为知识分子的文人创作主体与广大的受众群体，特别是处在封建王朝最上层的统治者。他们也是杂剧的创作与欣赏者，同时又是八股文体的始作俑者，因而杂剧的创作与审美心理特征在潜移默化地对八股文起着渗透作用。杂剧在元明时期的发展是走着一条由俗而雅的道路，特别是元末明初杂剧的宫廷化与文人化对八股文的定型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杂剧鼎盛在蒙元，特别是在自太宗取中原至至元时期，这其间的名公才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杂剧也在此时成为程式化的戏曲文体。但在随后的一统时代与至正时代杂剧就开始走下坡路，这固然有艺术形式发展的自身原因，但是与元末明初的杂剧宫廷化与文人化也是分不开的。明初李昌祺《剪灯馀话》卷4《至正妓人行并序》中有记载：“乐府竞歌新北令，勾栏慵做旧《西厢》。”明姚旅《露书》卷l3载：“元大内杂剧，许讥诮为谑。尝演《吕蒙正》。”此外，《析津志·岁记》还记载，在元代的二月十五日皇城内“凡社直一应行院，无不各呈戏剧”；“仪凤、教坊、诸司乐工戏伎竭其巧艺呈献，奉悦天颜。次第而举，队子唱拜，不一而足”。 上层在元代前期对杂剧的喜好可能促进杂剧的繁荣。而历史巧合的是在元代后期也恢复了停止已久的科举，在元仁宗延韦占元年(1314年)下诏开考，当年在各地举行乡试，第二年在礼部会试。《元史·选举志》记载：“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在科目中的“经义”分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大段落，元人王充耘的《书义矜式》是以《书经》中摘取数题而作的经义程式之文，它基本具备了八比的格式，在理论上替圣贤代言，是明代成型八股的雏形。此外元代科举考试把程朱理学定为官学，这也被明清两代所继承下来。 明代的杂剧发展已成强弩之末态势，这是由于它逐渐脱离民间，走了一条上层雅化的道路。明太祖曾命中使将女乐入实宫中，此举受到了监奉天门监察御史周观政的阻止。(《明史》卷139(韩可宜传附周观政传》)明成祖对明初的“杂剧十六子”颇为礼遇，“汤舜民：文皇帝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间，恩赉常”，“杨景贤：永乐初，如汤舜民一般宠遇”，“贾仲明：尝伺文皇帝於燕邸，甚宠之，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录鬼簿续编》)上层的蕃王贵族对杂剧也是喜好有加的，在明代的洪武初，“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李开先<张小山4、令后序》)。蕃王本人也投入到杂剧与杂剧理论的创作，宁献王朱权著有《太和正音谱》与杂剧12种，周宪王朱有墩著有《诚斋乐府》与杂剧31种。 杂剧的余波在明代并没有泯灭，它自然地对作为新事物的八股文存在不小的影响。<明史·选举二》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后颁科举定义，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明太祖与刘基把八股文定为政府科举的文体，由此使八股文在明清两代延绵不断地发展，直至最后在清末寿终正寝。但一种新文体的诞生并不是一两个人所能起决定作用的。对八股的源流，一般学者都追溯到北宋王安石、苏辙等人的“经义”，南宋陈傅良等人的“奥论”，以及元代的科考文体“经义”。但是这样考察的线索只把目光局限在科举文体的发展脉络，其实八股文是众体兼备，更应该把它视之为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重要一门。八股文体如果光置身于考试文体的范畴之内，我们对它的有些创体特征就会模糊不清。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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