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冒昧打扰，唐突之处，敬请谅解。
我是今年参加贵院世界史研究生考试的一名考生，已经三十二岁了，总分311，政治75，英语29分，专业课207，我知道这个分数没有可能有复试资格，深以为恨。昔西伯拘，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诗经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也。此人皆有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人生幻灭无常，三十年来历历在目，遂连缀成文，有抛砖引玉之嫌，希得到一破格复试机会。虽有缘木求鱼之意，然譬如一铁屋，唤醒睡者，总有打破之可能。嗟夫，小子狂简，知我者此文，罪我者此文。
生于穷乡僻壤之野，生计折磨着我使我不能呼吸，时常有无书可读之苦闷，28岁的时候，受到大连一外地打工者自学成才考上研究生的影响，来到大连，开始了两年的求学生涯。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的两年，眼界大开。在高中的时候，已读过史记三国志等史籍，专科的时候，讲文学的老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可是去大连以前我的学习并不得法，在那两年中是我学业大进的时候，对于文学，历史，海外汉学，明治以来日本思想史多有涉猎。由于家庭的贫困，在最有可能考上研究生的时间不得已放弃参加考试的机会，回到我所在的那个小城工作，以便赚点学费。因为工作是非常忙碌的，学习的时间很少，只有在业余的间隙才可以读书，日子虽然很艰难，有理想总是幸福的。
在读文学的时候，感到文学过于虚浮，就像先秦的学术是有内容的，六朝文学变的虚浮起来，唐朝又开始提倡风骨，两宋以降空谈心性，到了清儒又开始纠正这种学风。我在读西方文学理论的时候感觉文学越来越脱离现实，逐渐变为文字游戏，兴趣逐渐转移到史学，海外汉学及日本明治以来思想史。
在最困难的时候碰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芮传明老师，他的方向是中西交通史，摩尼教研究，在国学论坛上他和江小鹤主持摩尼教研究专栏，在我国当代来说，摩尼教研究无出其右，他早期的论文大多集中于突厥历史研究，翻译过中亚史这本书，此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博士考试的指定教材。他为人及其谦和。我因为读过季羡林的书，对中西交通史，西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相当感兴趣，跟他谈了一下我的想法，想考他的研究生。他告诉我上海是不适合研究这种专业的，那是一个商业化的地方，过多的关注热点，而且只有他一人研究这个方向，他向我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太山和王永兴的夫人立李锦绣，他说那里有一个团队有着很好的氛围，我知道那里有一个欧亚学研究学会，余太山先生毕业于新疆大学，对西域史地有很深的研究，也是国内极少研究柔然的学者，因为我当时想把柔然当作一个研究方向。王永兴先生刚刚仙逝不久，他是陈演恪的高足，她的夫人自然会受到陈先生的影响，而陈先生和王国维则是当之无愧的史学泰斗。延边大学毕业的李花子也在那里主持东北亚研究。可是我知道以我的学识和年龄已经很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研究西域史至少需要学习梵文巴利突厥粟特阿拉伯伊朗藏蒙等古文字，而我毫无基础断无可能有所成就。我记得白鸟库吉，这位日本东北亚研究的鼻祖曾说过，东北亚研究在世界来说是一个盲点，因为他的提倡，日本的东北亚研究很快成为世界中心，金毓黻先生说过，日本的学术著作十卷中必有一卷是东北亚研究的，世界学者研究这个领域需要参考的都是日本著作，而日本作为外族在研究上必然有些谬误，于是发奋图强终于写成一书，这就是先生东北通史的由来。
于是我逐渐对古朝鲜发生兴趣，想把这做为我的研究方向，我查阅了中国历史典籍关于古代朝鲜的历史，对于古代朝鲜我一直不认同姜孟山先生关于箕子朝鲜是传说的看法，自从史记以来中国史籍多有记载，朝鲜古代的口头传说也可以相互印证，我一直赞同日本学者的说法，那时的分封地不会超过辽西，箕子后代是一步步迁移到王俭城的。朝鲜古代的传说檀君最早见于三国遗事，上面说这个记载来自魏书，我查阅了现存的魏书没有这个记载，我怀疑皎然是编造的，但是他引用过别的史料都能查到出处，比如引用唐书说箕子封于孤竹。我查阅魏书原来有好几个魏书，三国王沈一本，隋朝时有一本，即使魏收的魏书也曾经遗失过一些章节，因此我怀疑檀君是箕子未来朝鲜时候的朝鲜土著的古代传说，如果能找到逸失的魏书，可以证明此事不虚，这要依赖于考古的发现。王国维曾论证过殷商最早生活在河北中北部一带，因此这些地方与商有着联系是不可置否的。
古朝鲜的起源与扶余有着密切关系，吕思勉先生根据诗经韩诗考证，它的发源地应该在陕西北部,后来迁到东北，金毓黻根据丁前谦的考证认为高句丽有两个，古高句丽在汉武帝灭朝鲜时候已经灭亡并设立地方行政机构，扶余之先人就是来自索离，其实就是高丽的转音。他们自称亡人，而史籍上说自先世以来未被攻破，国殷富，这两种观点我倾向于后者。扶余研究是古代朝鲜研究重要一环，史书记载很少，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要有考古学的新发现。历史研究要有新史料的发现，民国的学术有之所以有很大发展依赖于几个方面史料的发现，敦煌藏书，汉代竹简，殷墟的发掘，满文老档的发现，这些一手的资料极大促进学术上的突破。
古代朝鲜历史的研究不能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金毓黻先生已到极至。季羡林先生说过，需要了解古代朝鲜的语言和古汉语，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我想这方面目前国内应用的很少，特别是在古朝鲜的研究上。西方的比较语言学其实真正用于研究历史的为季先生而已，可惜他已经仙逝，在梦里经常梦到季先生和他的老师陈演恪在给我讲梵文和佛经翻译，可惜只是一个梦而已。
自从白鸟库吉先生开创日本东北研究以来，日本在这方面研究傲视寰宇，白鸟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被西方所忽视的地方，朝鲜蒙古鲜卑满洲均起源于此，虽然这种研究有侵略的意图，可是毕竟开一代风气之先。日本的汉学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有我国所不及的，而反观我国过于注重研究渤海等归属问题，政治总大于学术，实在让人可叹。中韩两国在渤海高句丽许多问题上纠缠不清，早期的研究这是一个JQ，总是邀请朝鲜学者共同进行考古挖掘，挖掘资料多带到朝鲜，致使我国这一方面研究大大落后。朝鲜有位姓李的学者早年来到北大，顾颉刚自愿做他的老师，这位学者来中国有一个政治任务，就是搜集古代渤海高丽属于朝鲜的有利证据，后顾先生写信给中央反应过，此事不了了之。在网上看见有人在旧书店找到当年那位姓李的学者在中国的油印资料，此种说法来自那位网友，不知道确否。正因为纠结不清和政治原因，这种情况下孟山先生提出两国论，然即遭到口诛笔伐。
对于古籍史书，史记，帝王世纪，竹书纪年，山海经，三国志，魏书，晋书，北齐书，北史，新旧唐书，松漠纪闻是研究早期朝鲜史不可缺少的。诗经的材料吕思勉也曾用过用来论证扶余起源，王国维对早期商史的考证对箕子朝鲜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线索，金毓黻的东北通史，渤海国长编都是力作，值得借鉴。日本这方面研究白鸟氏最为用功，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研究著作，日人研究极为广博，金毓黻渤海国长编引用大量日本研究成果，惜我之愚陋之人无缘得见日人之研究成果。韩国的古籍用汉文写成，能找到的惟有三国遗事和三国史，还有一本高丽史未从读过，这本书对蒙元史研究及红巾军入朝鲜事很有帮助。加之不懂韩文对现代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共无从得之。季羡林先生曾经哀叹自己不能进行佛学研究，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大饭转而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学术研究最难之处在于没有资料可参考，此谓之我乎。金毓黻先生古朝鲜的方法是用吾国旧籍，参照日人著作，在研究一个民族时注重周围其他民族的研究。姜孟山先生是朝鲜族，因此在研究时候借鉴朝鲜韩国的研究资料上有天然优势，朴灿奎老师和李宗勋老师则继姜先生之余绪为研究这方面之权威，朴灿奎老师的三国志高句丽考证一直未曾拜读。三国时期中国与朝鲜发生关系极为密切，对古朝鲜的研究不可忽视这一阶段。
我处的环境没有过多专业的书可读，加上没有时间，因此没有写过论文。我的工作很忙几乎没有时间学习，为了这次考试最后一个月辞掉了工作，我知道对于我的年龄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虽然做过哈姆雷特式的犹豫，最终就象剑客一样，剑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学术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还是做出了这个选择。我不是科班，跨专业，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我可以克服专业课，可是英语我克服不了，总分311，政治75，英语29分，专业课207，去年的录取分数线只有270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心碎的结局，也许我的一生再也没有机会走这条路了，那是一种绝望，痛入骨髓的绝望，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可以通过英语毁灭一切。哀哉鲁生，年逾三十，一事无成。悠悠苍天，人皆有命，逆天而行者，吾是乎？
当年史可法睡在古寺的桌子上，他刚刚写完一篇文章，左公光斗时任学监，在古寺邂逅史可法，左公看完他写的文章后大为赞赏，脱下他的外套给熟睡中的史可法披上，悄然而去。后来考试即面授第一。后左公受阉党迫害关在监狱，史可法打点关系，冒死去见他的恩师，恩师托以国事。后史可法孤军守扬州以死殉国。史可法遇上左公为他之幸，左公遇上史可法为国家之幸。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生穷困潦倒，不是因为他的文章不行，只是没有遇到周进而已，子曰君子哀其同类，周进也是很大年龄才中举，这种经历使他同情范进才多看了几遍文章，到第三遍时才发现他的文章字字珠玑，哀叹世上多少糊涂官埋没了许多的人才。如果现在我只有20多岁，我想我总可以有机会实现我的梦想，而我已经32岁了，崖山之败再无南宋，也许我的一生从此无缘于学术了。
最后想谈谈关于一些学术的见解，分为文学，史学，海外汉学三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