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和李斯

韩非和李斯

韩非与李斯的恩怨，数千年来一直是人们喜欢纠结的公案。大概是因为其中有很多现实生活------历朝历代的现实生活-----的折射所以才如此“脍炙人口”吧。其结论异常的简单：李斯因为担心自己向来憧憬的仕途和富贵而不顾同门之情，不仅在秦王面前恶语相谗而且用药赐死韩非。其人性之恶劣，道德之败坏，让人作呕。

然而，这样简单的结论让人简单到无法相信可以适应于那样复杂和漫长的人生。即使是我们这样的俗人都可以明断“其中”的是非。以韩非和李斯的学问和修养岂会不明智到如此的境地：一个到了外国置自己外交使命于不顾，大谈存留自己祖国的“利”处，一个背着千古骂名一定要治自己的同学于死地……这样的两个俗人，如何做的未来历史中让人回味无穷的大事业？

而且这个说法的本身即有许多令人怀疑的地方。

第一，李斯嫉妒韩非的才学，怕他在秦始皇面前得宠，而抢走自己的位置，不能继续飞黄腾达，荣华富贵。这个说法需要商榷。其时的李斯在秦国并不是什么显要。李斯初入秦在吕不韦为秦相之后，所以才有李斯为吕氏门下的一段经历。吕不韦之败在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其后五年，秦灭韩，又十年左右，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期间的丞相无考，吕不韦之后发达的人物有不少，李斯也是其中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斯当时不是秦国的丞相。因为在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刚统一的秦国的丞相是卫绾，李斯那时不过是廷尉。而且是跟卫绾不同的意见，估计这算是一种争执。当韩非入秦之年，为始皇十四年（前233年），远在统一完成之后前十余年，十余年之后的李斯仍然不能位极人臣，可以想见十余年前，李斯的官职也不是很显赫，虽然他的“蚕食”政策为始皇所采用，大概也只是始皇对于才俊的一种特殊赏识。因此这个时候的李斯实在犯不着穷奢极欲的排斥异己，更多的应该是好好表现给秦王看，即使他要排斥异己也犯不着针对着刚到秦国的自己的同学，而应该是秦国内部的政客。

第二，当日所谓“陷害”韩非的并不是只有李斯，史上留下名字的还有一个姚贾。姚贾何许人也？姚贾是拿着秦始皇的钱去离间诸侯的说客，可能是纵横家的一员，而这个政策大概是应侯范睢政策的继续和演变。韩非上书秦王正是“恶毒”的攻击了姚贾。然后姚贾又反唇相讥，李斯正是在这时添油加醋，成就了陷害韩非这个悠久到不能磨灭的名声。但是韩非并没有说李斯的坏话，而是说姚贾的奸诈狡獗，则史书上所谓：“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恐怕多是姚贾主之，李斯可能只是从犯。

但是李斯为何会帮助一位佞臣来攻击与自己并无利害而又颇有感情渊源的老同学韩非呢？

鄙见以为这是关系秦政治的内部集团与阶级互为牵扯利益的原因，而绝非李斯与韩非私人恩怨所可以导致。李斯和韩非是这件经典大案的当事人，当然脱不了干系，但如果以此而夸大其中二人之一人的责任恐怕也不能让地下之先贤可以心服。

政治从来就是一件看似简单实际却很复杂的事。

韩非是韩国的王族成员，早已经被注定与政治结缘。李斯是荀门的高弟，一心要功成名就，在自己值得纪念的年华里亲身经历了秦国的崛起和强大。可是二人毕竟是历史中的人物，有许多自己根本无法决定又不可改变的东西。被历史主宰也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比如，秦人的政治传统。

秦人的政治传统有过几次变化，但不是本文的重点，可以忽略。所要说的是：在韩非李斯的时代，掌握秦国政治的是法家传统派（关于法家分派请见拙文《先秦法家史略之结论》http://panxinghan.blog.sohu.com/85312168.html），这是自应侯范睢以来相对稳定的一段，而其重臣如昌平君、文信侯吕不韦、王龁、蒙骜、王翦、桓齮、杨端和等，当然还有本案的主人公之一李斯，都是昭襄王后期以后才崛起的，也就是在范睢相国之后，且是长久的主持着秦国的朝政大局(直到秦始皇完成统一，前后约五十年)，期间虽然有一个“天下第一丑男子”蔡泽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将应侯的丞相地位扳倒，但自己也只不过当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有一位“传说中的”孟尝君也曾染指过秦人的丞相大位，然而最后避难狼狈的需要“鸡鸣狗盗”之士来解救。还有一位“传奇”的长信侯嫪毐，富贵的出奇，嚣张的也出奇，倒霉的还是出奇，尚没有成为权臣就被消灭了。可见这一时期的秦人政治是法家传统派一直吝啬的把持着不容任何“编外人士”染指。至于吕不韦，大概是因为晚年想法多了，试图改革这种法家传统派一家主政的局面，他编的那部《吕氏春秋》是很不喜欢法家的，是很崇尚儒家的，（参看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和秦始皇反目成仇，客死他乡，而这又证明了秦人的法家传统派是何等的强势。

李斯正是在这个时期入秦并参与秦人政治的。他初入秦时即投奔文信侯吕不韦恐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大概当时法家传统派的领袖之一即是文信侯，李斯是法家的大师，当然要找一位“志同道合”的人做自己事业的基石。虽然职位卑微，却好在有了些许希望，吕不韦的倒台对于强大的法家传统派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但对于李斯来说或许还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著名的《谏逐客书》便是李斯对这个机会的把握，使得籍籍无名的他一下子就亲密接触到了高高在上的秦王政。

就在这之后不久，韩非入秦了。同样是荀子学生的法家大师韩国公子韩非是对秦政治和历史有着深刻了解的。他岂会不知道此时秦人政治的主流是法家传统派？他又岂不知道他的同学李斯在秦是将要“游刃有余”的潜力股？韩非入秦因为其外国使节的身份可以面见秦王，在这次对话中，可以推测的是：韩非不仅做了外交上的工作-----这就是《存韩》，一定还与秦王，后来的始皇帝，嬴政，探讨到了有关法家和秦国政治的学术问题。而这一点恐怕正是韩非不得不死秦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秦王何以那般得意“韩非子”学说的一个有力的推测。

韩非从学于先秦时代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这正是法家传统派的渊源。而成长于久受法家纯粹派浸染的韩国。因此韩非绝对有可能有一个法家学派中无可媲美的理想，这就是综合法家传统派与纯粹派之分歧，建立一个强力的同一的法家学派，以与先秦其他的诸子百家争鸣，尤其是学术上极为嚣张的儒家和墨家。这是先秦法家中高瞻远瞩的策划，是超越时代的先见，是可以为同样超越时代的秦王嬴政所能够理解和支持的，而也是当时包括李斯在内主持秦国政治的法家传统派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参见拙文《先秦法家史略之结论》）。李斯以为自己不如韩非的地方正在此，秦王政得意韩非的地方也在此，法家传统派担忧的地方同样在此。

因此，虽然韩非并没有在秦王面前言李斯之是非，也没有批评法家传统派主导的秦国政治，只是痛骂了势力佞臣姚贾，深情的演讲了存留韩国对于秦国一统事业的好处。却仍然不能为强大的法家传统派所容，姚贾是先锋，李斯是前台的执行者。因为韩非给秦人所带来的影响是给雄才伟略的秦王嬴政提供了改革秦国自孝公以来的法家政治传统的可能性和选择性，而其改革的对象即是几乎不可一世的范睢以后李斯亦在其中的法家传统派。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区区同学之情面前，李斯不得不被迫选择自己信仰的文化和承载这个信仰的文化集团----法家传统派。吕不韦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一向精明的李斯是不会重蹈覆辙的。

而且，即使李斯不杀韩非，韩非直接得罪的姚贾之流也不会放过韩非，即使李斯、姚贾不害韩非，二人背后强大的法家传统派集团也必然要置韩非于死地而后快。

历史正是这样演进的，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韩非在秦下狱，当时的秦王政是知道这件事的，但是无力改变，这自然也是因为主政的法家传统派的压力，况且秦王政本来就与此派集团关系密切。

奇怪的是韩非竟然屡次上书欲陈己怨。以韩非之学术修养，他不会不知道这些都是徒劳，以当时的形势，他一定也明白法家传统派，即使此派中还有一位老相识的李斯，都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太史公司马迁也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大概也是在怀疑这点吧？！

不久，李斯给韩非送去了毒药。这一段，很有想象的空间，可惜历史并没有更多的记载，依我想来，当年同窗共学彼此深刻了解的二人见面之后那种复杂的情感恐怕有如生死之交的再度重逢一般，当李斯命狱吏推开狱门的那一刻，当韩非在狱中见到老同学的那一刻，当李斯掏出毒药无奈的摆在韩非面前的那一刻……或许不需要语言，也或许李斯的这个举动是当时让韩非可以解脱的最好的选择……那一刻，他们二人，真的不需要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