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人7分目录
 清代匾额：恩赐举人科举的第二级考试是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由皇帝派专门的主考官，以布政使、按察使以及以后的巡抚为监考官；乡试共考三场，三场都过关者称为“举人”。“举人”可以直接授官。由于乡试的录取名额按中央指定的数目录取，故取得“举人”的地位相当不易。 中国的科举制度从公元606年隋炀帝大业二年至公元1905年，清末慈禧废除科举制度共存在1299年，是古代国家通过逐级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是仕途必经之路。  举人碑科举时代，应考者一般被称为“赶考者”，他们必须要跨过四大步，极少数才能到达顶峰考取“状元”。首先要经过县州级考试，这级考试叫“童试”，靠中者称为秀才；再经省级考试，这级考试也叫“乡试”，考中者称举人；再经过国家级考试，这级考试叫“会试”，考中者称贡士；贡士再经皇上亲监考，这级考试叫“殿试”，考中者为进士，前三名为鼎贾三元，考中第一名者称“状元”，第二名称“探花”，第三名称“榜眼”，其他进士称“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 秀才是一种身份，举人有当官的资格，但不一定能当官，进士是全国统一分配的官员，状元、探花、榜眼就留在皇上身边当官了。  举人所以要四次、两次应乡举。而明清的举人则较为优待，一旦中举就永远具有继续赴会试的资格。明清的举人还有一个不同於前代的地方：可以因此进入仕途。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进学後仍然贪穷，被为不起；一旦中举，亲戚邻里都去奉承他，连张乡绅也去攀世交、送银送屋，就因为举人不仅取得赴会试的资格，而且也算是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  举人故居明朝侍郎宋琰年轻时，一次乡里瘟疫大作，他姑姑家闹的最厉害，别人都远远躲避，没有人敢上门，宋琰说：“如果这样的话，她家要绝种了！患难不能去救恤，要亲戚干什 ？”就去住在姑姑家，煎汤熬药，救活了她们全家。 长洲人吴宽少年时有介行，百里外一富户请他来家里给儿子开馆作老师，她家女儿刚刚成人，窥见吴宽，喜欢他，朝夕做了肉羹派丫鬟送给吴宽，吴宽就以别的原因解馆离去。朋友追问他，他也不说。五十多年后，那女子早已故去，吴宽才说出这事来训示子孙。 成化二十年，五十六岁的陈献章和族弟坐船自京师还乡，船至广东阳江，遇强盗乘小艇劫去船上人财物，献章在船尾，呼喊说：“我有行李在此，你们可以拿去。”强盗问：“你是谁？”说：“我叫陈献章。”强盗举手作礼说：“我们是小人，不知道惊动君子，希望不要见怪。船上人大概是先生的亲友吧，我们怎 忍心抢夺？”放还财物后走了。 据考证，明、清两朝，恩平市圣堂镇歇马村学子考取功名或有官职的有670多人，从九品至正二品的官员有430多人，其中获举人以上功名的有285人，当上二品官员的有5人，故此，该村一直被人们尊称为“举人村”。  歇马村在近代和现代，该村大有名气的人也不少。在歇马举人村，尚存的7间祠堂、200多块举人石碑、清朝皇帝的圣旨石碑、八大旗杆夹及独特的“女人巷”等文物、古迹，记载了“举人村”的辉煌。 在明、清两朝中，歇马村的达官显宦中，最突出的是梁元桂。梁元桂，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中举人，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恩科进士，钦点户部即用主事，历任福建延平、福宁、邵武等知府，还任台澍兵备道兼学督提政。梁元桂家族自其祖父梁君杖以下四代107名男丁中，共有81人获得功名，其中任职朝庭的51人，有4位是二品大员。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在这三个系列中，秀才系列和举人系列的考试均与“学政”这一官职有关。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 1。县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 2。府试。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 3。院试由学政主持。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汉代察举制度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无需经过考试。科举制度建立后，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 ———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1（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 （四）武科考试 清代科举考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岁试文童考试时举行武童考试，科试之年不考试武童。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默写《武经》，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等。其中额，府学20名，小州县7～8名，中等州县12名，大州县15名。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俱分为三场。头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再考试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此为外场；第三场考试策、论，嘉庆后改为默写《武经》，此为内场。武科乡试的试期为十月，各省中额较文科为少。武举人会试落第者，可赴兵部拣选，任用为绿营兵的千总等低级武官。武科会试的试期在九月，中额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 （五）制科 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绪年间"举人考卷"考诸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用人历史，除却君王的“禅让制”和“继承制”外，一般官员的任用不外乎察举、科举与选举三种模式，下面就这三种模式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逐一进行一点探索，以为中国今天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参考。 察举制 察举制是中国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其操作要点是：王朝根据不同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官员担任举主，依规定贡上相应人才，经朝廷检验后给予录用或升迁。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 这种制度。肇始于公元前196年，当时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而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则是从文帝开始的。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特科察举的制度因此正式成立。 由于人人都难免有私心，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也有着十分明显的弊端——那就是主观性太强，一切唯选拔者马首是瞻——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例如，东汉顺帝六年，河南尹田歆掌握了察举六名孝廉的名额，当权的贵族勋戚争相请托，结果真正名士入选的只有一人，其他五人都是走后门人选的。更要命的是：因为察举标准是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 到南北朝后期，随着门阀地主势力的发展，察举制也变得完全不重才学德行，只重家族门第，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是也。从而失去了它整合社会资源，有效维系社会运转的功能，因而被历史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科举制。 科举制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学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 选举制 察举不行，科举不行，那么只能礼失求诸野地把目光转向西方，找来了洋货——选举制。 要讲清什么是选举制，先得弄清什么是民主——如果说“选举”是“用”的话，那“民主”就是“体”：要弄清“用”，不能不先弄清“体”，体用不二。 不过选举制的实行不是无条件的，它起码需要具备这些条件：政治自由，新闻、言论和出版自由，有健全的法律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的一定水平。 人类选官用人制度从察举、科举到选举，这是一个谁也无法阻止的历史进步趋势——其进步就进步在：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之中，个人作用，逐渐减少；民众呼声，逐渐加大，体现出一种人民当家的历史发展规律。对一个国家来说，不是最先进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而恰恰是适合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采用那种制度，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条件，既不沿后，也不超前。最后，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关键是看它出现在怎样一个社会。作为继承者，我们既不能将其一笔扫到彻底批判，也不应该一味追捧，全盘继承。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也必将存在。  灵水举人村“举人”是科举制度下的一个封建名词，“炒作”则是一个现代概念，但京西灵水村却通过举办“中国举人金榜文化节”将两个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时代的名词联系到了一起。文化节在这个“举人村”（该村明清时期考取22名举人、2名进士）开幕，6名高考“状元”“骑高头大马，胸佩红花绶”成为此次活动的最大噱头，该村还准备为今年全国的62名高考“状元”造册铭记。村支书表示通过此项活动展现该村“乡村士大夫文化”，推动“举人经济”。 “举人村”与“状元秀”都是吸引眼球的高爆弹，一时引得议论纷纷。有人认为科举制度作为禁锢思维、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渣滓，现在还要炒作它，还搞“状元秀”，搞“举人经济”，简直是为封建科考招魂，是反素质教育，是文化的倒退。 其实这种看法有对科举制度的误解和对“炒作”的偏见。科举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选拔文官的考试制度，它创始于隋朝，历经唐、宋、明、清，废于清朝末年，历时1300余年。科举制度让贵族和庶民平等地通过参加科考进入官僚系统，实现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拓展了社会的张力，较之门阀世袭制及西欧领主封建制、日本藩封制、印度种姓制更为先进。 延续千余年，对东西方有过重大影响的科举制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块文化、政治瑰宝，动辄将科举制度指责为封建余孽是一种误解，因为禁锢思维、阻碍社会进步只能说是附在科举制度上的保守、落后的文化传统，并不是考试制度本身造成的。现在灵水村能够正确认识这块瑰宝，古为今用，利用“举人村”的优势，通过炒作“举人经济”来实现财富，说明了他们不拘于窠臼、锐意创新的现代经营头脑。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讲究品牌营销的经济，“酒香也怕巷子深”，要想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首先要让别人知道你的东西，而“炒作”就是一种品牌宣传手段。所以，“举人秀”、“状元秀”和做广告宣传自己并无本质区别，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则是灵水村自己的权利，只要不违背法律都是可以的。而且，灵水村炒作“举人经济”的目的也仅仅是招徕游客、招商引资，谈不上在为封建科考招魂和反素质教育。现在灵水村通过炒作引起了众多媒体的报道和读者的评论，至少达到了宣传自己的目的，不愧为现代营销高手。 至于在发展旅游、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一些如开发导致文物古迹受损等问题，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与“炒作”无关，也与“科举制度”无关。  清代举人杭齐苏，顺治二年（1645年）举人，见进士。 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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