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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的第25兵工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兵工厂战略内迁的产物。其前身是1875年成立的清政府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和民国6年改称的上海兵工厂龙华分厂。1938年４月，该厂奉命迁往重庆，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25兵工厂，由著名兵器专家冯朱棣任厂长。以制造枪弹为主，附带生产木柄手榴弹，并代造铜皮、雷管、拉火帽等。本文所附的这枚徽章，是第25兵工厂为庆祝抗战胜利而颁发的，它揭示了那场波澜壮阔的“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 “七七事变”后，为保存国家建设力量，支援抗战的军需物资，补充后方的民用供应，国民政府实施了东部工厂特别是各兵工厂的战略内迁。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324次会议，确定“政府第一期工业政策中心工作就是协助厂矿内迁”，决定所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之工业，均于最短时间移设内陆。同月，国民政府组织迁移监督委员会，上海工商界随即成立了联合迁移委员会，进行迁厂工作。各地内迁工厂多先迁武汉，由于日军迅速逼近，又经武汉、中转宜昌继续内迁四川等地。到1940年，经政府协助内迁的厂矿有448家，机器设备70991吨，技工12164人。兵工厂的内迁再建则着眼于两方面，一是以重庆为中心建立新的兵工生产中心，二是以洛阳、汉阳、衡阳为中心，建立临近战区的兵工生产点。据此，1938年2月7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奉令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持汉阳钢铁厂、大冶铁厂、上海炼钢厂、六河沟铁厂、巩县兵工厂等国防前线大型军工厂内迁再建工作。内迁结束后，直属兵工署的16个兵工厂，已全部分布于平汉路与粤汉路以西地区，其中位据重庆的就占了11个。 在各工厂内迁过程中，广大民族资本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共赴国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投入全部可用的船只抢运，频繁往返于宜昌至重庆段航道，“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元到37元，……而外国轮船每吨运费却收300元到400元，……”。宜昌大撤退中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重担悉数落到中国轮船上,而其中的90%是民主公司承担的。1937年下半年到1939年，仅通过民生公司运到重庆的兵工器材就达9.6万吨。据统计，八年抗战中，民生公司先后抢运军工物资及厂矿器材约20万吨，撤退人员47万多人，民生公司船员有117人牺牲，76人伤残，被炸沉、炸坏船只16艘，毁损6艘。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曾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大批近代化工厂的内迁，对于改变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促进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支援民族抗战、保障军需民用供给作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自1938年各兵工厂在重庆相继复工到抗战胜利，仅重庆的第10、20、21、24、25、50等兵工厂，就生产各种枪弹8.5亿发、各种步枪29.3万枝、轻机关枪1.2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万挺、各种火炮1.4万门、各种炮弹598.3万发、手榴弹955.7万颗，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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