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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号将开辟“名家点评”专栏，不定期请专家、学者、教授、作家、文艺评论家、理论家、编辑对好的文章进行点评，旨在为读者更好地阅读和领会文章，同时对初学写作者也有所帮助。
名家点评：撰史讲有理有据，我觉得，对史的重新解构，“据”应在前，“理’居次位。这样说，并非不重“理”，只是在“史”面前，“据”太重要。《卢公，从钓鱼城下走来》一文做到了这一点，起笔“正名”令人诚服，有了往下读的心气。 文章第二部分，有层层剥茧之功效，依据“续考”，宜昌的古今战略地位呼之欲出。 第三部分尽呈卢翁临危受命，脚下险途，前瞻茫然，先拒后受，然大撤退之交通帅将，非作孚莫属。作者笔触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继续挖掘出卢作孚灵魂之矿的金石：有勇有谋，不乱方寸；事必躬亲，率先士卒；仁心大爱，护卫妇孺……惊天地，恸鬼魂。公司员工、至爱亲子、史书为证，无一不如是评说。文章第四部分，笔触峰回路转，让读者回眸认识卢作孚全人全貌，血脉、学养，创业图奋，精忠报国。再以”据“立文。从钓鱼城走下来的卢作孚可谓是古之君子的”三立“人物：立言立德立功之不朽矣。 从文章的逻辑结构看，纵向梳理，横向发散，纵横交错，形成一个结实的”钢筋“框架，使其楼宇大厦根基牢固，立于不败。 综上，作者的确做到了，超越先前“却有一些就事论事之嫌，有失之泛泛之虞，” 他决心“有必要再谈谈”，也确实谈出了新意，对得起卢翁的大气磅礴，浩然正气的一生。 【点评者：诗 蒂，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卢公，从钓鱼城下走来 文/张诗亚 从1938年深秋10月中旬到是年12月上旬，历时四十余天，鄂西重镇，长江边上的宜昌发生了被称为“宜昌大撤退”，或“宜昌大转移”，或”中国的敦刻尔克“的大事件。史书、媒体等等对此论述不绝。笔者认为，这些论述虽多，却有一些就事论事之嫌，有失之泛泛之虞，有必要再谈谈。首谈其名，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先辨析一下上述几个称谓。“宜昌大撤退”，所谓“撤退”一词是指从前往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位感。而“转移”呢没有前后之分，可以是前后，也可以是左右，其方位感呢远不及“撤退”那么明确。所以，这个“撤退”于是就给了人一种败走，或者退去的意味。而“转移”似乎没有这层含义。因其没有往后撤，往后败退这样的感觉，因此，有人主张用“转移“而不用”撤退“。若是后来著史，或者撰文，如此成”转移“并无不当。 宜昌大撤退：中国的“敦刻尔克”
然而“宜昌大撤退“，本已是历史事件，谈历史，就得尊重历史，以事实为据，其出现远比”宜昌大转移“早，所以，得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其实，”宜昌大撤退“而无论是”撤退“或者是”转移“都只是一个相对而言，都还是局部的说法。严格意义上谈要把其置于全局之中，同全国的形势结合起来看。何为全局？全局便是至少在1935年，国民政府便已在作西迁，或曰内迁的准备，也就是说“宜昌大撤退“从那时就已在大局的未雨绸缪之中！具体怎么撤，且另说，但战略上已经决定了西迁则是关键。虽然，宜昌大撤退的发生有其突发的紧迫性，但以宏观的视角看，则是战略西迁之一部，有其必然性。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4日，他在讲演时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同时，蒋介石又仔细考察了重庆，登浮图关俯瞰两江、上老鹰岩以观形势、过江北、渡南岸，踏勘两江四岸。当年的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接下来的10月6日，蒋介石又到四川，他在成都讲道：“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在此”首省“，其首城又非重庆莫属。重庆为西南之最大工商城市并经济中心，亦为四川，乃至西南外出之要津。且与西南各省素来联系密切。其既有蜀道天险为屏障，又靠西南、西北两大两大区域为依托。即可为回旋之余地，又可为国际交通之联络。 然而，其时中国之政治、经济、文化、实业等等重心，尽在华东、华中、华北地沿海地区，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将其西迁。其次，抗战军兴，沿海必为第一线，而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以武汉位中心的湖北等则为第二线。西南、西北则谓之三线。日军看似一路攻城略地，实则战线拉长，势必因此而转入战略上的被动。这就注定了，能否把中国赖以坚持抗战，赢得胜利，继而，实现民族复兴的资源与人员成功西迁，便直接关乎着，民族的兴亡。这真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这危险，则系于宜昌大撤退！。1937年10月29日，国府最高会议通过并发布《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庚即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1000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连夜登上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林森到宜昌后，换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船于26日抵达重庆。明确了这一大局，无论叫“宜昌大撤退”，或“宜昌大转移”，便有了内涵，有了灵魂。就时间而论，宜昌大撤退在前，而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后。以后来之事来比喻先前之事，从本质上讲，是前后时序的颠倒。宜昌大撤退1938年10月至38年12月，足足四十余天，而敦刻尔克发生在1940年5月底，历时九天。以敦刻尔克大撤退之紧张、艰险、重要来比喻宜昌大撤退似无不可，但以敦刻尔克大撤退来取代宜昌大撤退之命名，则就大谬。如同以儿子的名字，来命名、称谓其老子一样。卢作孚先生的挚友晏阳初先生就这样说过，他称这个宜昌大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晏阳初这样说的本意是在于强调其重要程度，一点不输西方世界所熟悉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以便西方人，乃至整个世界了解宜昌大撤退的意义。
卢作孚 （1893-1952 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公司创始人） 次谈其故。所谓其故，便是这一决定民族命运的大撤退，为什么发生在宜昌，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的缘故。而要探究其故，便又得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来谈。否则，就会难免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尴尬。这把火，是秦大良造白起所烧。《史记．白起传》：“攻楚，拔郢，烧夷陵。”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夷陵，今峡州郭下县。”按：夷陵为春秋时楚先王的陵墓。白起的这把火烧在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这把火所引起的效应，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是一连串的。效应一，这把火一烧，直接导致了了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被流放在汨罗江畔的楚三闾大夫屈原愤而投江。这一效应是直接的，就在当年，然而屈子投江的影响却持续数千年；效应二，这把火点燃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烈焰，这一效应是持久的，直到百年之后，又变成了西楚霸王阿房宫的复仇的大火；效应三，吴蜀之战中陆逊的火烧连营，更凸显了夷陵作为东南坼的吴楚与西望咨嗟的巴蜀之天然屏障的险要。为什么说这些都是白起之火烧夷陵的连锁反应呢？筚路蓝缕的荆楚从立国之际，就困于三峡之中的丹阳。东迁后，便相中了这既有江水之开阔、平缓（此谓之夷），又不失山之高岸、峻峭（此谓之陵）的风水宝地，这便是楚既以之国都，又以之为宗庙、陵寝之所在的历史。自古以来，倘如国破，其君被掳为他国之臣，其民被沦为异族之奴，只要其祖宗、先王之宗庙在，陵寝存，那么，经过奋发，仍可图强，最终复国。譬如，春秋之际（公元前5世纪）越王勾践就被夫差打败而沦为其臣仆，历经十年生聚，卧薪尝胆，最终战胜强敌吴国。其何以能处绝境而重聚民心，克敌复国？其至为重要之处在于其祖宗、先王之宗庙在，陵寝存。这就有了宗族之根蒂，神灵之护佑，聚众之精神。而白起本就是楚人贵胄之后，深知夷陵祖宗神庙、陵寝先王之巨大感召力。他没像吴王夫差那样，让越人之宗庙、陵寝战败国破之后，还能得以幸存，从而又在祖宗神灵的面前，再一次聚众誓师，最终班师后又在此告祭先王。而是，付之一炬，彻底摧毁其拼搏之意志，灭绝其复国之冀望。白起想以焚毁其宗庙之举，彻底毁掉这一有天险可依托的世代生息繁衍之圣地，从而，让信念被根绝的楚人再无聚集之根本。而屈子之最深沉之哀，则在于此复国之心死！说其沉江是因为遭谗言而放逐，是似是而非之泛泛之谈。屈原被放逐久矣，其悲愤莫过于遭谗为君王所误解之初，何以偏偏要等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一把火焚烧夷陵之后？夷陵之火让屈原沉江，却无法烧毁那诗人之魂。不朽的精灵飞升，上下求索，一腔热血，挺身赴国殇。如果说屈子的虽九死而不悔，是楚之文脉之永继，那么，霸王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便是其抗争精神之滥觞。这些，都不是白起那一把火可以烧毁殆尽的。不过，睚眦必报的阿房宫之火，如同白起夷陵之火一样，烈焰之后，灰烬中催生的只是仇恨。不可一世的项羽的这把火在烧毁阿房宫之余，也烧去了关中民心。同样是夷陵之火，只是此火所烧不是楚王陵寝，而是蜀汉刘备之连营。黄初三年（222年）东吴大都督陆逊让历史记住了，夷陵之重要，就在于上可控峡江，下可扼荆楚。对夷陵之战略险要的认识程度，将直接关乎战争的胜负。否则，就要重演白帝城托孤的悲剧。白起的一把火从此使夷陵之”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 内蕴，与血与火捆绑在了一起。有了另类的意味：一是“夷”，南蛮、楚南蛮，“陵”，陵寝，楚南蛮之祖宗陵寝之意；其次，“夷”夷平、灭绝，“陵”，陵寝，夷平楚先王陵寝。汉字原本的多义与特定的历史意蕴，结合起来，夷陵的本意就被扭曲了。历史上曾出现数度改动夷陵之名的原委，不知这是否算是其中之一。早自秦始皇一统六合之元年（前221年），便将“夷陵”改置为“巫县”。到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原属蜀临江郡之“夷陵县”改为“宜都郡”。于是，这便是“宜昌”之“宜”由来。三国吴之黄武元年（222年），又改“夷陵县”为“西陵县”，而“西陵”一名仅仍保留在“西陵峡”之中。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又改了回来“西陵县”仍为“夷陵县”，属宜都郡。直至清顺治五年（1648年），才改”夷陵”为”彝陵”，这一字之改，由“夷”为“彝”其意蕴迥异。“夷”有“平”、“蛮夷”、“夷平”等等涵义，而“彝”，则是屡见于金文的“宝彝”之“彝”，乃青铜礼器之通称。用此“彝”，取代彼“夷”，其意昭然。稍后，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干脆升“彝陵州”为“宜昌府”，从此，便以“宜昌”明世，沿袭至今。而地名的演变又反过来给宜昌、峡江打上了烙印。尤其是历代的迁客骚人，每每从此隘口入峡，其所留下的吟咏，更是在三峡中久久回荡。乾元元年（758年）之际，李白因牵涉到李璘反叛一案而获罪。逆反大罪，按律当斩。但李白却经多方，尤其是，平叛主帅郭子仪等的缓颊，方得以留命，改为流放夜郎。于是，戴罪已是五十八岁之诗人，乃从浔阳（江西九江）溯流而上。于乾元二年秋冬之际，来到夷陵，继而，由此入西陵峡。李白入峡时，正如宜昌大撤退一样，正是秋冬时节。此时上三峡，是由东往西，恰是逆风而上。峡江之水，湍急不如洪水时，但那时的上行，全得靠纤夫拉纤。而纤夫则几乎是蜗移。其如纤夫所唱：“手攀石头脚蹬沙”，攀绝壁爬栈道。上行船的速度，就是纤夫顶风爬行的极限。尽管每日天亮即起，黄昏才歇，也仅能上行几十里水路。流刑途中的诗人，眼看着船夫的艰辛，耳听着苍凉的《三峡谣》：“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他吟出了《上三峡》：“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诗人眼前的是“巫山夹青天”，诗人忧患的是“青天无到时”，而他内心深处反复诘问的则是，莫非在此“三朝三暮”中，将终老自己的一生？如果说流放中的诗人还只是孤独、被动地随着纤夫的爬行，在感受峡江的艰难险阻，那么千年之后的宜昌大撤退，则是以民族之万众一心之磅礴大气在力挽抗战颓势之狂澜！内迁既为战略，国府迁渝已行。而战略重心西移，唯假道长江。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火的狼烟，如烽燧之点燃，沿海一带开始了大大加速内迁的步伐。一时节，大批的军事机器，轻重工业设施，其他各种战略物资，、大、中学校等教育机构，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文化人士、连同大量难民，纷纷向内陆撤迁。随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以及沿江的诸多企业，也相继汇入到这一内迁的洪流之中。溯流而上，这一洪流先是云集在战时初期的中心，武汉。当1938年春夏之交，武汉会战开始之际，武汉之危局，又迫使所有已撤至武汉的工厂设备及机关、学校再次动迁，一部分往长沙、大部分经宜昌再往重庆等地。如此庞大的战略转移，需要协调的方面太多。协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这就必须有序进行。长江的形势以及轮船的状况，要求恰当的分工。1938年5月1日，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在武汉议定，宜昌以下的汉宜线主要由招商局负责。宜昌以上的宜渝线主要由民生公司负责、而宜昌则是装运、交接的关节点，也是及各负其责，又相互协商的接洽处。宜昌，历来被称为“川鄂咽喉”。而1938年秋冬之际的宜昌，实则已成为“国之咽喉”。说是系中国之命运的咽喉毫不为过。就在当日，招商局的一艘名叫“裕平”号的大型货轮满载器材驶抵宜昌，从此，揭开了战略西迁联合抢运的序幕。10月23日，霜降当日，临危受命的卢作孚即以交通部次长、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身份飞抵宜昌。而在此时，国民政府鉴于日军已经开始兵发宜昌，故担心日舰沿长江快速西进，遂下达了“沉船锁江”的命令。命令卢作孚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往武汉下游之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长江，阻拦日军沿江进犯。这一所谓“壮士断腕”，自毁阻敌的命令，已然摆在了卢作孚面前，而卢公认为这是纯粹的自绝生路之举，故而，断然抗命。慷慨立下军令状，力陈其可在枯水期之前完成抢运积压在宜昌的全部物质与人员。其时已届霜降，还有半月即是立冬。此时的长江水正从夏秋之际的洪水期向冬季的枯水期过渡，按照历年的水文情况，从宜昌往上入峡江的中水位也就剩有40天左右。此间稍大的轮船尚能航行，进入枯水期，水位下降，吃水深的运载大型设备的船只，就根本无法航行。要在着有限的40天之内，把所有滞留在宜的人员、物资尽数撤退到安全地带，按照常理来看，这是个死局，是个几无可能完成的任务。自宜昌入峡江，险滩恶浪丛生，航道顿时狭窄，甚至，极仄之处仅容一船通过。故而，凡由下水之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溯流而上的，1500吨以上的轮船，俱不能再往上水行驶。凡往上水之无论乘客、货物等等，都必须在宜昌“换乘”，换上能在峡江行驶的马力大、载重量小、吃水浅的轮船。当时，在宜昌亟待抢运的各类兵工设备、器材等即有十三万吨之多， 此外，还有从下江、沿海一带迁往内陆的近80家企业的机械制造、化学、电机电器、食品、造船、印刷、纺织等机器、设备等等堆积在宜昌两岸的码头上。沿江码头上,堆积的10多万吨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赤裸裸地杂乱堆放在江边的荒地上，日晒雨淋,有些都已生锈“。宜昌两岸数公里，皆散乱堆着各种物资。卢作孚深知，“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可当时的运力，能走川江的船只主力是民生公司的轮船，其次有三北公司、招商局等船队，另有两艘外轮。其中，最多的民生公司，也就22艘。这些船，按照总运量满打满算。从宜昌到重庆，每月充其量不过6000吨。而必需抢运的物资，多达十几万吨！因此按照当时的运力计算，则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此外，小小的、面积仅2平方公里的宜昌古城城人满为患，可谓达到了史无前例程度。平时仅有10万多人口的小城，流动人口猛增至50万。而40天的大迁徙中，经宜昌入峡江的人口总数高达350万。一时节所有旅店、学校、寺庙、教堂里,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爆满。不少找不到住处的人，只得露宿街巷、秋末初冬之际栖身于屋檐之下。逃难的人群之中有作家叶圣陶，他已苦等7天，仍一票难求，面对无数混乱绝望的渴求船票的人潮，他凄然吟句:“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而进犯的日军，天上有飞机、江面有舰艇，陆上有铁骑，正卯足劲全面向宜昌进逼。拼死抵御的国军，在长沙组织会战，在万家岭痛歼顽敌，尤其是33集团军，张自忠殊死拼搏，在枣宜之战中殒命疆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大撤退争取时间。情况分外严重。而在此内外交迫的情形下，卢公的军令状是有胆魄，也是有根据的。面对空前严酷的现实，“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我父亲十分镇定。他对那些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有礼貌但很坚决地说: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卢作孚次子卢国纪如此说。1938年10月23日，正是联合抢运议定会后的第二天。卢公当即又召开了抢运有关单位，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各轮船的船长、引水、宜昌港的技术人员连夜商讨，所谓“谋定而后动”，商定出了在40天内，完成抢运物资的详细计划及其具体措施。在此通宵达旦的会上，卢公以1936年枯水期之分段航行的经验为参照，以40天为限，与诸同仁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严密、合理、紧凑的总体方案。摆在卢公面前的运力是，能参与抢运的民生公司轮船有22艘，此外，还征用了长江上各类大小木船达2000余只。根据各类船只的情况，确定其运载；一，创造了唯一切实可行的“三段航行法”，即将宜昌至重庆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万县，万县至重庆。然后，将最重要且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直达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至奉节、巫山或巴东等港口，暂且卸下，留待今后转运；峡江不夜航，故船只只能白天航行，因此，装卸安排在夜间，以此将运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二，在沿江各港紧急增设码头、增雇3000多名工人，系统调配，重点突出，白天抢航运，夜晚抢装卸。卢作孚要求码头、轮船、装卸人员紧密配合，一分一秒也不放过。实行全线一体，统一调度。总之，系统安排，分类处置，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上下戮力同心。大计谋定，一切便有了条理，大撤退行动步入了有条不紊的状态。于是，卢公开始他策略推进的第三步，也是至为重要的一步。第二天一早，卢作孚便将所有曾在轮船公司闹着要求立即安排入川的各单位负责人召集陇来，亲自当众宣布了自己的方案：“请你们放心,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在40天的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此一斩钉截铁的话语，顿时引发了会场内外一片欢腾。当即有人慨然泪下。各单位一下就像吃了“定心丸”，一下从慌乱失措中回过神来，纷纷着手清理自己的设备和器材，或配套、或装箱，按照总体安排，等待装船起运。而更让这些交运单位赞叹不已的是，民生公司“不二价”的竭诚待人之道。“其他公司商轮，宜昌到重庆要黑市客票价300元，装货每吨要360元，与平时运费不能比。而民生公司客票价仍照平时出售，只卖18元，难童免费，供给膳食。装运货物公物，仍收每吨30元，从不趁火打劫。”项锦熙介绍道。卢公军令状气壮山河，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数以百计的工厂、企业之机器设备得以入川，其时，几乎是中国全部的航空工业、兵工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老底。使中国工业基础得以在战火中保存；几十所学校、医院、文化机构以及大量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的精英得以幸存，为中国的文脉的承继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物资和人员，在物质与精神上，为国家保存了元气，粉碎了军国主义的日本企图封锁中国，灭亡中国的企图。卢公何以能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继而，不辱使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宜昌大撤退的奇迹？对此，有不少人回忆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卢作孚亲历亲为。“我跟着卢先生一起,躲过日军的轰炸。他一点没有惊惧,带着我们踩着弹坑走。”当时负责轮船调运工作的顾烈成如此忆道。“1938年秋,我在民生宜昌分公司做会计。晚上宜昌分公司办公室灯火通明,卢先生就在这里坐镇指挥,白天他还要处理大量的事务。有时候还要到船上、岸上、码头查看,非常忙碌辛苦。有时,日本飞机在头顶盘旋轰炸或轰鸣而过,情势十分紧张。”民生老职员王廷琳回忆。“那时候卢先生已经是交通部次长级的大官员了,但他经常穿便服,下河、上船,查勘货物的装运情况。我看见他穿的便服,就是民生公司下属三峡织厂所产的三峡布制服。当时我们民生公司的职工,不论职位高低,每人都有一套。当时在场的搬运工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在宜昌撤退的日日夜夜里,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收发报机一天24小时响个不停,从上游各港口和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紧张地处理着各种电文,所有的电文都要送给卢作孚审阅和批示。“从宜昌行船到重庆,全程648公里。当时船队不仅要躲避日机的轰炸袭击，还要在长江三峡里冒险穿越。这一段航道狭窄，滩多水急，涧溪密布，两岸悬崖绝壁，遮天蔽日。礁石林立，险滩密布，光急滩、险滩、浅滩就有158处之多。所以,船队只能在白天航行。”民生老员工郑新说道。“卢先生还作了最坏的打算。万一因战事关系,不能按40天的计划完成抢运任务,哪些东西该抛弃，都要各交运单位作好思想准备，并提醒各交运单位注意：凡运出去的机器设备，必须注意配套，以免运到后方，缺这缺那，成为无用的废铁。”曾参与宜昌大撤退的民生职员周仁贵,被卢作孚的责任感和认真细致打动。“我父亲作为整个抢运工作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工作尤其忙碌。他对长江上游全线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知道每一只船什么时候航行到什么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资正在哪一个港口卸货,知道哪一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上驳船,从而准确地指挥整个运输工作。”卢国纪说道：“我父亲喜欢在深夜的时候,亲自到江边码头上去检查装货情况,向装卸工人和船员询问各种问题,并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1938年底,父亲回到重庆。我见父亲并没有变多少,仍旧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精力充沛,但很明显,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遮不住疲惫的暗影,他更瘦了,身体更弱了。”“这时候,我父亲亲自率船前往距敌约20多公里的平善坝,连夜装船,天一亮即运走。民生公司职工们看见他身先士卒,异常感动。大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上游安全地带。”“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三段航运法,充分利用了难得的四十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大后方。”宜昌文史专家朱复胜说道。瘦削的卢作孚亲自护送数百名孤儿难童进舱。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挥着小手,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向卢作孚和他身边的人群告别,齐声唱起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老舍先生在其《自传》里，也有经宜昌入川的亲身经历，:“宜昌城内天天有空袭,在这里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热闹。等了一个星期,民生公司一位黄老翁帮我们买到了票,铺位在甲板上。我们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们浮着水走就好。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三峡多么值得看,可是看不见,人太多了,若是都拥到船头去观景,船必会插在江里,永远不再抬头。”卢公自己也有记述：“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全体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办量”。“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机器物资也已经大部分运出。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1939年元旦,国民政府向卢作孚颁发一等一级奖章；同年10月10日,又向卢作孚授予三等采玉勋章。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为卢作孚在抗战期间著有勋绩特颁给胜利勋章。然而，透过这些所作所为，卢公身上向世界昭示了什么？卢公，合川人氏。合川者，三江汇聚之处，钓鱼城傲然屹立之处。此地自古是巴国之腹心，巴人之乡土。宋末至巴人之抗拒蒙元强敌之入侵，挽狂澜于既倒，将一代天骄蒙哥大汗击毙，使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永以此地为伤心地的事实，自小便成为传奇，其宁死不屈之精神，早已深深地熔铸在其心中。其血液里流淌的永远是殷红、滚烫的对家国的炽热。自1898年英国冒险家立德乐驾驶着一艘名叫“利川号”的、七吨的平底小火轮，从宜昌入三峡，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重庆，开通了轮船行驶川江的航道以来，国人，尤其是巴蜀的国人，就梦想着办国人的轮船公司，在自己的川江上，行驶自己的轮船。1925年秋，卢公弃学从商，在合川，筹办民生实业公司，想以川江航运为起点，奠定基础，继而兼办其它实业，再进而将实业与教育结合，促进其社会改革，以实现其振兴中华之抱负。次年，筹资八千元，亲赴上海打造载重70.5吨的浅水铁壳船“民生”轮一艘；庚即在重庆召开“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选郑东琴等9人为董事，卢公为总经理。首开嘉陵江之渝—合航线，从此，开始了其从内河走向大海的航运之路。至1935年，民生公司以其人性化经营、待客诚信、优质服务等等，一统长江上游航运，曾经不可一世的外轮公司纷纷退出了川江。 同时，卢公兼办其它实业，将实业与教育结合，促进社会改革等等，亦大有成效。1927年春，卢公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一职。从此，将一个素以匪患猖獗的“三不管”之地，变成了乡村建设实验区。建成了重庆最大的天府煤矿，不仅为民生公司提供源源不断至能源，还为社会所用；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开设医院、建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兼善中学等各种学校；“九一八”翌年，组建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并发布《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宣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宜昌大撤退临危受命，任命其为交通部次长，很多人看到了卢公之民生公司实力，卢公之无人可以比肩之川江航运之经验，以及其卓越领导力、亲和力、威望等等，却罕见有人提及其骨子里流淌着的从巴蔓子开始，到钓鱼城一以贯之的巴人之血脉！这巴人之碧血，总是能让人在家国危难，民族存亡之秋，挺身而出。君不见，抗战烽火中，有多少身着麻衣，足蹬草鞋的壮士出川，而慷慨赴死？卢公，从钓鱼城下走来！他走进了宜昌大撤退，从而，演绎了这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宜昌大撤退以及伟大的抗日战争，如同熊熊的烈焰，唯有那展翅振羽的火凤凰，能在烈火之中，一冲而上九霄，遨游天际。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张诗亚，男，重庆市人。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教育学一级学科负责人、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教育学原理博士点负责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校外考试委员。曾先后到香港中文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伯尔尼大学讲学。 出版专著10余部，译著19部，主编著作48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文章80多篇。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最高金额和10余项省部级以上奖励。2007年被遴选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他提出的《关于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中推进“更新工程”的建议》被教育部采纳，并由西南大学等高校进行了“顶岗实习”的试点，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影响。该成果也获得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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