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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前两年，中国境内也有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撤退：在短短40天内，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13万吨货物和3万余人员转运至四川，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
这是面对民族危亡的中国民众用自己不屈的意志，创造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倘若，没有1938年在川江航道上发生的“宜昌大撤退”，中国抗战的历史会怎么样?无数专家的回答都是一样：不堪设想！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落入敌手。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至此，中国国土精华尽失，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决定中国不被灭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武汉西部长江岸边宜昌城内的9万吨重要战略物资，还有10万名聚集在宜昌等待入川的军政两界要员及其部下与附属人员，外加100万吨左右的零散物资和不计其数的难民。
前者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船队。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保存工业实力，中国沿海的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并源源不断来到湖北宜昌。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涌往宜昌的货物和难民达到了高峰。
这其中，有九万吨战略器材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不及时入川，不仅大后方军事工业重建大费周折，如被日本人掠去，后果不堪设想。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此时，摆在卢作孚面前有两道难题。其一，长江滩多水急，不利于船舶通行，再加上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只有40天，时间紧迫；其二，船舶的运载能力太小。最大的轮船一次仅能载600余吨，最大的客船只能载200余人。民生公司内走道上标语“一致克服国家的困难，事业的困难”
从10月24日到以后的30多天，滔滔长江上，各轮船多装快运、分秒必争，24艘轮船、850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码头搬运口号高昂激烈、峡江拉纤号子低沉回荡。
麻烦的是，那段时间，日军飞机也加紧了对宜昌和川江航线的轰炸，几乎每天都有轮船、木船被炸毁的消息传来，卢作孚怀着强烈的义愤心情，一边紧张地处理各种善后工作，一边指挥紧急抢运。
“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灯光照耀着货船，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这是卢作孚后来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除了与紧迫的时间以及危险的江水搏斗，转运船舶还要承受空中日军敌机的轰炸。从卢作孚所作的统计中，可以看到轰炸的惨烈：“第一次炸沉最大轮船一只，第二次沉没四只，损坏一只，第三次沉没一只，损坏两只，第四次沉没一只，损坏一只，这一本小册子正在草写的时候，第五次的轰炸又来了……”
凌耀伦主编的《民生公司史》称，“战时民生公司的船队实际上成为一支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的，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
敌人没有放松对这支“运输舰队”的轰炸，以致民生公司遭受了重大的损失，16艘船舶被炸沉、炸毁，117名船员牺牲，76人伤残。
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在短短的40多天内，卢作孚和他创办的民生公司日夜穿梭，终于在枯水期来临之前,把所有人员以及重要物资的三分之二安全转运到大后方。
事实上，在最紧张的40多天的抢运之后,“宜昌大撤退”还在延续。直到宜昌沦陷，民生公司运送的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据统计，此次抢运中成功撤出部分兵工单位和轻重工业厂家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申钢厂、大鑫钢铁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珍贵历史文物等单位，仅抢运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央陆军学校等数十所。
正是得益于这次抢运，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长江上游的大后方又相继建立起来，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发，炸弹6000颗，子弹几百万发，军用十字镐20万把。在此后7年的抗战时间内，这些被成功抢运的单位和人员，为最终抗战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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