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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证的现代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所瞩目的课题；研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脾胃学说。随着国家“七五”攻关对脾脏本质研究课题的结束，胡氏[1]等对脾虚证的研究概况进行了综述，危氏[2]对脾胃学说与脾虚证研究的现状予以了评估。90年代以来，对脾虚证研究的热度出现降温的趋势，但国内仍有不少学者怀着浓厚的兴趣，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从临床与动物实验对脾虚证的现代研究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脾虚证的诊断标准、动物模型复制、脾主运化、脾主肌肉、脾主统血等方面。研究涉及脾气虚证、脾阳虚证、脾阴虚证、脾不统血证。
1 研究进展
1.1 脾虚证诊断标准
全国中西医结合虚证与老年病研究委员会于1986年制定了“中医虚证辨证参考标准”，1986年重新修订，其中脾虚证辨证参考标准为：①大便溏泄，②食后腹胀、喜按，③面色萎黄，④食欲减退，⑤肌瘦无力。具备三项（本证常与气、阴或阳虚证同存）。1987年卫生部药政局颁布《中药治疗脾虚证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有关脾虚证标准如下。
⑴脾气虚证诊断标准：包括脾虚与气虚两部分，脾虚主症：①胃纳减少或食欲差，②大便不正常（溏、烂、先硬后溏、时溏时硬），③食后腹胀、或下午腹胀。气虚主症：①舌质淡、舌体胖或有齿印、苔白薄，②脉细弱，③体倦乏力，④神疲懒言。次症：口淡不渴、喜热饮、水泛清涎、腹痛绵绵、或喜按喜温、或得食则减、或遇劳则发、恶心呕吐、脘闷、肠鸣、消瘦或虚胖、面色萎黄、唇淡、短气、排便无力、白带清稀、浮肿、小便清长、咳痰多清稀、失眠不寐。诊断：①气虚主症2个＋脾虚主症2个，②气虚主症、舌象＋脾虚主症2个，③气虚主症、舌象＋脾虚主症1＋次症2个；以上三项中具备一项即可诊断脾气虚证；诊断参考指标：要求有50例以上观察对象治疗前后同步测定以下两项指标，作为诊断脾气虚和评定疗效的参考：①唾液淀粉酶活性负荷试验，②木糖吸收试验。
⑵脾虚中气下陷诊断标准：脾气虚诊断＋内脏下垂（脱肛、胃、肾、子宫下垂等）或久泻不止、或滑精等一项。
⑶脾气虚夹湿诊断标准：脾气虚诊断＋大便溏泄、舌苔白腻等。
⑷脾不统血诊断标准：脾气虚证诊断＋慢性出血。
⑸脾阳虚诊断标准：脾气虚诊断＋阳气虚诊断（阳气虚诊断：①畏寒，②肢冷，③大便清稀、完谷不化，④口流清涎）。
⑹脾阴虚诊断标准：脾气虚诊断＋阴虚诊断（阴虚诊断：①舌质嫩红，②苔少、或苔剥，③口干少饮，④食欲差）。
之后，198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中医内、妇、儿科等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993年卫生部颁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包括中医内、外、妇、儿、眼、耳鼻喉、肛肠、皮肤、骨伤等9科406个病证，均涉及到脾虚证的诊断与疗效标准；这些标准较具权威性，使脾虚证的辨证走向规范化。
此外，尚有各脾虚证研究单位、证候规范化专家、研究者个人等制定的脾虚证诊断标准，陈氏认为此为脾气虚证诊断依据的多样性。故可认为脾气虚证诊断的多态性说明中医证候规范的难度[3]。
近年，杨氏[4]等在运用计算机对500例脾气虚证医案进行统计的基础上，根据脾气虚证症状发生率的高低，确定出每一症状的分值，制定了脾气虚证分级（轻度、中度、重度）量化诊断标准。邱氏[5]通过以整群抽样取得的549例各科各系统病人（包括脾虚229例，非脾虚320例）的四诊资料对以往建立的“脾虚证诊断计分表”的诊断效果做了前瞻性的研究；该计分表诊断脾虚证的几项主要评价指标的结果为：患病率41.7%，准确度91.3%，敏感度93.0%，特异度90.0%，阳性预测值86.9%，阴性预测值94.7%，阳性拟然比9.30，阴性拟然比0.08，诊断效果满意。孙氏[6]等通过对90例多系统多病种脾虚证患者的研究，采用多指标探索脾虚证的定量诊断方法；发现随着木糖吸收率的逐步降低，脾虚证各种症状的出现率不断升高；除周围血管阻力逐渐上升外，唾液淀粉酶活性、血液流变学检测、心功能、血红细胞、血红蛋白及淋巴细胞转化率等指标值均逐渐下降，并与木糖吸收率呈正相关，有显著性意义；按照上述规律，将脾虚证分为Ⅰ、Ⅱ、Ⅲ度，并列出各度的症状出现率及检测结果，初步提出脾虚证分度定量诊断法。
1.2 脾虚证动物模型
1.2.1 脾虚证模型
1977年，北京中医学院建立了限量饮食脾虚模型[7]。张氏[8]等以过量大黄水浸煎剂胃饲树，实验第8天动物出现与临床脾虚相似的症状，如溏便、倦怠、不爱活动、被毛枯槁、体重下降等；对其肝、十二指肠超微结构的研究表明，脾虚动物相邻肝细胞间紧密连接松弛，十二指肠粘膜上皮吸收细胞微绒毛变短，而在胃饲四君子汤后上述症状减轻而恢复正常。
1.2.2 脾气虚证模型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1980年报道运用中药大黄，塑造中医“脾虚”证动物模型[9]。近年来，苦寒泻下、饥饱失常、甘肥过度、劳倦伤脾等各类脾气虚证模型相继问世。罗氏[10]等采用偏食法（先食酒、后食醋）建立了Wistar大鼠脾气虚证动物模型，并从血液学、免疫学、组织化学、组织病理学以及超微结构等方面对该模型进行观察。傅氏[11]等用劳倦与饥饱因素塑造大白鼠脾气虚证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形态学研究。王氏[12]等以马属动物驴为造模对象，以破气苦降的厚朴三物汤加饮食失节法塑造脾气虚证动物模型。阚氏[13]等也报道了用耗气破气理论塑造脾气虚证动物模型。李氏[14]等在采用劳倦、饥饱失节方法制造脾气虚大鼠模型基础上观察其骨骼肌细胞的组织化学改变。梁氏[15]等建立了以泻下与劳倦的脾气虚大鼠动物模型，此模型具有泻下药物用药剂量小，造模时间长的优点，造模因素更接近于临床脾气虚证的病因和久病致虚的特点，且易于复制。刘氏(16，17)等分别用大鼠胃饲秋水仙碱、X射线照射大鼠腹部塑造脾气虚模型。
1.2.3 脾阳虚证模型
裴氏[18]用番泻叶造成大鼠脾阳虚证模型，王氏[19]则用大黄造成家兔脾阳虚证模型。易氏[20]等利用过劳、饮食失节法配合苦寒泻下法复制了大白鼠脾阳虚证模型。
1.2.4 脾阴虚证模型
辽宁中医学院王小明建立的饮食失节加劳倦过度加甲状腺激素和利血平脾阴虚模型，陈氏[21]等以番泻叶加甲状腺片致类脾阴虚模型。
1.2.5 脾不统血证模型
彭氏[22]等在偏食法塑造“脾气虚证动物模型”的基础上，用过酸法模拟成“脾不统血黑便证（上消化道出血）动物模型”，醇酒法模拟成“脾不统血便血证（下消化道出血）动物模型”，破血法模拟成“脾不统血肌衄证（肌肤出血）动物模型”。
1.2.6 脾虚证病结合模型
陈氏[23]等建立了大鼠脾虚、胃病的证病结合模型，对证病结合模型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氏(24)等用20%番泻叶浸剂灌服豚鼠，3天后肛门注入5%冰乙酸0.1ml，复制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豚鼠脾虚型溃疡性结肠炎模型。
1.3 脾虚证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对脾虚证的临床与动物实验研究几乎各大系统（消化、内分泌、神经、免疫、物质代谢、血液、肌肉运动及组织的病理形态等），根据中医“异病同证”，脾虚证是慢性消化系统疾病（慢性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胃下垂、胃粘膜脱垂、慢性肠炎、慢性痢疾、消化不良、胰腺炎、肝炎等）的主要证型，亦是非消化系统的多种疾病（慢性支气管炎、功能性子宫出血、慢性肾炎、各种慢性出血疾病等）的常见证型，运用补脾药均可取得一定的疗效，故有治脾胃可以安它脏之说。
1.3.1 脾主运化
对脾主运化的研究仍集中在消化系统，认为消化和吸收失常为主的疾患是脾虚证，因此胃肠道功能、胃肠道激素、胰腺功能等下降均可导致脾虚证。
1.3.1.1 胃肠道功能
运动功能：马氏[25]等报道了47例脾虚患者的胃超声图象，发现存在着胃的位置下移、空胃积液、低张胃、排空延迟或增快、胃壁层次及粘膜层光洁度改变等现象，认为可能是产生脾虚证候群的病理基础。王氏[19]对大黄造模家兔的血清胆碱酯酶和胃肠推进运动进行观察，结果认为胃肠推进运动的加快和血清胆碱酯酶的降低可能是脾阳虚证的病理机制之一。曲氏[26]等报道，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实验性脾虚动物胃电慢波节律无明显改变，慢波振幅显著减小，快波振幅也减小，胃运动明显减弱；自然恢复组胃电波振幅和胃运动波仅有轻度恢复，经四君子汤加味治疗后的大鼠胃电波和胃运动波恢复接近正常对照组水平；表明实验性脾虚证动物的胃电波和胃运动波有明显变化，四君子汤加味能够明显予以改善。闻氏[27]等采用大鼠小肠移行性综合肌电(MMC)指标，综合对比四君子汤、木香枳实合剂、丹参川芎合剂及复方对大黄所致脾虚大鼠小肠电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大黄所致脾虚大鼠十二指肠和空肠位相性收缩增强，四君子汤能明显阻断这种变化过程，健脾理气化瘀复方及丹参川芎合剂也有一定的复健作用，木香枳实合剂的作用较差。张氏[28]等采用同步检测胃平滑肌电活动和腔内压力变化的方法及血浆胃动素放射免疫测定法，对63例各型脾虚证患者的胃运动功能进行研究；结果：各型脾虚证患者胃电节律紊乱的程度和电─机械脱偶联率均显著高于健康人；腔内压力波的各项指标均较健康人降低；血浆胃动素水平呈增高趋势，并与胃电节律紊乱成正相关；提示各型脾虚证患者胃运动功能异常可能与血浆胃动素水平增高─胃电节律紊乱─胃机械运动功能障碍有关。
任氏[29]等同步观察脾虚证大鼠血浆和肠组织中胃动素(MOT)的含量及其磷酸川芎嗪(TMPP)的药物动力学(PK)特征，并用四君子汤反证。结果表明：TMPP在脾虚证、正常和四君子汤治疗大鼠的房室模型均为开放型二室模型，正常和四君子汤治疗大鼠间的MOT含量、TMPP的PK参数及血药浓度等观察指标无明显差异，模型和正常组间上述指标差异显著；因此认为大鼠的脾虚状态明显地影响TMPP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四君子汤可恢复脾虚大鼠异常的TMPP的PK特性。潘氏等[30]应用核素检查法比较了慢性胃脘痛患者实证、虚证的胃排空功能，发现虚证（包括脾虚证）的排空迟缓。周氏等[31]采用不透X线标志--钡条法测定了32例脾虚气滞型运动障碍样消化不良患者胃排空功能，结果13例(40.6%)排空迟缓，4例处于临界值(12.5%)，15例(46.9%)排空率正常，提示该类患者存在着胃排空迟缓的状态。
吸收功能：毛氏[32]测定了30例脾阴虚证患者血浆蛋白，发现该证血浆总蛋白含量与正常人相近，但白蛋白减少，球蛋白中α1与γ增加，α2与β有增加倾向，A/G比值降低；脾气虚患者蛋白总量降低，各类蛋白比的变化与脾阴虚证相似。陈氏[33]等研究表明异功口服液的健脾益气作用可能与直接补充人体缺乏的氨基酸尤其是必需氨基酸，促进蛋白质的合成，改善机体的代谢功能有关。戴氏[34]等测定了32例脾虚患者的血清游离氨基酸（FAA）含量，与20名健康成年人测定值比较，提示脾虚患者血清中有多种FAA含量降低，可能与肠道吸收不良有一定的关系，患者血清蛋白浓度及免疫功能低下可能与FAA水平降低有关。易氏[35]等用小承气汤合并半量饮食塑造小鼠消化功能紊乱模型，选择补益方剂四君子汤，观察其对小鼠小肠吸收功能、体重、自主活动以及肝脏线粒体氧化磷酸化效率和细胞能荷的影响，从整体验证该方的作用。结果表明：小承气汤组小鼠小肠糖吸收功能低下，体重下降，自主活动能力减弱，肝线粒体呼吸控制率和肝细胞能荷值均低于对照组，而四君子汤组各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大剂量四君子汤组更为显著。提示四君子汤具有纠正胃肠功能紊乱和调整肝脏能量代谢的作用，因此认为脾主运化应涉及两方面内容：胃肠消化吸收过程（外运化）以及被吸收的物质在肝脏相互转化和能量的生成过程（内运化）。
1.3.1.2 胃肠病变
任氏[36]等通过对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虚证胃粘膜活检标本超微结构的观察，发现胃粘膜各类线粒体的退行性病变，是脾虚证发生的病理基础。劳氏[37]等发现脾虚患者胃、结肠粘膜组织学发生改变，如胃粘膜微绒毛变稀，线粒体数目明显少于健康人，并有肿胀、膜缺损、嵴断裂、基质变淡等改变，其主细胞的酶原颗粒数亦明显减少；结肠粘膜柱状细胞微绒毛较正常人变稀、数目明显减少等改变。
1.3.1.3 唾液淀粉酶
广州中医学院脾胃研究组[38]根据中医“脾开窍于口”、“涎为脾液”等观点，以及临床上脾虚患者无论是口味或是唾液的质和量等大都异常的现象，对脾虚患者唾液中的消化酶-唾液淀粉酶的活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唾液淀粉酶活性比值，是反映脾虚证候本质的重要指标，其活性于酸负荷刺激后多下降，而正常人多为上升。这一结果被全国多家单位重复，并于1986年郑州召开的全国虚证会议上被定为脾虚证诊断的参考指标。
1.3.1.4 胃肠道激素
郑氏[39]等发现71例脾虚证胃痛患者胃窦粘膜中D细胞数量显著减少。D细胞分泌生长抑素，有抑制胃泌素、胃酸和胃蛋白酶原分泌的作用，故推测D细胞减少是脾虚证患者的一全重要病理学形态指标。涂氏[40]等发现脾阳虚型和胃阴虚型的血清胃泌素及尿胃蛋白酶值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张氏[41]等对30例脾虚泄泻患者回肠末端、横结肠和乙状结肠粘膜中P 物质（SP）和血管活性肠肽（VIP）进行测定，发现脾虚泄泻组结肠末端SP含量较无腹泻组和非脾虚泄泻组显著增加；脾虚泄泻组的乙状结肠粘膜VIP含量较无腹泻组也显著增加，与非脾虚泄泻组比较有增加趋势，提示SP和VIP可能与脾虚泄泻症状有关；根据脾虚临床表现和VIP 的功能，在脾虚泄泻中，VIP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李氏[42]等用成年雄性大鼠50只，分为正常组、脾虚组、自然恢复组和治疗组，观察小肠粘膜组织结构及粘膜内胃泌素细胞和5-羟色胺细胞的变化，结果：粘膜未见明显异常改变，脾虚组胃泌素细胞和5-羟色胺细胞分泌功能活跃，这可能与脾虚证发生有关。马氏[43]等报道了大鼠脾虚模型组血浆、胃窦及结肠组织中生长抑素含量均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而且脾虚型血浆中生长抑素含量与胃窦组织中生长抑素含量呈显著正相关，故认为生长抑素含量的升高可能是脾虚证的病理基础之一。周氏[44]等对大手术后脾虚患者血中激素水平测定结果表明：脾虚患者血中胃动素（MOT）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胰多肽（PP）明显低于正常组、血管活性肠肽（VIP）、生长抑素（SS）、胰高糖素（Glu）、胰岛素（Ins）则与正常组无显著性差异。任氏[45]等报道脾虚泄泻患者血浆、十二指肠降段的胃动素（MOT）低于对照组和非脾虚泄泻组，降结肠、直肠的前列腺素（PGE2）高于对照组和非脾虚泄泻组；认为脾虚患者MOT和PGE2含量的异常可能是脾失健运的实质之一。金氏[46]等通过动物与临床同步观察和相关分析提示：脾气虚证胃动素升高，免疫球蛋白下降可能是脾气虚证的病理机制之一；非脾气虚证胃泌素、胃动素升高，免疫球蛋白下降，可能是非脾气虚证的病理机制之一；运动障碍型消化不良病胃泌素、胃动素下降，胰高血糖素升高可能是运动障碍型消化不良病的病理机制之一。结果说明了中医证和西医病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1.3.1.5 胰腺功能
金氏[47]观察了115 例不同疾病脾气虚患者的消化吸收功能，发现胰功肽和木糖均降低。毛氏[48]观察到脾阴虚证胰功肽排出率降低，表明胰腺外分泌量减少，小肠吸收能力低下，其变化与脾气虚一致。杨氏(49，50)等通过对血清淀粉酶、胰淀粉酶同工酶及胰脂肪酶的测定，发现脾气虚证大鼠模型和脾气虚证病人均存在上述酶活性的降低，且胰淀粉酶同工酶活性下降的幅度与脾气虚证的程度具有相关性，故认为胰腺外分泌功能降低可作为脾气虚证的病理机制之一。
1.3.2 脾主肌肉
1.3.2.1 “脾气虚”时能源物质的改变
ATP 是骨骼肌运动的直接供能物质，ATP（ADP 、AMP ）的浓度可表明细胞能量代谢的功能；肌糖原和脂肪是肌组织的能量贮存形式，它可反映机体能源物质的利用情况。熊氏[51]等的研究发现，脾虚大鼠肌糖原含量显著低于正常大鼠肌糖原含量，对脾虚大鼠用健脾益气糖浆进行治疗7 天后，其肌糖原含量虽然仍低于正常动物，但其回升显著快于自然康复组；李氏、孙氏、杨氏[52-54]等研究表明：“脾气虚”动物模型的ATP含量和能荷值、肌糖原和脂肪的含量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减少，通过服用健脾益气类药后其含量较自然恢复组明显增高，说明“脾气虚”大鼠骨骼肌存在着能量产生及能源物质的不足。
1.3.2.2 “脾气虚”时磷酸原供能系统的改变
杨氏等[4]研究发现M-ATPase 含量在脾气虚时降低，这一结果为脾气不足时出现四肢痿软、不耐疲劳等现象提供了依据。
磷酸肌酸激酶（CPK ）能催化磷酸肌酸释放出高能磷酸根，并移给ADP产生ATP ，为肌肉应急收缩提供能量来源；同时，在肌肉中ATP 含量剩余时，CPK又催化ATP 转变为ADP ，脱下高能磷酸根转移给肌酸，形成磷酸肌酸，以贮备供需要时使用。因此，CPK 的双向调节作用是肌肉能量代谢中较为重要的环节。郑氏[55]等、杨氏[56]等通过对运用大黄泻下法所致NIH 小白鼠的脾气虚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脾气虚组动物血清及骨骼肌内CPK 酶活性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继而对47例脾气虚证的胃病患者进行了血清肌酸磷酸激酶及其同工酶的测定，发现脾气虚证患者治疗前的CPK及其肌型肌酸磷酸激酶（CPK--MM）活性明显低于与之对照的脾胃湿热组和肝胃不和组，经扶正健脾治疗后，CPK 及CPK-MM的活性升高，认为CPK-MM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脾气的 盛衰。
1.3.2.3 “脾气虚”时糖酵解供能系统的改变
测定肌糖原的含量可以了解肌糖原的贮存情况，推测糖酵解的能力，从而判断肌肉对剧烈运动的耐受程度。杨氏[54]等研究发现，大鼠骨骼肌Ⅰ型纤维和Ⅱ型纤维的糖原含量在脾气虚时均降低，并以Ⅱ型纤维的降低尤为显著。根据造模因素的分析，肌糖原含量的降低与营养物质的吸收障碍，肌糖原合成不足和肌细胞有氧氧化不足，使糖酵解功能增强，肌糖原消耗过多有关。
磷酸果糖激酶（PFK ）与乳酸脱氢酶（LDH ）是催化糖酵解的两个重要的酶，LDH 和PFK 的活性可反映细胞内无氧酵解的程度。李氏及孙氏[52，53]等研究发现，“脾气虚”动物模型的骨骼肌中LDH 和PFK 的反应较对照组增强，尤以II型纤维明显；相对酶活性均较对照组明显增加。通过服用健脾益气类药物，LDH、PFK的酶反应活性较自然恢复组明显弱。同时发现，骨骼肌中参加LDH的构成和激活的微量元素锌和铁的含量也相应增加。说明“脾气虚”者骨骼肌细胞内无氧酵解活跃，从而使与无氧酵解有关酶的活性增加。王氏[57]等通过对脾胃气虚患者及82例慢性迁延性乙型肝炎辨证为肝郁脾虚证的患者血清中LDH 的测定，得出与动物实验不一致的结果，发现LDH 的活性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经治疗后LDH的活性随着脾气虚证的消失而恢复到正常水平；提示脾气虚证与能量代谢有关，并推测肌肉活动时所产生的乳酸可因LDH 活性下降而积滞，这可能是脾气虚者常见肌肉酸困乏力的原因之一。
1.3.2.4 “脾气虚”时有氧代谢供能系统的改变
线粒体的结构变化：线粒体是细胞生物氧化的主要场所，骨骼肌代谢以有氧氧化为主，因此骨骼肌收缩活动所需能量与线粒体密切相关。
李氏[52]、杨氏[58]及裴氏[18]等研究发现，“脾气虚”动物模型的骨骼肌线粒体的形态与数量发生异常改变：伴随着肌原纤维间线粒体的数密度减少，线粒体的体密度增加；线粒体数量减少，大小不一，肿胀（可为正常线粒体的数倍），嵴部分或全部消失，基质透明，甚或溢出线粒体外，线粒体外膜结构破坏等；经健脾益气类药复健，其结构恢复接近正常对照组，而自然对照有所恢复；说明“脾气虚”所致肌肉失养的病理机制之一为骨骼肌线粒体结构损伤，从而影响骨骼肌的有氧代谢；也显示了健脾益气类药物具有缩短脾气虚证时损伤的线粒体修复时间的作用。
肌红蛋白（Mb）的改变：Mb是一种氧合含铁血红蛋白，主要在心肌和骨骼肌内生成。它接受从血红蛋白运来的氧，运输并贮存于肌细胞内，为肌肉组织供氧。裴氏等[18]研究发现“脾阳虚”动物血清Mb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提示脾阳虚时，肌肉组织氧的运输和贮存不足，从而可能会影响肌组织的有氧代谢。
与有氧代谢有关的酶的改变：琥珀酸脱氢酶（SDH ）、细胞色素氧化酶（CCO）、辅酶Ⅰ-四氮唑还原酶（NADH-TR）是细胞氧化过程中重要的酶。SDH 是线粒体三羧酸循环中的第一个脱氢酶，其组织化学反应能很敏感地反映氧化代谢的状况，其活性与线粒体数目平行改变，一般认为属线粒体的标志酶；CCO 及NADH-TR是参与线粒体内膜的呼吸链上氧化的重要酶，可作为细胞中氧化代谢程度指标。
李氏[52]、杨氏[54]等研究发现，“脾气虚”动物模型骨骼肌中SDH 的反应颗粒细小，各型纤维的相对酶活性均较对照组低，差异显著；CCO相对酶活性较对照组低；两型纤维的NADH-TR含量下降。通过服用健脾益气类药物SDH及CCO、NADH-TR的酶反应活性及其含量较自然恢复组明显增强。说明脾气虚证大鼠骨骼肌细胞的有氧氧化效率较低。
1.3.2.5 “脾气虚”时骨骼肌的形态变化
李氏等[52]研究发现，“脾气虚”大鼠比目鱼肌超微结构可见Z线增宽、肌浆网扩张，通过服用健脾益气类药（四君子汤）大鼠骨骼肌超微结构接近正常。杨氏[58]等研究发现，“脾气虚”大鼠骨骼肌肌纤维明显变细。根据Ⅰ型纤维和Ⅱ型纤维骨骼肌细胞的平均截面积（A ）的测量，脾气虚组大鼠两种肌纤维的A均下降，其中Ⅰ型纤维较对照组下降了33％，Ⅱ型纤维下降了67％。通过服用健脾益气类药物复健后，肌纤维A 增加。说明肌纤维的蛋白质分解以Ⅱ型纤维为著。骨骼肌蛋白质的分解增强，反映了在脾气虚状态时，机体的代谢异常不仅表现在能量代谢方面，也影响到蛋白质的物质代谢，使肌肉组织的蛋白代谢呈负平衡状态。骨骼肌的上述病理改变，是脾气虚时肌肉不耐疲劳和剧烈运动的原因之一。杨氏[59，60]等通过多年的脾虚证与肌肉能量代谢关系的研究，已逐步将中医“脾主肌肉”的理论应用于运动医学领域，以提高运动能力、抗运动性疲劳等。
1.4 脾主统血
孙氏[61]等报道利用补元饮（由红参、黄芪组成）治疗血液病脾不统血症30例，其结果为：显效7例，占23.3%；有效8例，占26.6%；进步11例，占36.6%；无效4例，占13.%；总有效率86.%。张氏[62]将胃病患者分为脾不统血、脾气虚证、血热妄行、胃中积热四个证型，并与正常人进行了红细胞免疫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红细胞免疫花环试验与中医“正邪相争”的理论有密切联系；脾不统血判断标准，与其它各型脾胃病的鉴别、标本缓急、病情轻重及病理转归之间的判断；红细胞免疫环试验成为一种重要参考指标。肖氏[63]等观察193例，均经纤维胃镜确诊，包括急、慢性胃炎，胃炎伴十二指肠炎，胃、十二指肠复合性溃疡等病；辨证为脾不统血、脾气虚、脾中积热、血热妄行；结果：脾不统血组、脾气虚组的全血粘度均有下降，与正常组及其它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以脾不统血组下降更为明显，与脾气虚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脾不统血组、脾气虚组的红细胞比积均有下降；认为脾不统血组的全血粘度、红细胞比积均明显降低、血沉明显加快，反映了红细胞数量和质量的异常是本证的一部分实质。
1.5 脾虚证与免疫功能
1.5.1 非特异性免疫
谢氏[64]等发现驴脾气虚证模型血清β-葡萄糖醛酸苷酶(β-G)含量明显低于正常，而血清巨噬细胞及白细胞中酸性磷酸酶（ACP）含量升高。徐氏[65]等发现脾虚证小鼠全血白细胞吞噬功能下降。章氏等发现脾虚患者溶菌酶水平低下，许氏[67]等则观察到血中巨噬细胞吞噬率及吞噬指数明显下降。
1.5.2 细胞免疫
丁氏[68]等对30例脾虚证和20名正常人的末梢血OKT系统和T细胞亚群分类、淋巴细胞体外白细胞介素2（IL-2）的分泌功能进行测定，结果：脾虚证患者与正常人相比，末梢血中T淋巴细胞总数、辅助性T细胞（TH）明显减少、抑制性T细胞（TS）相对增多，TH与TS比值异常，单位淋巴细胞体外分泌IL-2功能无明显改变；说明脾虚证患者细胞免疫功能降低，免疫调节机制紊乱，免疫抑制占优势。
刘氏[69]等发现脾虚证患者外周淋巴细胞转化率低于正常；实验研究证实脾虚证小鼠的外周血T淋巴细胞的分化增殖能力下降[70]。葛氏[71]等发现脾虚证小鼠胸腺细胞内DNA合成减少，胸腺细胞和T细胞发育增殖受到影响。万氏[72]等报道大黄脾虚模型小鼠脾脏的IFN-γ、NK细胞功能及IL-2活性均明显低于正常。
1.5.3 体液免疫
万氏[73]等通过对实验性脾虚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增殖周期和免疫细胞化学的研究发现，脾虚动物脾细胞DNA及IgM合成不足，脾B细胞增殖能力降低。脾虚证患者外周血IgG、IgM、IgA及补体成分含量变化的临床报道不尽一致[74-76]。丁氏[68]等发现酸刺激前脾虚患者唾液sIgA水平明显高于正常，而酸刺激后其下降幅度亦较正常人为高，提示其sIgA储备不足。唐氏[77]报道脾虚患者肠液sIgA含量明显升高。翟氏[78]发现虚寒泄泻型患儿粪sIgA低于正常。
1.5.4 红细胞免疫
刘氏[79]等观察脾虚泄泻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 结果表明：脾虚泄泻组的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RBC-C3b-RR）显著低于脾虚非泄泻组和健康对照组（P<0.01）；脾虚泄泻组的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RBC-IC-R）显著高于脾虚非泄泻组和健康对照组；而且C3b-RR与木糖吸收率、红细胞数、血红蛋白、血浆白蛋白等呈显著正相关，IC-R与上述指标显著负相关；提示脾虚证者小肠吸收功能障碍所致的贫血、低蛋白血症使红细胞C3b 受体数量减少或损伤或活性下降，导致红细胞免疫功能降低，脾虚泄泻患者病变程度较重，故其红细胞免疫功能降低也较明显。张氏[80]等发现脾气虚及脾不统血病人红细胞RBC-C3b-RR与胃中积热和血热妄行病人比较明显降低，而偏食脾虚大鼠RBC-C3b-RR也明显低于正常。
1.6 脾虚证与微量元素
李氏[81]等测定了36例脾气虚患者血浆与红细胞中微量元素，结果：红细胞中铁升高。铜降低，经益气健脾治疗后铜升高，铁降低、血浆中锌降低，铜、铁升高，治疗后铜、铁降低，锌升高，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马氏[82]等观察了40例脾气虚患者，结果锌与铜及铜锌比值下降，镁有升高倾向。焦氏[83]等测得54例脾虚证血浆锌、铜含量均降低，但铜锌比值升高（P<0.05），硅降低，钼有升高倾向。梁氏[84]等测定了53例脾气虚证患者血清中锌、铜、钙、镁、铁的含量，结果：脾气虚组锌、镁的含量均明显降低，与正常组相比均有非常显著性的差异；脾气虚组铜的含量明显升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差异；脾气虚组铜锌比值明显高于正常组；脾气虚组钙、铁的含量虽有轻微升高，与正常组比较均无显著差异，提示脾气虚患者存在有微量元素代谢的异常，其含量的变化与中医脾虚证有一定的关系。
1.7 脾虚证与微循环、血液流变学
杜氏[85]观察了50例各类消化道疾病脾虚证患者，其甲皱微循环血流缓慢、血球积聚袢顶25例，管袢模糊、苍白和血管变异23例，红细胞数减少36例。聂氏[86]等观察了5 种疾病共计324例脾虚证患者甲皱微循环变化，发现管袢形态多有改变，血流流态与袢周状态均有改变，经治疗后改善。贾氏[87]等观察到脾虚证甲皱微循环主要表现为微血流速减慢，可出现红细胞聚集及血管袢周围出血、管袢交叉和畸形增多、清晰度下降、微血管袢顶瘀滞，各型的积分值均显著高于正常人对照组；舌尖微循环主要表现为异常管袢增多，显著高于正常人对照组；血液流变学改变的特点为全血粘度和血浆粘度增高、血沉增快、血小板聚集率增高、血沉方程K增大，而血球压积、红细胞电泳、纤维蛋白原等指标则与正常人组无明显差异。黄氏[88，89]等从机体对药物作用特征的角度，同步研究了健康与利血平致脾虚大鼠的血液流变学及磷酸川芎嗪（TMPD）灌胃后的药代动力学、结果脾虚证的药物动力学特征为：TMPD在体内的空间位置状态由双室变为单室模型；药物浓度值增加，血液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增加；7项血液流变学指标提示脾虚大鼠处于典型的“浓、粘、聚、凝”的血瘀状态；结论：脾主运化、四肢、肌肉与脾之气虚血瘀可能是脾虚大鼠特征性药物动力学的机制之一。黄氏[90]观察脾虚证患者的血液流变表现为高粘状态、供血障碍、出血倾向，并有贫血现象，即血浆比粘度及红细胞硬化指数明显增高，红细胞聚集指数及红细胞压积明显降低；甲皱微循环则表现为组织器官供血不足。杨氏[91]等报告运用血液流变学甲皱微循环检查方法对34例脾阴虚证患者进行了多项指标观察，并与35例健康人对照分析。结果显示脾阴虚证患者具有微观血瘀的征象，其全血比粘度、血浆比粘度、红细胞硬化指数增高，血沉增快；甲皱微血管血色暗红、袢顶扩张、红细胞聚集、血流缓慢瘀滞，甲皱微循环形态积分值、流态积分值、袢周状态积分值及总积分值均增高。揭示了脾阴虚证与微观血瘀证同时共存的客观现象及两者内在的相关性。提示对于脾阴虚证患者，在补益脾阴时，佐以养血活血之品实属必要。
1.8 其它
钱氏[92]等观察到脾阴虚证，包括消化道疾病、甲状腺机能亢进、多种癌手术后和夏季热等，其血浆环磷酸腺苷酸（cAMP）明显降低、环磷酸鸟苷酸（cGMP）明显升高，变化趋势与脾气虚证相近。王氏[93]等选择马属动物驴和大白鼠为实验对象，通过对骨骼肌、心肌、胃肠血管平滑肌等的研究，认为脾气虚证发生机理首先在脾主运化这一主要环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红细胞膜蛋白变构使携氧能力下降；二是各组织的线粒体破坏和能源物质储存下降，导致氧化磷酸化作用受阻和酵解代谢增强；三是胃肠粘膜屏障和微绒毛破坏，影响吸收功能。李氏[94]等对脾虚证研究表明：脾气虚证、脾阳虚证和脾阴虚证动物模型的血清脂质过氧化物升高，抗氧化酶活性下降，机体抗氧化能力显著降低，心肌、骨骼肌、肝和小肠线粒体超微结构异常，且有轻重之别；提示脾气虚证、脾阳虚证和脾阴虚证与生物膜的损伤及其损伤程度有密切关系。刘氏[95]通过大白鼠脾阳虚模型的研究，结果提示脾阳虚时机体的过氧化速率增强，抗氧化能力下降，但机体仍存在着对过氧化作用进行应激反应潜在能力；从分子生物学生物膜角度，为脾阳虚证是多系统损伤综合证候群的理论奠定病态膜学基础。赵氏[96]等应用荧光偏振光技术观察了53例脾虚患者红细胞膜流动性的改变，旨在从分子水平揭示脾虚证的本质；结果显示脾阳虚、脾阴虚患者红细胞膜荧光偏振度明显高于正常人组，其中脾阳虚组更为明显；并认为脾虚患者红细胞膜流动性的这种改变可能与脂质过氧化作用有关。
2 分析与评价
2.1 特点
近4年来对脾虚证的研究较90年代以前，有以下显著特点：①脾虚证的研究已逐渐转移到证病结合研究的轨道上来，如：对脾虚证的诊断标准，制定了针对不同科或某些具体疾病的诊断标准；对脾虚证的证病结合动物模型研制上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②对脾虚证的专题研究，如：脾主运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胃肠道功能、胃肠道激素、胰腺功能下降等方面的研究；而脾主肌肉的研究，通过探讨脾虚证时肌肉与能量代谢间的关系，已突破了原有的框架，将脾主肌肉的理论延伸到运动医学领域中，以提高运动能力、抗运动性疲劳等。并有学者提出“脾虚综合征”这一新的病证诊断学概念[97]。
2.2 问题
尽管对脾虚证的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勿庸讳言，仍存在着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主要有如下3点：
2.2.1 脾虚证的动物模型
无论何种方法所塑造的脾虚证动物模型，尽管出现了某些类似人类脾虚证候的外观表现，但首先忽视了脾虚模型与人体脾虚证病程的差别，人体脾虚证多因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失养所致，病程较长，一般不经适当治疗和调护则自愈的可能性低；而脾虚证动物模型不用复健药亦可很快恢复至正常（如进食量顿时增加、便溏停止、体重迅速恢复等），这与临床实际情况难以吻合。其次塑造的动物模型往往并非单一的脾虚证，中医病因具有非特异性，劳倦、饥饱失常等往往是脾虚、肾虚、心虚、肺虚、肝虚等虚证的共同致病因素；中药大黄苦寒泻下所造成的脾虚证模型，在胃肠有超微结构的改变，在心与肾亦有同样超微结构的变化。大黄不仅伐胃，而且伤心与肾，所以这个脾虚模型，也存在着心、肾脏虚的问题，不应认为是单纯的脾虚模型[98]，再加之脾虚模型的自然恢复，给什么补药（补脾、补肾、补心、补肺、补肝）都能奏效。因此以方测证，即以健脾益气法反证脾虚证模型的成功与否有待商榷。杨氏[99]认为中医实验研制的“证”的动物模型面临着种种问题，指出目前尚未出现反映中医特色、能被广泛接受的“证”的动物模型，其原因是动物模型制作具有一定难度，证与方药之间关系不固定，证与症状、体征、实验指标之间关系不固定等。
2.2.2 脾虚证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对脾虚证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可谓盛况空前，但首先存在着低水平重复，致使某些检测指标的结果前后矛盾，难以揭示该证的实质；如环核苷酸、血液流变学、微量元素等往往结果不一致。匡氏[100]、梁氏[101]等已分别撰文对以血液流变学、环核苷酸为指标的证本质研究进行了剖析，对于脾虚证的研究亦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此不再赘述。其次在脾虚证本质研究中，所筛选的指标虽多，但特异性的较少且只能反映脾虚的局部；在脾虚证研究中估计有70余种实验指标，D木糖排泄率低下公认是反映脾虚证特异性较好而阳性率较高的指标之一，但它只能反映脾虚证的局部，因为D木糖试验是反映小肠的吸收功能障碍，而脾虚证的外延远远不只是小肠的吸收功能障碍所能概括的，至少还包括了胃和消化腺所分泌的各种消化酶的功能障碍，因此脾虚证不应等同于西医的“吸收不良综合征”。也提示在脾虚证的研究中，今后不应再把寻求反映证的特异性指标作为重点，因为证是病的阶段性变化，明显受到病的影响和制约；企图以西医还原分析方法从异病同证、同病异证这一良好的愿望中获得证的物质基础，可能并非良策。
2.2.3 治疗脾虚证有效方药还有待开发
如对脾气虚证的治疗，目前优选方是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等，这种固定主方的思路限制了该证治疗方药的深度和广度；以《普济方》治疗脾气虚弱为例有：脾气虚弱呕吐不下食证治、脾胃气弱不能饮食证治、脾气虚弱肌体羸瘦证治、脾虚泄痢证治、脾气虚腹胀满证治、脾气虚弱水谷不化证治等，载方数十种，说明对脾气虚弱证的治疗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拘泥于优选某方。故对脾虚证的治疗，临床上应拓宽思路，突破常规用药模式。
3 展望
中医脾虚证的研究，既要符合中医理论，又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予以阐释，如何有机地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已不仅仅是脾虚证研究中所遇到的困惑，也是整个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难题。任何偏废均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鉴于脾虚证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和暴露出的问题，为了使脾虚证研究得以深入，论者认为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①明确脾虚证的内涵与外延，以及脾气虚证、脾阴虚证、脾阳虚证、脾不统血等诸证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弄清楚这些基本概念，是深入脾虚证研究的重要基础，这需要从文献学、临床流行病学的角度进行发掘和整理。②临床研究与动物实验并举。因脾虚证动物模型目前难尽人意，在此情况下应加强脾虚证临床的前瞻性研究。如脾主肌肉应着眼于对运动系统中骨骼肌的能量代谢的研究，脾主运化可集中于对消化系统中胃肠道激素、胃肠动力学的研究，脾主统血则侧重于对造血系统中有关的血液病的研究等；使脾虚证的研究以证病结合为主。③脾虚证治疗的方药的深度和广度需进一步深入，应在临床中针对不同系统疾病的脾虚证进行筛选药物，形成专病专方专药，从脾虚角度开发胃动力中药、开发提高运动能力及调节免疫功能中药，在复方基础上进行拆方研究以优化组方，确定药物的有效部位、活性成份及药物的作用机理等。④脾虚证有待分化，中医脾脏被誉为后天之本，主运化、统血、主肌肉等，与西医脾的生理功能为造血、破血、储血，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相距甚远。若把脾脏进行剖析，就会发现脾的生理与消化系统中的消化水谷、吸收营养是不相干的，这可分化成胃、肠、胰及消化腺、胃肠道激素等的功能；而非消化系统中诸如脾主运化与水液代谢、脾虚与免疫、脾不统血与血证等则可视为脾本脏的生理病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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