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汴梁：被移植的政治心脏

再造汴梁：被移植的政治心脏

www.dili360.com　2008-10-06 18:43 《中华遗产》2008年10月　撰文/筱竹 摄影／张治平等

杭州古城墙图。男孩身后为城东草桥门，始建于南宋。乡民种的菜常从这里挑进城去卖，故有“草桥门外菜担儿”的民谣

　　再造汴梁：被移植的政治心脏

　　在今日西湖东南涌金池畔，曾经建有一栋气派非凡的大酒楼。酒楼新建之日，宋高宗赵构亲自将它命名为丰乐楼，它曾一度是南宋富甲生活的象征。为什么起名“丰乐楼”呢？这是为了和北宋汴梁闻名遐迩的丰乐楼同名。其实不光是名字，其整体风格都是直接从东京汴梁“复制”到行都临安的，这既可聊表不忘汴京，也可聊作“中兴”的象征。

　　赵构是在1129年南逃至杭州的。两年前，金兵攻陷东京汴梁，挟徽、钦二帝北去，即著名的“靖康之耻”，北宋王朝从此灭亡。宋徽宗九子、康王赵构在河南应天府匆匆即位，之后便率着新朝廷沿京杭运河一路南逃，历经扬州、镇江、苏州等地，短暂停留后，终于来到大运河的终点—杭州。

　　杭州城南凤凰山，枕江倚湖、地势险要，是昔日吴越王宫所在。五代十国时，北方大乱，江南却相对平静。盐贩出身的钱先是当上了唐朝的杭州刺史，后来干脆自己做了吴越王，苦心经营数十年，杭州城区不断扩大，逐渐富庶盛于东南。北宋嘉年间，仁宗《送梅挚出守杭州诗》里，称杭州已是“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这样一座风水宝地自然吸引了无处落脚的赵构。

　　但是，定都杭州的决定在当时的朝廷中仍然引发了强烈的争议，不少从北方来的官员认为杭州太靠东南，生活太舒适，容易灭了光复中原的志向。于是，一开始南宋王朝只是以原来的杭州州治作为行宫。为打出抗金旗号，朝廷上下勉强通过北上驻跸建康(今南京)的议案。但很快金兀术便率金兵南下渡江，高宗无奈，从建康再次南逃，一路经宁波出海，奔至温州。金兵北还后，高宗驻跸绍兴。1132年正月，高宗再次回到杭州。此后，随着抗金形势的好转，宋金对峙局面基本形成，公元1138年，高宗决定以杭州为行在所，实际上即是定都于此。四年后，宋金和议修成，局势进一步稳定，以杭州为都改称临安，偏安东南已是朝廷上下不得不承认的既成事实。

　　虽是“行在”，但只要一日为都，有些功能就必不可少。和古希腊城邦不同，中国的古代城市主要是满足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市民的居住和经济等因素则是次要的，何况是一国之都呢？在儒家文化里，都城的城市形态是有所规定的，首先贵为天子的皇帝得单独住在一座皇城里，另外祭天地，拜宗亲，尊孔子等功能，以及摄领天下事务的一干政务机构等，也都不可缺少。

　　当时曾有两种方案，一是在城西北的西溪湿地新建皇宫，正所谓坐北朝南，北宋皇宫就在汴京西北面。另一种方案便是选择在城南的凤凰山东麓，在杭州吴越国王宫和北宋州治基础上进行扩建。据说赵构在看了临安城的规划图后，在西溪所在处做出批示：“且留下。”这种抉择，一是考虑到节省财力与人力，二是考虑到凤凰山一带作为全城的制高点，便于控制形势。高宗于是下旨，在凤凰山改建皇城，在临安城内扩建京城。皇城坐南朝北的独特格局，更暗合了南宋一朝偏安江左、遥望北方的现状。而赵构的这一选择，直接影响了杭州数百年来的城市格局，繁华的市中心逐渐在皇宫以北成型，延续至今。

　　考古工作者在测绘皇城地图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皇城的南、北门并不在一条南北向直线上，而是存在错位，说明皇城根本就没有一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这一点也与历代皇宫迥异。毕竟起初时局不稳，庶事草创，无暇兴修，再加上受地形局限，又无一次性规划，皇城的改建便只好就势而行，删繁就简，根本无法和北方平地起建的都城相比。

　　自高宗之后，皇城陆续翻修增建，除皇城内崇政、垂拱二殿外，又在京城内外新建圜丘、太社、太稷、景灵宫等礼制建筑和国子监、太学、武学、御书院等文化机构。之后，又陆续兴建秘书省、两相第、太医局和尚书六部等行政机构。绍兴二十八年(1158)，又因“皇城东南一带，未有外城”，于是“诏筑皇城东南之外城”，“增展出故城十有三丈”。

　　1995年初秋，一座气势恢宏，占地三十多万平米的南宋太庙遗址在无数双渴盼的眼睛前显露了鳞爪。根据《咸淳临安志》所附的皇城图，东围墙、东门址和大型房屋基础等遗迹相继被考古队员找到。当时的考古队队长杜正贤激动万分，“明以前的太庙长得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见过啊，而且竟然还是那么浩大的工程。”的确，在中国六大古都中，看得见、摸的着的太庙就只有北京一处，还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而这次的发现则是中国经考古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太庙遗址。

　　说到太庙，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据说在宋室南渡途中，背负太庙神主的太常寺官员慌乱中竟将祖宗牌位给弄丢了，这可急坏了宋高宗，只好下诏访求。高宗经海路南逃至温州后，便将寻回的祖宗神主暂存于此。回到临安后，高宗便命临安府修盖瓦屋十间，暂时充当太庙，又举行了一个仪式，将神主从温州奉迎至临安，安置在新建成的太庙中。绍兴十六年(1146)，礼器局造成了新祭器，但太庙殿室过于狭窄，以致无法陈列。于是便在原来的七间正殿西侧又增建六间，通计十三间。遗憾的是，由于人口过于稠密，1231年临安城的一场空前大火又将太庙烧毁，有人作诗叹道：“祖宗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直到次年新修太庙落成，才又恢复了往日风貌。

　　祖宗的问题是暂时解决了，皇帝私邸和国家政务议事机构也暂得栖身。这使得皇城之外空闲的地皮已很难寻觅，可还有那么多的皇亲国戚，将他们安置在哪里呢？这成了摆在皇帝面前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宋高宗赵构退位后，禅位给儿子孝宗。据载，孝宗侍奉高宗极为恭谨，可皇城里面房屋紧张，哪里还能找出地方来给父皇养老？孝宗于是看上了原来御赐给秦桧住的太师宅。绍兴三十二年，秦桧旧宅摇身一变为德寿宫，退休后的赵构便迁居于此，号为北内。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仿效高宗内禅，将皇位传给儿子光宗后，仍退居于此，只是将德寿宫改名为重华宫。

　　像这样原地改建或者一屋多用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使皇城内建筑也不能幸免。这些主要宫殿一般都规模不大，其长宽高矮仅与大州衙署的设厅相仿佛。而位于皇城南部的大庆殿(初名崇政殿)，功能上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系皇帝正衙所在，竟然是在旧日州治的“射殿”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当时宋皇室的尴尬境地可见一斑。更为有趣的是，正衙大殿不仅属于临时改建，而且还得一殿多用，史载“朔望则权置帐门，以为文德、紫宸殿。按射则以为选德，策士则以为集英”。可见由于安排不下太多的宫殿，一遇到其它事宜，便只好靠临时更换殿牌来行使其它宫殿的职能。

　　就这样， 在南宋定都临安的一百多年间，凤凰山周围九里之内，布满了屋宇相连的南宋皇宫建筑。虽然规模不及汴京大内，但宫殿的格局形制却基本相同，到南宋末年，气势也已华丽非凡，不让东京汴梁。

 

和御街一样，作为市政府的临安府衙署也采用了香糕砖铺砌，且功能齐全

 

　　临安梦寻：拥挤的市民天堂

　　宋室南渡后，不光皇帝来了，官司百工、士庶商贾也随之而来。据考证，临安城区面积仅为15平方公里左右，南宋初年却已容纳50万人，到了马可波罗到来前的淳佑年间，更是再翻一倍，人口将近百万。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口密度呢？据学者估计，淳佑年间临安城区的人口密度已接近每平方公里3万人—以单层或双层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南宋临安城区，其人口密度竟已经超过以多层钢筋水泥建筑为主的现代都市市区数倍。

　　南宋末年临安人周辉，记得他小时候听人说起以前的汴梁，“京师街衢阔辟，东西人家有至老不相往来者”，皇帝出行时则是“甲马拥塞驰道，都人仅能于御盖下望一点赭袍”。而到了南宋，纵使皇帝同样出行，却是“今日近瞻，法驾不远于咫尺也”。如此多的普通百姓究竟如何安置？我们来看一下皇城外的京城。

　　拿出一幅上世纪80年代的杭州地名图，与清光绪年间的《浙江省城全图》放在一起对比便会发现：大多数街巷、河流和桥梁的走向和位置都没有发生变化，而清代的情况又往往是自南宋沿袭而来，只是名称有所更改。这就提示我们，在近代杭州城里实际上隐含了南宋临安的历史遗痕。如果以近代所存的街网河道布局为基点，参照相关文献记载，我们便可由晚及早，上溯推得南宋时期临安城的基本布局情况。而近年来多处重要遗迹的陆续发掘，更为我们一窥南宋临安的城市形貌提供了最直观的材料。

　　整体来看，整座城市宫殿在南，商业生活区在北，呈现出一个南北狭长的不规则长方形，形成所谓“南宫北市”的格局。

　　在“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南宋御街发掘”赫然在列，这是全国唯一一条被揭露出地表的近千年前的御道。作为中国历代都城最重要的街道，御街是皇帝出皇城的必经之路，通常连接皇城正南门和外城正南门的主干大街。而南宋御街则不然。由于皇城位于城南凤凰山麓，所以御街只能从皇城北门开始，由南向北而行，这种情形被称作“倒骑龙”。

　　在今日杭州繁盛的中山路那层层砖石之下，就叠压着八百多年前的南宋御街。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卷烟厂、太庙遗址和严官巷附近均发现了它的遗迹。它南起皇宫北边和宁门外，北至武林门前的中正桥，长达一万三千五百余尺，贯穿全城，沿路都是临安城最繁华的区域。作为全城最重要的中轴线，御街由数万块巨幅石板和宋代有名的“香糕砖”铺设而成，分为主道和辅道两部分，街中心是皇帝出行时专用的御道，两旁是用砖石砌成的河道，河道外边则是供市民行走的走廊。

　　南宋御街究竟有多宽？根据文献记录，北宋汴梁城的御街宽可二百步，有人认为南宋御街应当比照汴梁修建，宽度应可达300米。但对于街巷相对狭窄的临安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考古发掘结果显示，御街的实际宽度仅仅在15米以上而已，实在是够“简朴”的。

　　高宗驻跸临安之初，甚至连一些皇亲国戚也处于家无居第的窘境，因时局所限，他们想要新盖房屋为宅的请求往往得不到批准，只是由临安府负责在城内寻找空闲的官有房屋。这些贵人宅邸因而呈现出相当分散的局面，无法像开封那样集中。如果不看宅第门庭，仅仅从地段上看是很难分清楚的。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士商大贾，都和普通市民一样，混迹于临安这座拥挤的城市之中。

　　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城西清波门内发掘出一处南宋时期宅邸遗址，正房面阔七间，进深三间。中有用香糕砖铺设地面的庭院，并构成多种精妙图案，建筑周围还有砖砌的排水沟。在庭院北部方池和后房之间，则用太湖石垒叠成假山。这是全国第一次发现保存完好的南宋时期的南方园林。通过与《咸淳临安志》皇城图等资料比对发现，这处宅邸遗址原来是宋宁宗赵扩的杨皇后宅邸的一部分。

　　大宋的南迁，不仅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还带来了北部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给临安这个原本温润的“小家碧玉”注入了旺盛的活力。可以想象，当时临安城里搭头碰脸的几乎都是东京汴梁的市民、中原的侨民，他们数倍于原来的“土著”，在语言、饮食习惯、手工业各个方面，毫不客气地冲击着不知所措的临安。然而，就在这拥挤的街巷之中，临安不仅奇迹般地消化了大量南迁人口，而且其适宜的商业氛围在北方先进文化的刺激下，反倒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

　　史载，南宋临安城内的商业已达极盛，规模超过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上所熟悉的北宋汴梁。《梦粱录》对南宋临安城的市井百相作出了细致的刻画，各式店铺分布于城内外大小街道，“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

　　1931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提出，唐宋之际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坊市制的崩溃，具体现象包括：人家都朝向大街开门，商店可以设在城内外到处朝向大街的地方，设有叫做瓦子的游乐场所，高大的酒楼临街而立。这一中国古代城市史上的重大转折发生在北宋，但在南宋临安体现得更为明晰。

　　临安城内的坊完全不同于隋唐长安城作棋盘格状的里坊，实际上相当于一条条的小巷，巷口立有坊表标记名称。地方文献里介绍街巷时常常坊巷互称，如“太庙巷”又名“保宁坊”。另外，由于地处江南水乡，城内水系发达，街巷与河道相傍并行，更体现出“长巷式”或“纵街横巷式”的特点。它的这种城市形态一直沿袭到近代未曾改变，是区别于北方城市代表汴梁的重要特征。

　　开放式街巷的出现，不仅是城市商业兴起的需要，反过来又刺激了商业的发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临安城的很多私营手工业者往往在产品上打上自家记号，有的甚至还将店铺地址一并注明。如一面出土铜镜上就刻有“杭州住悟空巷真正王家一色清铜照子”铭文。此外，江南纸业发达，活字印刷术出现后，书籍印刷业更是兴盛一时。在传世的宋版书籍中，“版权页”上常见这样一类标识，比如“太庙前尹家”、“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等许多精确到街巷的书铺刊行记。从这些实物来看可以想见，临安人在摇身一变为天子脚下的臣民之后，不但享受着交通的畅达，也过上了集经济、消费、娱乐与文化为一体的新型城市生活。

 

南宋临安城是古代城市中采用河、路并行布局的典型实例，其城内水系至清代乾隆年间时仍变化不大。而今天的中河和中河路，也是采用的这一布局，位置上大体接近南宋时的盐桥运河与御街。 摄影／于广明

 

　　杭州故道：江南水绕北方城

　　如果说城墙支撑起了临安城的“骨骼”，街巷组成了临安的“血肉”，那么由西湖和城内河道构成的密集水网则堪称临安的“神经”和“血脉”，不仅灌溉了农田，承载着行船，还养育了属于江南的独特文化。如果说临安有什么不像汴梁，这就是它们最大的不同之处。

　　京杭大运河直抵杭州后，从城东拐了个弯，注入城南的钱塘江。杭州城就处在这江、河一南一北的袒护之下，何况，西边还靠着一个西湖，东边则通过杭州湾接连大海。江、河、湖、海纵横交错，交织成密如蛛网的水系，使杭州自隋唐以来就逐渐成为货运往来、商贾辐辏之地，这无疑极大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临安诸河上架设的桥梁很多，仅《咸淳临安志》记有名称的即有一百余座，很多沿用至近代，而临安的主街道又往往与河道平行，因此这些留存下来的桥梁水系便成为了追溯临安城市交通网络的重要线索。从中可以发现南宋临安城一个奇特的景观：水门。

　　在今杭州的交通枢纽武林广场附近，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和历史记载相合的天宗水门和余杭水门的旧址，它们分别是临安城内两条主要河道的河水出城之地。在城东南还有水门三座，凤凰山上的皇城之水便从此流出。这种专为舟船开设的水门, 无论是在隋唐长安还是明清北京，都不曾见到过。而临安城的城门正是由13座旱门和5座水门组成的。

　　经过八百多年的冲刷，临安城内的河道经脉已不复原来的旧貌，但主体尚存。今天杭州城内仍在流淌的中河，就与原来的盐桥运河(又名大河)基本重合。南宋时它曾是临安城最主要的运输河道，南自皇城北门外的登平坊石桥起，向北直至天宗水门出城。盐桥运河稍西，还有大体平行的一条市河(又名小河)，在城北西转至余杭水门出城。这条河道至近代尚存，后因填河修路已不复存在，今光复路即其故道。南宋御街就是夹在这两条河之间，与河水相傍而行。

　　不光御街如此，临安城大大小小细密的街巷系统也受到了水网的影响，尤以盐桥运河和市河两侧的一系列长巷最具特点。这些长巷平行分布，距离很近。实际上，河道原本较宽，岸上有纤夫所行纤路。时间一长，两岸人户侵占纤路修盖房屋，却在河道与房屋之间别作纤路，致使河道日益窄浅。与河道相依傍的平行长巷应该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和东西流向的河不同，临安城中四条主要河道都和京杭大运河相仿，是南北向穿城而过，因为它们都是后来开挖的人工河。北宋元年间，守臣苏轼就发动兵士千人，疏浚西湖，用所挖淤泥堆成横跨西湖南北的苏堤，又开通茆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以茆山河专与钱塘江潮相通，而盐桥运河专与西湖水相连。可以说，这些前朝的重要工作，为南宋临安城从“东南第一州”升级为“行在所”做好了充足准备。

　　水路的发达不仅使舟船成为了临安人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而且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温床。从载人的 “落脚头船”，到搬载铺米柴炭、砖瓦灰泥的大滩船，运米供给朝廷的特大纲船，被称为“铁头舟”的普通米客船只，甚至还有载垃圾粪土之船等，不一而足。从西城门引西湖水入城后，很多临安市民就是从船上购买饮用的淡水，“以小舟散给坊市”，类似于今天的“瓶装水”。可见水运功能之强大和多元化，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无怪乎南宋造船业之发达和先进，后人难望其项背。正是相互串连交织的水系网和往返不止的舟船，造就了杭州不同于北方城市的独特风貌——可谓江南水绕北方城。

　　等待被唤醒的城市

　　想象中的临安、书里述说的临安和考古锄头下的临安，终于渐渐三者合一，为我们拼凑出了一个八百多年前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杭州城。当然，这还仅仅是轮廓，就像不曾消失的西湖一样，湖的堤岸范围为我们展现了她曾经到达的边界，但烟波浩淼的湖面上，曾经荡舟过哪些人？发生了哪些事？却仍然沉在历史的湖底。时光不可倒流，历史也永不可真正地复原。

　　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大宋南迁都对临安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来没有哪个朝代的迁都像宋朝这样，将旧都独特的社会文明整体复制到新都。然而，就在南宋临安城全盘“汴化”的同时，西湖那“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独特韵致和杭州城自古“天堂”的美名却保留了下来。不知究竟是温润的江南临安软化了中原汴梁，还是中原汴梁改变了江南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