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历史将近1200年,它同样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包括秦、两汉、三国、晋(前221—公元420年),后一时期为南北朝、隋、唐、五代(420—960年)。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歌舞大曲是音乐的主要形式。它们的区别则在于:前一时期汉族音乐是主要的音乐成份,后一时期经过历史上空前的中外各族音乐大交流而达到了歌舞音乐的峰巅。
秦立国很短,只有14年时间,但它却并不是过渡性质,而是开创性质,汉只是承袭秦的制度而已。在音乐上,汉就承袭了秦创立的乐府机构。秦代管理音乐有两大机构。其一是“太乐”,从属于“奉常”,“奉常”是掌礼的,所以“太乐”是管的礼仪音乐。另一就是“乐府”,从属于“少府”,“少府”的职能是搜罗全国各地的物品供皇帝挥霍,所以“乐府”也就是搜罗各地有特色的歌舞供皇帝精神享受的机构了。 乐府在汉武帝时(前140—前87)受到格外重视,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搜集了“赵、代、秦、楚”(相当于今天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广大地区的民歌,又请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歌词,由李延年作曲。李延年是富有音乐传统的中山地方的人,父母兄弟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伎人。李延年因为善舞的妹妹受汉武帝宠幸而被封为“协律都尉”,这是个不见于常设职位的临时封赠,但李延年在这个职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智。所谓“协律”,指音乐的创作和演出,李延年善作曲,也善改编新曲,人们称他的音乐是“新声”、“新声曲”、“新变声”。
从汉武帝时开始,乐府越来越庞大,起初宴会娱乐,不过歌童歌女70人演唱 ,另有乐队伴奏,规模并不算大。但是到后来乐府属下已有八百多人,所以到公元前7年,就不得不取消乐府,但被裁撤的却大都是各地的演唱演奏人才,剩下的小部分则被分配入“太乐”,改从事雅乐活动。但二百年间,尤其是汉武帝以后的一百年间,乐府的影响是极大的,后代虽无乐府的名目,但基本上有着相应的建置,而且后代把与乐府搜集的歌谣相似的歌体也都称之为“乐府”。
乐府搜集的最有名的歌曲形式叫“相和歌”。“相和歌”本是民间的无伴奏“徒歌”,往往一人唱,几人和,在这个基础上加丝类、竹类乐器伴奏,也就是“丝竹更(交替)相和”,就称为“相和歌”。丝竹类伴奏乐器有琴、瑟、筝、琵琶、笛、笙、篪,而由歌唱者敲节鼓统一节奏。相和歌的结构形式比较多样,既可以一曲到底,不分段落,也可以分两个以上段落,每个段落称为一“解”。结构较为大的,后来也称为“大曲”,“大曲”有时前面有相当于引子的“艳”段,后面有尾声性质的“趋”或“乱”段。这样的结构形式,已可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或情感。相和歌已明确有几种不同的调高,并记明哪首乐曲属哪个调,我们虽然从秦以前的乐器和文献记载上知道,早就有调高不同的现象,但那时却没有调名。确立调名,是相和歌中才有的。相和歌的五个基本调名叫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其中前面三调在晋以后为清商乐专用,又称“清商三调”。 平调以黄钟为宫,所以平调就是正调的意思,也就是基本调。瑟调和清调,分别是平调的下四度和上四度调,它们是在乐器上最易转换的近关系调。但是在笛上,这三个调的名称并不相同。平调,笛上称正声调;瑟调,笛上称下征调;清调,笛上称清角之调。以正声调为标准,其它调的宫音相当于正声调的什么音,就叫什么调。详见下表:
清商乐是相和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东晋政权南迁(4世纪初)以后,南方的音乐随着
![]() ![]() 秦汉以后,钟、磬在乐队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竽、瑟代替,一钟双音慢慢就失传了。竽和瑟可以演奏旋律性强和比较快速的乐曲,西汉的著述中形容弹瑟的双手在弦上起落,犹如飞速上下绕飞的小虫“蠛蠓”,可见旋律进行之快。擅长烘托庄严肃穆气氛的钟、磬是不能与之相比的。瑟无论在制作上和演奏上在汉代都达到了高峰,例如其“挥”的演奏方法(即以一个手指飞快地往返拨弦)已十分普遍,以致可以作为拨弦演奏的通称。而这一方法失传后只是近代才用于筝演奏(筝的“摇指”,与古代瑟的“挥”近似),瑟的双手齐弹或轮流演奏旋律的手法也只是近代才又在筝上出现。琴在汉以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土的西汉琴还是半截音箱,半截实木的构造,比瑟 秦汉以后,祭祀乐舞相对前代势头已有下降,而一般用于宴饮场合的舞蹈比秦以前却活跃得多,这些舞蹈称为“杂舞”。著名的有《盘舞》、《[革卑]舞》、《铎舞》、《拂舞》、《白[贮]》(“贝”换成“纟”),这些舞的名目,指明了舞的导具,例如《 舞》用有柄小鼓,《铎舞》执铎,等等。《 舞》则以盘覆地(多为七盘),外加扁鼓(一鼓或二鼓),舞者即舞蹈于 汉以后新发展起一种音乐形式,叫“鼓吹乐”。这其实是一个极笼统的名称,顾名思义
![]() 中国在公元4世纪初永嘉之乱以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的北方,又经历了一次比汉末更大的动乱。其后约三百年的分裂和战乱,更给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 值得专门提出的是乐谱的产生。就现有材料我们可知,中国的乐谱产生得很早。约在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礼记》中就记有名叫“投壶”和“燕射”的仪式上敲击大、小鼓的符号,它以方、圆图形(也就是古代“方”、“圆”二字)分别表示击大、小鼓,敲一下记一个字。所记为鲁、薛二地不同的击法,应是春秋战国时相传下来的。鼓是最古老的乐器,记录鼓点也较易,鼓谱的产生极早是可信的。记录歌曲的乐谱也产生得很早,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图书目录中即记载有歌曲谱,例如目录中有一本书叫《河南周歌诗七篇》,“
![]() 各族音乐经过几百年的大交流,随着隋、唐(公元581年--907年)社会的相对安定,进
![]() 十部伎是广泛意义上的“燕乐”,也即宴乐,但“燕乐”的范围比十部伎还要大些;有些音乐虽属燕乐却并没有能纳入“十部”以内,如南诏乐等。燕乐所用的调,接受了外族音乐的用调习惯和理论,远非汉魏以来的“清商三调”或“笛上三调”所能笼括,史书载有二十八调名称,但是对其性质却语焉不详,使千年来不少学者花费许多心血,想一探其究竟,至今众说纷纭,其实际情形仍不清楚。 十部乐中较重要的有清乐、西凉乐、龟兹乐。清乐本是华夏旧声,西凉乐杂有龟兹乐,所以外来音乐中又以龟兹乐的地位和影响更为重要。隋以后,往往习惯在一曲之尾用一段“解(解曲)”结束全曲,“解(解曲)”又往往要求快速热闹,以形成乐曲的高潮。这样的结构形式,为以前所无,(以前的音乐,结尾部分往往是徐缓的,例如议魏大曲的“趋”。)即是吸收了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的“解曲”的结果(龟兹、勒、安国互相邻接,地理区域相同)。燕乐中结构比较长大、复杂的“大曲”,结束部分(“破”)也与“解曲”的性质相同。这种以快速节奏结束全曲的艺术手法,对其后器乐曲式的影响极为深远。
唐代发展形成的“大曲”,集器乐、歌、舞于一体,是一种较高的艺术形式。其形成显然也与音乐交流分不开,并非汉魏大曲自然发展的结果。唐大曲的结构比较庞大,有二十
![]() 据文献记载,隋唐时流行的音乐,有着三种不同的七声音阶形式;从其记述可知,一种是正统的升四级七声音阶,一种是自然七声音阶,还有一种是降七级七声音阶。至今中国音乐仍存在这三种七声音阶。 这一时期的器乐曲,几乎都来自大曲。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卷子中有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 年)所写的唐代乐谱。说明唐时已出现用“工尺”字样记写乐谱的早期工尺谱了。它的来源,有人猜想与笙之类的簧管乐器有关,工尺谱所采用的“合”、一(乙)”、“四”、“五”、“六”等字恐是从管序来的。敦煌发现的唐乐谱,中外都有专家为之解读,至今于节拍上纠葛尚多。中国的乐谱,不问何种谱,于节奏的标记始终不能满意。清乐及其前的音乐,支配音乐节奏的是鼓,隋唐以后,变为拍板(所以后世用“拍”或“板”称音乐节奏)。拍板也是隋唐前传入的。唐人著作中说唐玄宗让音乐家黄幡绰写拍板谱,黄就在纸上画个耳朵送上去,并解释说只要耳朵感觉正确,就不会失去节奏(敲错拍)。所以敦煌乐谱的节奏极难处理,主要是那时记谱法不精密造成的,今天我们只能从其乐谱中窥知当时音乐的大概而已。
唐代发展形成的“大曲”,集器乐、歌、舞于一体,是一种较高的艺术形式。其形成显然也与音乐交流分不开,并非汉魏大曲自然发展的结果。唐大曲的结构比较庞大,有二十
![]() 据文献记载,隋唐时流行的音乐,有着三种不同的七声音阶形式;从其记述可知,一种是正统的升四级七声音阶,一种是自然七声音阶,还有一种是降七级七声音阶。至今中国音乐仍存在这三种七声音阶。 这一时期的器乐曲,几乎都来自大曲。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卷子中有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 年)所写的唐代乐谱。说明唐时已出现用“工尺”字样记写乐谱的早期工尺谱了。它的来源,有人猜想与笙之类的簧管乐器有关,工尺谱所采用的“合”、一(乙)”、“四”、“五”、“六”等字恐是从管序来的。敦煌发现的唐乐谱,中外都有专家为之解读,至今于节拍上纠葛尚多。中国的乐谱,不问何种谱,于节奏的标记始终不能满意。清乐及其前的音乐,支配音乐节奏的是鼓,隋唐以后,变为拍板(所以后世用“拍”或“板”称音乐节奏)。拍板也是隋唐前传入的。唐人著作中说唐玄宗让音乐家黄幡绰写拍板谱,黄就在纸上画个耳朵送上去,并解释说只要耳朵感觉正确,就不会失去节奏(敲错拍)。所以敦煌乐谱的节奏极难处理,主要是那时记谱法不精密造成的,今天我们只能从其乐谱中窥知当时音乐的大概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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