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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水源
2010-8-4 20:10:43
 摘要：适合学生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五统一”、X考指挥棒、以分划等、官僚化治理不利于办适合学生的教育。教育的行政化治理、功利化目标追求、不正确的人才观与庸俗化的用人标准、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导致了当前缺乏适合学生的教育。建议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去行政化治理教育、允许教育模式多元化、摈弃统考指挥棒。 关键词：适合学生;以学生为本;去行政化;多元化教育模式;指挥棒;自主权 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是贵族学校、重点中学、名牌大学的教育吗?不一定。对一部分学生而言，这些学校的教育也许确实很好，他们非常适应这些教育，这些教育非常适合他们，他们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但是，对另一部分学生而言，上述教育也许非常糟糕，他们在接受上述教育的时候可能烦躁不安，某些宝贵的悟性与天赋甚至遭到扼杀。央视著名主持人水均益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甘肃省重点中学——西北师大附中，可是不到3个月他就提出转学，原因是他感到心情很不愉快，生活很不适应，成绩也直线下降。转到市重点中学才一年，他又执意转到自己原来念初中的普通中学。由省重点到市重点再到普通中学，学校的“档次”一路下降，但他的成绩却节节攀升，高二统考他各科总分位居兰州市第一名，高考更是获得了甘肃省文科第二名的好成绩。对学生个人而言，毫无疑问可以这样说：适合学生自己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一、当前教育的种种“不适合” 世间最复杂的是人，而教育的对象恰恰是人，这就决定了教育的复杂性、多样性。可是在办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却总是忽视人的个性化而把人简单化、标准化，试图按照大工业生产方式来培育人。长期的做法就是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统一毕业条件。“五统一”使学校与班级成了教育这个大工厂中的一个个车间、班组。这一套套流程也许并不错，但能够对所有学生都适合恐怕没有人相信。 评价体系对任何一种人类活动都具有“指挥棒”作用。官员政绩GDP评价体系一出笼，社会GDP综合症就随之附体。教育以考试分数作为教育行政官员、学校、教师、学生评价标准三十多年了，已经弊端丛生。最大的弊端是把学生变成了考试机器。师生探讨的不是各个知识点如何运用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不是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实践创新，而是着眼于如何进行考试检测，猜测是适合作为哪类题型考试。教师教学在X考“指挥棒”作用下，大量精力花在了猜测各个知识点如何考法，煞费苦心编出一道道试题、拼凑出一套套试卷，然后让学生在题海中反复挣扎。许多学生的学习厌烦症就是在题海反复挣扎过程中得以形成。表面上考试是记正分，其实是在看负分。成绩出来，学生、家长、老师都盯着失了多少分，都在围绕失分冥思苦想对策。不断强化的结果就是成功教育不见了，学生满脑子是失败的懊恼。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让每一个受教育者获得知识、提高素质、形成能力，最终能够获得最佳发展。不是要评判出他(她)与别人有多大的差距，更不是要打击他们的雄心壮志，使他们丧失自信心。可是，学校的三等九级，班级的快慢重普，盛行的分数排名足以使多数学生抬不起头来。人类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考试、读书能力不能等同于生存、生产生活、创新能力，何况考试的内容、形式并不一定科学可靠。教育有呵护和服务受教育者的职责，绝对没有伤害他们的权利。 学校治理行政化、官僚化，校长高度集权，一人独大。在校园中，部分校长确实表现“嚣张”。饱受压抑的教师在补偿心理的作用下爱心下降，转而压抑教育的对象。从教师通过招考等途径向公务员职业单向流动的事实可见《教师法》中“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还只是愿景而非现实。教师待遇不能落实，民主氛围尤其缺失，这都是学术与育人的大忌。教师饱满的情绪与阳光的心态能够正面影响孩子的心理，反之亦然。官僚层级制压抑之下是成长不了大师的，只会产生奴才与庸才，钱学森老人十分明白这个道理，因而在辞世之前反问，我们应该体会逝者的良苦用心。 二、导致教育不适合学生的原因分析 导致教育不适合学生，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教育的行政化治理。现在教育部死死管住大学的发展规划、院系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学生招收、考绩评价。教育局死死管住了中小学的人、财、物，甚至学生的作业本、校服、墨水都由教育局的勤工俭学站统一采购供应，更别说教师调配晋职，学生招收与毕业，课程开设及教学质量评价了。一个学期写几篇作文，看几场电影，教师听几次课、批阅多少次作业都有详细规定，要按时检查考核的。校长顶多也就是部长、局长手下的执行官，自主权严重缺失，如何根据学生实际办适合具体学生的教育?在一所学校里，层级划分非常清楚，办公设施、教学资源配置、各种津补贴发放依高低递减，教学任务递增。在大学，职称晋升、出国考察、学术交流、课题立项、论文评奖、研究生招收都非常容易按照行政层级把持瓜分。行政层级决定着劳动强度和补贴多少，行政层级高者往往少劳而多得。因此，大学里几十个教授会去争一个处长位置，一所中小学烂设到二、三十多个行政管理岗位还竞争异常激烈。资源行政化分割，教师把心思放在了钻营一官半职上，谁还会针对具体学生探求施以最适合的教育?若教师没有地位，遭到不公平对待，学生不受教师不良情绪影响就是万幸，怎么可能奢望教师具备教育家的事业心而殚精竭虑去对每一个学生因材施教呢?教师要接受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繁琐的考核检查，没有教学自主权，连教案是否写在规定的专用纸上，能否电子版形式都不放过，更别说听课、阅卷笔记了。教师在诚惶诚恐中熬着，甚至师生共同造假应付着，如何会有适合学生的教育? 二是教育的功利化目标追求。教育GDP崇拜无处不在。办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为了培养“科学家”，为了培养能创造GDP财富的“专业人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够功利的了。怎么就没有想到为了受教育者的自身需要和发展呢?受教育者首先是一个社会公民，是一个社会人，基本的公民素养对他们而言是最紧迫的，否则何以立足?尊严、人性、民主、自由、奋斗、创造等基本素养至关重要，是基本技能无法比拟的人生底色。纵观近年来培养出炉的“人才”，这些至关重要的基本素养是何其缺失，“底色”暗淡啊。教育GDP情结下追求的是数字，扩招后的入学率，升格后的综合性大学数，合并后的航母级学校规模，换汤不换药的毕业会考与学业水平考试分数无不体现教改的巨大政绩。大学高收费，中小学大班额，都符合教育GDP理念，都晃动着经济功利的魔影。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小学一个班12-14人，我们有的60人，个别的80多人。他们的老师主要不是灌输知识，而是观察学生天赋、才华，研究学生适合的发展方向。我们的老师疲于创造教育GDP，如何能给孩子最适合的教育? 三是不正确的人才观，庸俗化的用人标准。这些年来，形成了唯分数唯文凭的人才观和用人标准。谁会考试，谁的文凭高就是人才。分数掺水、文凭作假时有发生，反正没有道德诚信记录系统。家长和学生为了适应这样的标准，也只好委屈学生的志趣爱好，埋没学生的天赋才华。只要能够进高一级学校，兴趣与天赋经常被PK掉。为了一时之“成功”，让学生放弃可能的真正成功，真是得不偿失。经常发生的高分考生被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绑架”而“被志愿”，就是为了清华北大两所名校的光环而不惜牺牲学生的发展。领导才不怕专业冷，不管学生是否有专业兴趣，长久的痛苦难受不关他的事，到哪里工作也与他无关，就是“定向”也要“挤”进去，好博得相关人员政绩业绩的辉煌，一干人等的皆大欢喜。有些学生很有动手的天赋与兴趣，有发明创造的潜力，何必非要去读个高学位呢?通过学习和钻研职业技术成为中国的爱迪生不是很好吗?孩子从跨进学校门那天起就追求高分数，追求高学历，不少学生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补短科”，目的是为了总分高。从提高总分角度来说补短科也许“效果好”，但同样在一个班级学习，一门学科成了短科，大约学这门课的天赋相比较而言要差些，在这门学科领域发展前景也会比较暗淡，为什么还要为了总分这块“敲门砖”去浪费宝贵的青春呢?为了发展应该是不断地钻研强科，因材择向、扬长避短才是成功之道! 四是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缺乏个性化教育产品供受教育者选择。现在学校主办权是垄断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就是公办学校的主办方，运动员兼着裁判员。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计划教育。有民办教育存在，相当于计划经济时代有自留地存在，对数量、规模、层级、专业等限制颇多，发展艰难。私立大学招生也就是公办学校招生后的“边角余料”。前述的“五统一”使学校、教师、学生没有了个性，而是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也就不存在适合不同学生的教育。美国最著名的学校多是私立学校，除了立法规范之外没有多余的“规矩”，各自办出了特色和成效，非常值得借鉴。各级学校招生，都搞个统考，按照总分录取。这样，一些特才、奇才往往被拒之门外，其实他们完全可能在某些领域有重大的建树。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只可能像生产流水线一样出标准件，不可能适合每一个学生及学生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因而不可能培养出大师级杰出人才。 三、办适合学生教育的对策思考 1、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真正办为了学生发展的教育。十年前，就有人提出了“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在应试教育并无大的改变的环境之下，人们普遍视这段话为文字游戏，当不得真。必须认真对待的是应试统考，说一切为了应试倒很真实。要以学生为本就要抛弃以教育GDP为本、抛弃以教育官员闭门造车设计的若干计划为本，深入研究学生自身和未来社会，切实把老祖宗的“因材施教”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作为办适合学生教育的不二法门。既然是以学生为本，那么权威的话，上峰的意见，就都只具有参考价值，关键看是否适合学生。因材施教就要发现学生的天赋与才华，从比较优势中发现学生的潜能，以学生的最优发展为依归，使学生摆脱“考奴”的命运。 2、去行政化治理教育，真正做到教育家办学，教师治学。学校就是学校，不能办成“学府”。“学府”称谓少见于正式文件，口语戏称居多，还真道出了学校的“官场气”。如果学校“官场气”浓厚，谁官大谁对，谁官大谁说了算，就没有平等讨论的学术氛围了。真理一旦畏惧权力，学术进步和人才的脱颖而出一定举步维艰。教育管理人员都拥有行政级别，都按照行政级别套定待遇，这会诱导教育管理人员一门心思保位谋位。官位是谁给的?自然是上级，巴结迎合上级将成为必然选择，教师和学生需求就会不算什么，这还会有适合学生的教育吗?现在没有陶行知、蔡元培那样的教育家，也就培养不出大师级杰出人才。办教育需要有必需的素养和强烈的事业心，要有陶行知先生那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去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如果以做官的心态，以职业匠人的心态办学，就不会还教师治学的自主权，就不可能办成适合学生的教育。 3、允许教育模式多元化，还教育自主权于民。教育模式应该多元化，以提供适合不同学生的教育。千校一面的格局应该改变，没有比较就没有进步。重要的是还教育自主权于民，多元化教育模式的出现也就自然水到渠成。还教育自主权于民主要是还“四权”于民：一是把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蔡元培先生说：“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这就是要让学生自主学习。应试教育形成的被动式学习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创新力从来与自由度成正比。被迫学习，疲劳战术，学生会感到“不适合”，缺乏求知的内生动力，根本出不了优秀人才。二是把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教师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必须废除对教师教学的繁琐管理，可以多提供指导性信息、方法、内容，力戒指令性要求。三是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学校该怎么办校长最清楚，校长不清楚的地方很容易请教教师，调查学生，必要的时候也会向主管部门讨教。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多支持，敢放权。蔡元培1919年6月手写的辞职声明称“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正是基于办学自主权对学校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四是把创办自主权还给社会。应该进一步放宽创办学校的限制，对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以立法形式予以防范，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许可。要把教育建成立交桥、办成超市，研究创新型与实践应用型，专业型与通才型，高深难与低浅易一应俱全，确保教育资源有充足的供给，学生有足够的选择。 4、摈弃统考指挥棒，解放教育主体，调动师生的主观能动性。统考指挥棒是办适合学生教育的克星。教师为统考而教，学生为统考而学，大考之后，书籍资料丢光光，这哪里是做学问者所为?钱学森为自己准备不多的回国行李中，就有800公斤书籍和笔记，可惜被美国海关无理扣留，钱老深感惋惜。毛泽东不论到哪里去，木床上那过百本书籍是必须装箱随带的，读书求知完全成了他一种生活方式而伴随终生。应该解放教育主体，变不得已而教为主观能动地教，变要我学、不得已来学为我要学，调动师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才是最有效可持续最靠得住的。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大，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大”，还是培养出了一批杰出人才的，我们可以作为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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