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他们以老庄思想为核心，返璞归真，率性自然，“放浪于形骸之外”，这种飘逸洒脱的风神气韵，给这个本来以污血为底色的时代加涂了一层明丽浪漫的色彩。

                                   嵇康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纷乱的时代，翻开中国历史名人辞典，大家会发现这个时期的“名人”，无论文人还是武夫，无论是美男子还是丑汉子，最后成为无头之鬼的相当多。用吾友赫连勃勃大王的话说就是“华丽血时代”。而此时，道家思想却又重新活跃起来，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人们奉行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他们返璞归真，率性自然，“放浪于形骸之外”，这种飘逸洒脱的风神气韵，给这个本来以污血为底色的时代加涂了一层明丽浪漫的色彩。

也许会有人奇怪，为什么此时老庄之说反而盛行起来？想想也不奇怪，在汉代，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讲究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儒学大盛一时。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走马灯般地换来换去，受禅台的使用率出奇地高，什么是君君臣臣，什么是王贼盗寇？谁抓住了兵权谁就是王侯。可以说，魏晋之时，是个信仰崩溃的时代，是个迷惘的时代，所以人们似乎突然就明白了庄子书中的什么“万物一也”、“悦死恶生”之类的思想，就像一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男生，在失恋或事业失败后，突然体会到什么叫万念俱灰，进而捧起《金刚经》之类的书高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所以在魏晋之时，人们似乎于老庄之中更偏爱庄子。在此之前，《老子》一向被视做道家中的最高经典，而《庄子》并没有太多的人重视。而魏晋的名士们抓住了庄子中的齐物而观、畸人牟天、愤激嫉俗等特色又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魏晋风度。而竹林七贤，就是魏晋风度的杰出代表。

竹林七贤的名单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后人开列名单时之所以把嵇康放在第一位，大概正是因为嵇康名气最大，知名度最高。嵇康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名的美男子，如果排一个中国美男的排行榜，嵇康肯定能进TOP10。《晋书·嵇康传》中说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说来史书中一般是不会像现下的通俗读物一样大写特写一个人的相貌好恶的，相貌这方面一般根本就不提，除非帅得惊人。但就像周瑜这样的帅哥，《三国志》里也只用了“瑜长壮有姿貌”这几个字来形容一下就算了。而晋书用了三十多字，可谓是破天荒了。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嵇康身高至少有8以上，目如朗星，面如冠玉。然而，这并非最重要的，最难得的是嵇康由内向外透出来的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的那种高华气质，这是一般绣花枕头似的美男子难以企及的。看现在选出来的什么莱卡加油好男儿冠军、亚军什么的，哪个敢说有“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的气质，哪个敢说有“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的风采？就算他们不和嵇康比文学诗词（他们所有人捆一块也没有那个胆），就算比乐器，嵇康哥哥弹上一曲人间绝响《广陵散》，还不把评委都听傻。当然嵇康是何等样人，就算能来到当世，又哪里会参加那种比赛。

嵇康哥哥虽然不会去参加好男儿的比赛，但洛阳城里的美眉想看一下嵇帅哥的身材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嵇帅哥有个爱好——那就是打铁。据说嵇康原来比较穷，就学了铁匠的手艺，后来虽然发达了，但打铁这个事情成了他的业余爱好。每到夏天，嵇康就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柳树下，脱了上衣，露出一身白练也似筋肉在那里“乒乒乓乓”地打铁。魏晋时的美眉是比较“好色”而大胆的，既然敢向潘安掷果盈车，那恐怕偷看嵇帅哥的也不在少数。嵇康打铁时有个帮忙的下手，此人也非等闲之辈，他叫向秀，也是“竹林七贤”之一。据说和司马氏一党的钟会前来探访嵇康时，嵇康依旧自顾自的打铁，让钟会好生没趣，就此埋下了杀身之祸。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司马氏不容于他。钟会虽然可能也说了一些坏话，但如果司马昭不同意的话，嵇康也不会死，正像杀害岳飞的元凶并非秦桧而是赵构一样。文徵明《满江红》词中曾说“笑区区一桧竟何能，逢其欲！”这里将“桧”字的木字旁去掉，来说钟会，也大致不错。

嵇康一生最喜欢的就是老庄之说。不过从嵇康一生的所行所为看，他的性格还是比较愤激张扬的。先生曾说过：“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嵇康有名的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竹林七贤之一的的山涛，后来当上了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推荐官员是他的本职。后来他升职了，就推荐嵇康来接替他作这个职位，结果嵇康不但不感激山涛的“好意”，反而写了一篇公开信，大发了一通牢骚，声称要和山涛绝交。这就是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当时的“名士”王肃、皇甫谧等人为替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依据，杜撰了许多汤武周孔的名言。嵇康却在上述文章中大谈“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无异于公开反对司马氏篡魏，这无疑戳到了司马昭的心肺之中，据说司马昭读毕此文，对嵇康深为嫉恨，杀心顿起。嵇康的性格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而且嵇康是魏室宗亲，他的妻子是沛穆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司马昭的瞄射镜中早就锁定他的身影了，就等扣板机了。

一向对嵇康心怀怨恨的钟会也乘机垫了坏话，他说：“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豁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这段话倒道出了杀嵇康的真实原因，那就是“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找个碴杀了他，让别人都听话，不敢乱说乱动。

钟会说的那两个典故是这样的，所谓“太公诛华士”是说姜太公封到齐地后，那里有个“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食掘饮，无求于人”的隐士，姜太公请他三次，他不应，于是姜子牙就把他杀了（此事见于韩非子的书中，不知真假），而孔子当了官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用的也是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丑谓非义。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撮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看来儒家的手从孔老二时就够黑的，反正就是你太聪明了，太有思想了，太有号召力了，而且又不对统治者那一套唯唯诺诺地信奉，这就是最大的罪过。孔老二还说，上面那五点，有一条就够该死的份了——“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我们拿上面的这五点衡量一下嵇康，恐怕也快达到“兼有之”的程度了，所以嵇康必须要死，他死定了。

嵇康临刑前，三千多太学生为他请命，但司马昭不许。其实看到嵇康拥有这么多的“粉丝”，更让司马昭觉得钟会所说的“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撮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确凿不假。然而，唯一让嵇康感到幸运的是，司马昭没有秘密地将他处死，也没有在他临刑前割喉管、塞竹签什么的。嵇康在生命的最后还可以进行一场最后的永别演出——弹那曲人间绝响《广陵散》。弹完此曲后，嵇康长叹说：“《广陵散》就此绝矣！”确实，此后世上就算再有曲谱，又何处能寻得嵇康？就算能再寻得嵇康这样出色的人物，又如何能有嵇康临终弹此一曲的心情？

嵇康的个性偏重于高洁不辱、愤激张扬的一面，其实这也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成份。我们前面说过，道家始祖中像庄子也有不少这样的举动。也许只有这样，这才是嵇康。嵇康的生命被冰冷的利刀终结，但嵇康的形象却被鲜血染得更加夺目，嵇康的思想并没有被专制的屠刀所斩断，反而在后世的人们心中播下了种子，许多文人都效法嵇康、阮籍之猖狂。嵇康，像一株挺立青崖间的孤松，永远傲立于史册中，为历代文人所敬仰。

                                       阮籍

说是“竹林七贤”，其实倒不如称之为“竹林七怪”更贴切些。嵇康的脾气不好，性格偏激，常有“非汤武薄周孔”、“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之类让礼教伪君子们瞠目的奇论，但说到放浪形骸的恶搞本领在竹林七贤中却是远不如二阮（阮籍、阮咸）和刘伶这三人。

庄子在《大宗师》一篇中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又在《渔父篇》里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二阮、刘伶正是深得道家思想这方面的“真传”，并且发扬光大，从而演出一幕幕惊世骇俗的活喜剧。

假设魏晋时的洛阳街头就有娱记的话，那他们只需跟定竹林七贤，尤其阮籍、阮咸和刘伶就可以了。倘若当时也有娱乐八卦版，占醒目位置的是诸如下列这样的内容：

● 酒店老板娘风骚动人，阮籍天天醉卧其脚旁

● 刘伶乘车载酒决心喝死为止，命仆人带铁锨随死随埋

● 阮咸酒席间与猪共饮

当然那时候不会有网络报纸的，但是在人们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中，肯定也少不了这三位人物的笑剧。在前面“道家思想十六观”中的“上德不德”等篇目我们说过一些阮籍的狂放之举，请参照来看。这里再说几个阮籍的奇谈怪行：

阮籍还有个特点，就是会做“青白眼”。注意，不是青光眼，意思是说，阮籍如果遇到不喜欢的人，他不和你答话还不算，而且将眼一翻，只露出白眼球对着你，阮籍这一手也不得了，给我们留下一个成语叫“青眼有加”，意思就是对你特别看重。阮籍做青白眼的原则是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阮籍母亲死后守丧期间，嵇康的哥哥嵇喜去吊丧，虽然嵇喜和嵇康是兄弟，但性格不一样，阮籍不待见他，就白眼看他，看得嵇喜满身不自在，就匆匆回去了。

而嵇康听说后，不像嵇喜一样拿着花圈——那时没花圏，可能是纸钱烧纸一类吧，而是挟着琴拿着美酒烧鸡去，阮籍大喜，马上黑眼珠转过来了。像阮籍这样的作为，当时的礼教人士非议他的人也很多，“疾之若仇”，有人向皇帝提议要治他的罪，至少将他发配到偏远之地，以免损害所谓“礼俗”，但司马昭很袒护他。说来阮籍的狂放之举比之嵇康的更加厉害，不过阮籍有个特点，虽然狂放，但并不针对某个人，《晋书》云：“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有句话叫“宁说玄话，不说闲话”，所谓玄话，就是不着边际的话，比如你可以骂布什也可以骂萨达姆，但如果你骂老板，那后果可就不大一样。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意思就是虽然他说的话惊世骇俗，但是却不对身边的人物加以评论，因此他没有像嵇康得罪钟会那样树起明显的仇人。

阮籍对道家“韬光养晦”的功夫学得不错。所以阮籍一遇到难题，装醉（也许是真正把自己灌醉）就成了他得心应手的法宝。这有点类似于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上的那个刘罗锅的老丈人，经常半醉装全醉，皇帝问到敏感话题时，就插科打诨，皇上问：“这人是杀还是留？”他就说：“皇上，臣最爱喝二锅头……”阮籍也与此类似，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想娶阮籍的女儿，派人去提亲，我们知道司马炎后来成了晋朝第一个皇帝，要是一般人高兴还来不及。但阮籍心里却不愿意，但不好直接开口拒绝，于是就大醉六十日，提亲的人每次登门，阮籍就醉倒在床上打呼噜，根本说不上话，于是亲事只好作罢。

阮籍的所作所为虽然像个酒疯子，但阮籍是有才华的，决非寻常醉鬼。他的内心中明白着呢。阮籍常自己一人驾车出游，他出游并不走大路，而是随意钻入山林间的偏僻小道，有时转来转去就走到死胡同里去了，这时阮籍就号啕大哭一场，然后才悻悻地回去。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就是用的这个典故。说来阮籍这种行为，看起来似乎可笑，其实也是在发泄心中有志不能伸的苦闷罢了。笔者小时候学语文时，讲到先生写的《给颜黎民的信》一文，老师读到“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课堂就一片哄笑，现在想想，古人看见“月缺花残”而下泪，并非是完全为花为月，而是由花残月缺勾起自己内心中的很多悲凉之意罢了，比如梦一样的浮生，雾一般难以看透的爱情……阮籍也是借实际中的“走投无路”，来表达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走投无路吧。

阮籍的文字其实也非常犀利，他写过一篇《大人先生传》，把那些“手执圭璧，足履绳墨”满脸假正经，一身儒臭气的家伙们比喻成裤裆里的虱子，他们躲在肮脏的地方，自认为是能安乐无忧，然而，一场政治上的大火来后，必定要连破裤子和他们一起烧掉。确实历来的奸党和小人集团都是得势时猖狂一时，一旦覆灭，又是全部完蛋，枉作小人，成为历史上的笑谈。

阮籍对《庄》、《老》的研究同样非常精深，他写有一本《通老论》，专门解释讲述《道德经》中的经义。可惜现在已经残缺不全，《达庄论》则通过虚构的一则故事，假托一群儒家“愤青”（缙绅好事之徒）来和一位得道高人辩论。开始这群家伙气焰汹汹，质问道家“齐死生，一万物”的道理是否正确。文章中阮籍借这位得道高人之口极言道家之宏大，儒家之渺小；道家养性修真之妙，儒家沉湎世俗之苦，为庄周作了有力的辩护，说得这些儒家“愤青”们“丧气而惭愧于衰僻”，灰溜溜地逃了。

又有一个叫伏义的人，写信给阮籍，用儒家的观点来批评教训阮籍。阮籍当即写了《答伏义书》，给予了回击。看来把阮籍算做是道家的人物，大致是不会错的。好了，阮籍的事情就先说这些，我们再看看阮籍的侄子阮咸。

                                       阮咸

阮咸的趣闻也一抓一大把，比之阮籍丝毫不逊色。这个侄子在这方面比之阮籍可谓是青出于蓝。《晋书·阮咸传》中，上来就先讲了一个“阮咸曝裈”的故事。说是阮家是个大家族，其中也有富有贫。于是一条大道的北面，就形成了高级住宅区，住的全是阮姓中的富人，而道南是棚户区，住的全是穷人。阮咸也属于穷人这一类的，住在道南。每到晴的时候，就把家中的衣服拿出来晒。

我们知道夏天阴雨比较多，而左右基本上雨季过去了，古人住的屋子一般不是楼房，也没有水泥地面，防潮性能很差，衣服如果不晾晒一下，会发霉的。所以“北阮”富人们纷纷晾晒衣服，一时间花团锦绣，粲然耀眼。这既是晒衣服，也是一种变相的比富大赛。就像现在的有些同学会就如比富会一样，到聚会时也不免比一下谁的职位高，谁开的车档次高。面对“北阮”那边的声势，“南阮”的穷人们都自惭形秽，不敢把自家的破衣服拿出来晒，而阮咸却不管那一套，拿了个竹竿，把自己的粗布破裤头子拿了一件挑了起来，也晒在路边。人们看了，纷纷惊怪，阮咸却不以为然地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不能免俗，姑且这样吧）”说来阮咸所为，好生令人佩服。现在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如果没有钱，就低人一等似的，其实有钱的未必就高贵，他穿他的名牌西服，我穿我的破牛仔裤，他开他的宝马，我骑我的破自行车，那又有什么？别先自己看不起自己。

所谓阮咸和猪共饮，是这样一回事：有一次，阮家人一起吃酒席，阮咸来了后，不耐烦用小杯小碗斟来斟去的，就拿了一个盆子，盛满了酒，直接凑到盆边上喝。魏晋时代，是没有现在这样的高床高椅的，一般是在地上铺一张席，跪坐在席上喝酒吃饭。想来阮咸恐怕要躺在席上喝了。想必酒席是设在室外的，像我们现在有的农村过事办酒席时也是在院子里，于是就发生了下面这一幕：有一群猪过来了，闻到阮咸盆里的酒味还挺香的（那时的酒，由于人们还不会蒸馏技术，度数都比较低，相当于现在的啤酒的度数），于是就跑过去也“呱唧呱唧”地喝起来，而阮咸不知是醉得迷糊了还是怎么着，也不赶这些猪，就在猪中间挤过头去，把嘴伸到盆里，和猪共饮。众人大笑，传为奇谈。

阮咸虽然看起来有些疯癫，但也有非凡的本领。虽然他的诗文没有传下来，但他的音乐才华却是非常高的。当时主管音律的权威是荀勗，他制造了12枚新律笛，用来校正乐音。阮咸一听，就说他造的律尺与古尺长短不合，校得不准。荀勗生气了，就向皇帝进言，贬了阮咸的官。后来地下挖出一把周代的玉尺，用这个玉尺一比较，果然比荀勗所造的短4分，和当初阮咸说的一模一样。这个荀勗其实是个大糊涂虫，音律上低能也就罢了，在政治上也弱智，司马炎当时要废傻儿皇帝司马衷，他极力反对，结果后来司马衷这个白痴皇帝几乎把晋朝江山断送掉。

阮咸在音乐史上的贡献就是留下了一种叫“阮”的乐器。《新唐书》中说：“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皆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咸。”意思说是说，有人在古坟中出土了一把类似琵琶的铜制乐器，人们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有个叫元行冲的人说，这就是阮咸当年发明并擅长的乐器，命人改用木材加工一把，做出来后声音清亮高雅，因此，乐家就把这个乐器叫做阮咸。直到现在，我们的民族乐器中，还有“阮”这一种。说来阮咸在我国的音乐史上也是应该有一席之地的。

                                    刘伶

再说一下酒鬼刘伶，相比于世人公认的酒仙李太白，刘伶对于酒似乎更为痴迷和专一，不过历代酒家做广告时，首选的却是李白，酒楼上写“太白遗风”的更多一些。如果真付广告费的话，刘伶拿到的价位肯定要低得多，想来刘伶形象不佳，是个重要因素。

《晋书》上说刘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前面说过，史书上写人，不是写征婚启事，多数不大写形貌如何，除非特别帅的，或者特别丑的。刘伶就是特别丑的这类，据描写看，刘伶相貌丑陋，又长得瘦小枯干。据说此哥们儿喝醉了和乡间的老粗们拌嘴，人家揪起他的脖领子要揍他，他把脖子一缩，不慌不忙地说：“您看我这瘦得和鸡似的肋条骨，能挨得了你的一拳吗？（鸡肋不足以安尊拳）”把人家倒给逗乐了，就饶了他。我觉得，如果有导演拍刘伶的影视剧，让演《神仙喜来乐》的李保田来演刘伶这一角色，必然十分传神，再好不过。

刘伶常乘着鹿车（有人说鹿车指一种很小的车，并非鹿拉的车），拿着酒壶，命一个仆人拿着铁锹跟着，声称什么时候我喝死了，就当场埋掉。其实刘伶这种行为，炒作的成份居多。且不说刘伶只拿一壶酒，恐怕倒出来还没有阮咸与猪共饮的那一盆酒多，而且刘伶想喝死就喝死呗，整天让人拿着铁锹跟着转，还没有真挖过一回坑，埋过一回他。所以十有###就像木子美征婚一样，赚点名人效应罢了。

刘伶长得这么丑，居然也有老婆。看来刘伶也是有几分怕老婆的，老婆讨厌他喝酒，把他的酒都泼了，酒碗全砸了。然后哭着说：“你这样非喝死不行，以后戒了吧。”刘伶假意说：“夫人说的好，但我自个管不住自己，现在我要在鬼神面前发个誓，拿祭神的酒肉来。”他老婆以为他要痛改前非，便匆匆到外面打了酒，买了肉来。刘伶见酒肉供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女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端起供案上的酒一饮而尽，肉也大吃特吃，不一会儿醉倒在桌下。他老婆见状，哭笑不得，实在无可奈何。

刘伶由于出身远不如其他“六贤”高贵，所以行为也更大胆古怪。有一次可能是夏天吧，刘伶酒后躁热，正脱光了衣服在屋里发愣，这时来了一个客人，刘伶听了，居然也不穿衣服，就裸体见客。客人见了光着屁股像褪了毛的瘦鸡一般的刘伶，大吃一惊，哭笑不得。刘伶却脸不红心不跳，说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宇为裈衣，君何为入我裈中。”——意思是说“我以天地为房子，屋子当衣裤，你跑到我裤裆里来干什么？”刘伶这句话，倒也有点《庄子》中“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这样的意味。酒疯子一般的刘伶，文采也不错，他有一篇《酒德颂》，写得不错。这篇文章虽然名为《酒德颂》，但实质上歌颂的却是道家的风范：

酒 德 颂

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这个文中的“大人先生”沉醉于酒中，将天地视为一朝，日月当窗户，八荒当院子，而那些贵公子们，富商名人们，都嫉之如仇，争相攻击他。然而“大人先生”满不在乎，不喜不怒，无思无虑。在他面前，那些公子缙绅们算什么，小小爬虫罢了。酒醉佯狂的背后，刘伶瘦瘦的鸡肋骨还是挺硬的。

刘伶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芝麻小官，他极力主张老庄的无为之治这样的主张，当然不被统治者所喜欢。刘伶沉溺于酒中，也是隐于酒中，所以《晋书》说：“伶独以无用罢，竟以寿终。”——刘伶疯癫无用，倒是平平安安地老死了。

                                       山涛

山涛，如果按年龄来说，在竹林七贤中应该是大哥。但是竹林七贤放浪形迹，不拘常礼，恐怕也不讲究这个，也没有见竹林七贤中的哪一位称山涛为“山老大”。有一些人因为看到嵇康写过的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就误认为嵇康和山涛真的恩断义绝，甚至觉得山涛是竹林七贤中的败类，是暗中加害嵇康的凶手。这未免就有点离谱了。史书上载，嵇康临刑前对他的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嵇康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山涛不负所托，不避嫌疑，推荐嵇绍当了秘书丞一职，走向了仕途。

嵇康的那个《与山巨源绝交书》，表面上虽然写的是要与山涛绝交，但实际上却是借机抒发自己的一种情绪罢了，并非对山涛深恶痛绝。文人嘛，有时候常这样，表面上像是骂，其实倒是夸，表面上是夸，暗里却是骂。这也算是一种文人之癖吧。

山涛和司马氏是有姻亲关系的——司马懿是山涛的表姑夫。但山涛并没有倚仗这层关系钻营于仕途。山涛的政治嗅觉是非常敏感的，“司马懿诈病赚曹爽”的前夕，山涛就敏锐地意识到，要出大事了。他半夜里，突然悟出了其间的诡异，越想越怕，连夜起身，辞官而去。没有多久，京城里果然就演上了司马懿发动兵变，诛杀曹爽的那一幕。山涛超乎常人的预见力实在令人佩服。就像一个炒股老手一样，在“行情”即将有变化前，就敏感地意识到危机，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司马昭决定太子之位时，山涛曾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从而坚定了立司马炎为太子的决心。司马炎继位后，对山涛当然十分倚重。山涛虽然深得皇帝依赖，但他深明道家思想中“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的思想，一直谦冲退让。山涛任吏部尚书多年，但每选用官吏，都先探好晋武帝的意思，然后对这些候选人亲作评论，供皇帝参考，时称《山公启事》。

山涛控制力可以说是很过人的，就连喝酒这样的小事也不例外。据说山涛喝酒八斗以上就会醉，皇帝有意想看他喝醉的样子，就表面上说是只喝八斗酒，暗地里却偷偷地不断加多了酒，但山涛饮到八斗的时候，就坚决不喝了。正所谓：“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山涛可当此誉也。

山涛深知急流勇退的道理，他曾多次上书要辞官。皇帝屡次加以挽留。山涛坚决推辞说：“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在哪个溅满鲜血、危机重重的乱世中，山涛辞官归家后，安度晚年而逝，终年七十九岁。在竹林七贤中应该是高寿的了。

                                    向秀

向秀的知名度在竹林七贤中可以说是比较低的，正像他经常在打铁时默默地为嵇康搭下手一样，向秀的为人比较低调。但是向秀却是很有内秀的一个人，他十分喜欢老庄之说，少年时就想为《庄子》做注释。

当时已经有不少人给《庄子》作注了，嵇康也说《庄子》这本书是不需要作注的，注出来反而就没有意思了。但是向秀还是坚持自己的思想，把庄子精心加以注解。完成部分后，他首先拿给嵇康看，并问：“是不是还不错啊？”嵇康也不得不由衷地赞许。由于向秀，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读《庄子》热——“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欣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比之于现在刘心武谈红楼引起的红楼热恐怕犹有过之。

可惜的是，向秀花了毕生心血的庄子注解文章被郭象剽窃了。向秀只活了四十六岁就英年早逝，当时他还有《秋水》和《至乐》这两篇没有注完。向秀死后，他的两个孩子年岁尚小，书稿就零落于外。郭象得到后，就自已注了《秋水》和《至乐》这两篇，然后其他三十一篇都窃用了人家向秀的书稿。当时虽然未必有版税稿费什么的，但郭象欺世盗名，注庄的美名窃居了好久。《龙文鞭影》中的典故也是说：“郭象注庄”，没有提向秀的事。向秀的《庄子注》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著作，《庄子》这本书能在魏晋之时被发掘出来而重新认识，向秀是功不可没的。

向秀和嵇康是非常好的朋友，嵇康被杀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思旧赋》，这篇赋很短，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写到：“年轻时读向子期的《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是啊，向秀有满腔的激愤，无法写，不敢写，不能写。所以他只好写了这样一篇言犹未尽的短赋。而我们读了这篇赋，心中却还是被篇中“日薄虞泉，寒冰凄然”的冷气所浸透，耳边也仿佛响起那让人无限惆怅的笛音。

后来，向秀虽然也当过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官职，但《晋书》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做官只是他聊以安身的一个方式罢了，他虽然身在官场，但却像一只网在笼中的野鸟一般，心在山林。

                                       王戎

竹林七贤中的最后一个人物王戎，倒也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他小时候就被视为“神童”，有“幼而颖悟，神采秀彻”之称。有人夸他两目“如岩下电”，王戎这双会放电的眼也不是盖的，著名的王戎识李的故事就是由他而来的。

王戎七岁时，有一天，他和一群小朋友在大路边玩耍。这时大家才发现路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李子树，树上结满了李子。小伙伴们争着上树摘李子，王戎却一动不动。别人问他为何不摘，他说：“这么大的李子，在人来人往的大路边却没有人摘，这些李子必然是苦涩难吃的。”大家一尝，果然不出王戎所料。

然而，正像聪明太过的人往往学不会“左右互搏”这样的功夫一样，王戎虽然聪明过人，但对于道家思想领会的却远不如其他人多。

王戎为官多年，在宦海沉浮中练得周身是刀。王戎的族弟王敦很有名气，但王戎却总是推托自己有病而不见他，实际上是想和王敦划清界限。后来，王敦果然叛乱，王戎因素来与王敦疏远，故得以安然无事，没受到牵连。孙秀为琅邪郡吏时，王戎劝弟弟王衍不要得罪孙秀，后来孙秀得志，杀了一大批官吏，王戎、王衍则安然无恙。“八王之乱”中，王戎因为出错了主意，司马冏震怒，旁边的大臣也提出杀他，王戎假机要上厕所，佯装五石散药力发作，故意掉到茅坑里，弄得浑身屎尿，丑态百出。大家看了都哈哈大笑，倒就此罢休了。

但晚年的王戎的作为，却不能不让人摇头，晚年的王戎，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式葛朗台。王戎变得越来越吝啬，他平生好兴财利，广为收买园田及米水碓（以水为动力的舂具），周遍天下。王戎常常手持算盘亲自算账，不分日夜地劳心算计，一点也不嫌累得慌。王戎家中生产香甜的李子（看来王戎确实对李子有研究），惟恐他人得到种子，于是费尽心思，每次出售前都将李核钻坏，使他人没法用来种李。

王戎女儿嫁裴頠为妻，曾经向王戎贷款数万钱，一直没有奉还（这数万钱相对王戎来说只是九牛一毛罢了），但王戎却耿耿于怀，女儿回娘家时，王戎的脸拉得比驴脸还长，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她女儿知道是因为欠钱没有还的事，急忙将所借的钱全还清，王戎的脸色马上就阴转晴。王戎的侄儿结婚，王戎送他一件单衣，婚后又责命他交了回来。王戎对亲生儿子王万也极为吝啬，王万小时候过于肥胖，王戎不给他请医生治病，而是让他吃糠。结果把儿子弄得早早地就一命呜呼了。他的小老婆生的孩子王兴，行为不端，忤逆难驯，王戎于是不认他为儿子。最后后继无人，竟然以其侄王愔继承后嗣。人们都讥笑王戎吝啬一生，到头来家业却给了侄儿。《世说新语·俭啬》篇是写魏晋时的吝啬鬼的文章，一共９篇，王戎自个儿就占４篇，看来称其为魏晋第一吝啬鬼倒是名至实归。

    竹林七贤这七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或者在行动上秉承了道家的思想，或是对道家思想加以研究注述。当然，这七个人各有特点，所体现的道家思想也各有侧重，就像《天龙八部》上的函谷八友一样，依据天性，各学得师父的其中一项技艺。竹林七贤也是这样，嵇康偏重于道家的高洁出尘，不流于俗的思想；而阮籍、阮咸、刘伶等人更侧重于放浪形骸、支离其德的作法；山涛则是游刃有余，知进知退；向秀恬淡沉默，不事张扬；而王戎未免走上了道家的邪派——杨朱一派的道路，成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实践者。

所以竹林七贤都应该算是道家人物，而嵇康、阮籍、向秀这几人更为符合老庄之说的精神，虽然他们的所为并非百分百地遵循道家的真义。

 

《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除此七人之外，林下的外围还有那么几个人，也很值得关注。

　　首先一个是吕安。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实际上控制了中枢政权之后，阮籍、山涛先后结束隐逸生涯，出仕于司马氏，告别竹林；原先七贤中的三位领袖人物只剩下一个嵇康，本来意义上的林下之游已告结束，紧紧追随他的只剩下一个向秀；这时吕安加入了进来。这个结构较前紧密的三人集团或者不妨称之为“竹林后三贤”。《太平御览》卷四0九引《向秀别传》云：“(向秀)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其趋舍进止，无不毕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他们三人常常一起行动，在首都洛阳嵇康宅第或他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别墅锻铁灌园，继续过潇洒浪漫的隐逸生活。正是在这个“后竹林时代”，向秀为《庄子》一书作注，并且很快拿出了部分文稿给两位伙伴看，嵇康认为《庄子》无须加注，而吕安则赞叹道：“庄周不死矣！”(《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秀别传》)其实向秀自有他一套，他通过注《庄》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对庄子的学说作出了相当的修正和发挥。在这里庄周大约已经半死了。吕安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他未能正式进入竹林集团，成为“八贤”之一，由此正可以得到一些消息。

　　吕安的哥哥吕巽是个道德败坏的色鬼，他灌醉吕安很漂亮的妻子奸污了她，事后竟利用自己的职权反诬吕安不孝，设法把乃弟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吕安只顾追随嵇康过浪漫的生活，不料后院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于是嵇康写信与吕巽绝交，但不料吕安这时却写了一封非常莫名其妙的信给嵇康，把事情完全弄糟了。吕安严责嵇康不来救自己，在信中一再暗示嵇康与曹魏宗室的关系，说气话激他出来为自己辩护；又把自己描写成反司马氏之领袖的模样，讲了许多容易引起极大误解的话。信中“荡海移岳”、“平涤九区”等一番大话说得毫无根据，唯一的效果是引起司马昭很大的疑虑，加速他自己的死亡，并且连累嵇康。

　　吕安迅即被追收下狱，将遭严办。这时曾经受到过嵇康藐视的阴谋家钟会乘机报复，他向司马昭告发嵇康，甚至说“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司马昭听信谗言，把嵇康也投入监狱。这一冤狱引起普遍的不满，太学生数千人上书请博士，又“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世说新语·雅量》注引王隐《晋书》)——许多人都想营救完全无辜的学术名流嵇康，但这样强烈的反应却于无意中造成一个嵇康乃是持不同政见之领袖的假象，钟会又继续大进谗言，从旁促进，于是口含天宪的司马昭仓促下令处死嵇康和吕安。等到死刑被执行了之后，司马昭才开始后悔，像嵇康这样并无危险的名士其实是不该杀的；但他同所有的封建政治家一样，决不肯公开认错。

　　与竹林有关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阮籍的儿子阮浑，他很想加入到竹林俱乐部里去喝酒清谈；阮籍说侄子阮咸已经进来，“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他大约看出了儿子并不理解自己和林下诸人，想挤进来仅仅为了“作达”，过一把浪漫的瘾而已。

    无意于加入竹林之游而与诸贤特别是与其中心人物嵇康有些关系的，另有几位。首先有一位是同嵇康、阮籍都很熟悉的袁准(字孝尼)，《世说新语·雅量》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寻亦悔焉。

　　袁孝尼请嵇康教他琴曲《广陵散》的特殊演奏方法，非老朋友不可能有这样的请求；嵇康不肯，到临死前夕才发现自己的绝技后继无人，不胜感慨——由此正可见两人的交情。

　　袁准与阮籍关系尤为密切，《世说新语·文学》载，阮籍为司马昭“为公，备礼九锡”写劝进文时就住在袁孝尼家里，“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阮、袁二人关系很不一般。

　　袁孝尼名准，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乃曹魏名臣袁涣之子，“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万余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三国志·魏书·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袁准见识甚高，例如他曾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袁子正书·治乱》)治国者首先应重民生，千万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安贫君子，那是根本做不到的。君子偶尔比较穷，问题还不算很严重；但如果老是很穷，后遗症就很大了，所以这样的政策也是行不通的。袁准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这一方面他比嵇康、阮籍都要高明。嵇、阮是文学家，也是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嵇康尤甚，这样的文学家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不一定能有太清楚的认识。

　　同嵇康关系比较密切的有郭遐周、郭遐叔兄弟，又有阮侃(字德如)。他们分别与嵇康有诗歌赠答。二郭都觉得时事已不可为，不如隐入山林，修身养性。郭遐周送别嵇康时赠以五言诗三首，对嵇康不肯和自己在一起坚持隐居颇觉遗憾，赠诗其三结穴云：“勖哉乎嵇生，敬德以慎躯”，似乎已经预感到嵇康的性格很不适应当前的局势，于是特别提醒他保护好自己。郭遐叔则赠以四言一首(凡四章)、五言一首。其五言诗的结尾道：“愿各保遐年，有缘复来东。”嵇康到最后被杀时也还只有四十岁，二郭大约都比他年长，遐叔诗中的希望同样意味深长。隐士中真有目光如炬的高人。嵇康在回答他们的诗中同样表达了很深的友情，同时又委婉地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单是隐居还不够，应当进而修炼神仙道教：“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壈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形势极为不佳，弄不好很容易陷入无妄之灾的法网，既然如此，“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他离开二郭隐居的“北山阿”转赴他方，也许是去采药求仙吧？

　　阮侃其人思想上出入儒、道两家，政治上比较接近司马氏，入晋后官至太守(详见《世说新语·贤媛》注引《陈留志》，又《宋书·符瑞志》)；嵇康在临别赠他的诗中劝他不要卷入政治，以便远祸全身。阮侃在回答他的诗中一方面对嵇康的“良诲”表示感谢，但又写道：“洙泗久已往，微言谁为听。曾参易篑弊，子路结其缨。晋楚安足慕，屡空以守贞。潜龙尚泥蟠，神龟隐其灵。庶保吾子言，养真以全身。”表面上好像完全同意嵇康的意见，其实他还是一脑袋儒家思想，一时的退隐不过是“天下无道则隐”式的政治性退避，同嵇康的社会性哲理性退隐实际上很不同。其实就是在竹林七贤中，阮籍、山涛所实行者也是政治性退避：形势不明朗时退出政局，保护自己；一旦混乱微妙的局面变化了，还是要出山为官的——他们只是嵇康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中古时代多隐士，其中的模式是多元的，就“竹林七贤”及其外围人物而言，就有好几路：二郭是老派隐士，遁入山林，远离政治；嵇康是比较新派的，既有很高的地位(中散大夫)，又以神仙道教为精神支柱，追求服食养生，过半仙似的隐逸生活，这样也就远离了政治；阮籍只是一度避开政治，大部分时间仍在官场，他用不守礼法的特立独行寄托其精神自由并发泄其苦闷；山涛基本是个官僚，但也能喝酒谈玄，保留着若干道家思想；阮侃基本上也是如此；阮浑则是隐士的追星族，他后来进入官场，毫无异常的表现；吕安也属于追星一族，而以头脑极度不清为其特色，这样的风雅名士历史上颇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