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专制集权为特征的我国封建政治史上,中央权力机构内部分歧与争论的规模,通常被限制在十分狭小的范围。一旦争议升级,双方便多结为夙怨,甚至必欲将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至于持不同政见而又互相礼遇或友善相处者,可谓风毛麟角而已。 距今九百年前——北宋元佑元年(1086) 说王安石与司马光是故友,不仅因为他们“十有余年,屡尝同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 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迄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其中王安石那别出新裁的《明妃曲》,及欧、梅、司马 等人的和作,还一度盛传于都下。 王安石与司马友谊之笃厚,莫过于他们共同担任馆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连同另外两位同僚韩维、吕公著,他们“特别友善,暇日多会于僧 坊,往往宴谈终日”;“时人目为‘嘉佑四友’”。他们一起修录国史,一起赏花钓鱼,一起赴宴题诗,一起沐浴游嬉。在崇政殿厢,在琼林苑席,在太液池畔,在 学士院里,曾留下他们比肩的身影,傍行的屐迹,并坐的笑语,递吟的佳句。 王安石是临川人,比司马光小两岁。他敬重司马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文学行治,有称于时”。司马光是夏县(今属山西)人,比安石早两 年中举进士。他钦佩安石“才高学富”,“议论高奇”,“友爱诸弟”,“刚直不屈”。他们有类似的品格和志趣:“不爱官职,不殖货利”,勤奋刻苦,“难进易 退”。他们也有类似的作风和习尚:不嗜饮酒、不好声色、不喜奢靡、酷爱读书。他们甚至还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为有这许多类似和共同之处,他们彼此那 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由于长辈和嘉佑诸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变得“名重天下”。“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 矣!”所以,当熙宁二年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欧阳修曾专函致贺,司马光弹冠相庆,韩、吕等诸友都磨拳擦掌,预备助他一臂之力。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吕诲袖 藏弹劾安石之文,竟愕然不解,悉力劝阻;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亦想不出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迹”。 司马光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复杂、动荡和危机四伏的时代。面临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新的因素和变化,腐败不堪的北宋政权已无力应付。要 么,革除弊端,适应新的情况;要么,任旧局面发展下去,归于覆灭。早在安石以前,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觉察到风暴的端倪。对于这一点,王安石和司马光 等,都有更明确的意识。尽管在激烈的争辩中,司马光有过“保守”的议论,但在他平素的言论中,不难找到各种倾向变革的观念。实际上,在当时,变法已是大势 所趋,问题只不过是如何变法而已。 从熙宁二年夏秋以来,王安石以惊人的气魄实施了他的变法方案,并置“众人”“是非”和“四国流言”于不顾。这场变法,涉及到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其雷厉风行之势,令往昔的革新旧臣目瞪口呆;其影响之广泛,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斗争之深刻,足以使睦和的家庭分 裂,笃善的挚友反目。正是在行新法与反新法的激烈冲突中,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故友,分别成了对立双方的旗帜。 熙宁三年的春风,夹杂着几丝寒气。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起初是走一步看一步。及至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他便转而站到反对派一边。 作为大臣,他用激烈的言词弹劾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以尽益友之忠”。安石在与神宗的实质性谈话中,不 能不力斥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旧友本人,则“赐之诲笔,存慰温厚”。 使司马光担忧的,不仅是官僚染指营利事业的复杂后果;而且,是某些“谄谀之士”开始取代“忠信之士”,成为新法的支柱。他提醒安石,莫为这类小人所出卖。对于司马光的担忧,安石未尝没有虑及,只是,新法一旦推广,局势瞬息万变,鲠舌喋喋而不肯向前,难道让他半途而废不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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