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医师会看“风水”，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风水学”的本源就是人类在与自然作斗争中不断探索的经验总结。不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风水”，中国“风水学”的三大原则：天地人合一原则、阴阳平衡原则、五行相生相克原则。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与中医学的联系，中医也讲究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二者本是同根之物，自有其相通之处。它们的相通之处就在于，同样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道理，并指导我们能动地适应自然界的变化，所以，古人说“医者易也”。遗憾的是，现在“科学”的喧嚣似乎让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风水”与迷信等同起来，而不愿倾听这份自然之声了。今天许多中医师虽然也在大讲阴阳五行、天地人和，却已然是虚有其表，甚至连五运六气也知之甚少了。
天人合一
《黄帝内经》对学中医的人有个基本要求，就是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和自然是相适应的，这就叫“身心合一”，“天人合一”。
医生服务的对象是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生活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的人。人身最宝贵的是“精、气、神”。“神”是生命，“精”是人体形成的原始物质，有精才能生神，所以把生命活动能力叫做精神。大家想想，面对一个患者，其家人和朋友最关心的是什么？当然是他今天的精神好不好，如果精神不错，说明身体状况比较好。而“气”是生命的动力，有气才能有色，我们通常说“气色”就是指健康状态的外在表现；有气才能有神，所以把生命活动旺盛称为“有神气”，精充气足才能神旺。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场上展示一些中医诊疗仪器，包括色诊仪、脉诊仪等，我看了以后对他们说：“离中医越来越远了！”有人不解，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通过现代的电子成像技术和图像分析技术，判断一个人的面色是黑是白并不困难。但是，张飞的脸是黑的，关羽的脸是红的，刘备的脸是白的，你说谁的身体好？谁的身体不好？秦琼和武松都是黄脸大汉，但他们身体都很好。”周围的人都笑起来。所以，望色的关键是“泽”而不是“色”，《内经》说：“有气不患无色。”再比如脉诊仪，以现在的技术手段要为各种脉象画一个图，然后检测各种脉图的频率、周期、波峰、波谷、主波夹角等并不困难，但是脉象最重要的“胃、神、根”该如何体现？如果诊脉不诊“胃、神、根”，那还有多大意义？中医学中所说的“色贵有神”、“舌贵有神”、“脉贵有神”，就是这个道理。
再有就是形体，形体固然重要，但必须“形与神俱”才能称之为人，这就是人体和尸体的区别。所以，人体生病以后，医生如果忽略了“人”，而仅仅盯着疾病或病变的某个器官或某个细胞，那么这本身就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相背离。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西医学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引领着医学向纵深发展，然而，在医学模式上仍然坚持静态的、钟表般机械的观念，其出发点依然立足于“病”而不是“人”简单地说，西医学所关心的是“生什么病？”而不是“谁生病？”由于忽略了人作为生物体之外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其局限性便日益突显出来。在医疗实践中，有许多问题是很难从生物学指标上寻找答案的。例如，有的病人长期失眠，但经过一系列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医生只能无奈地告诉他没什么“问题”，明摆着病人最大的问题竟成了医生口中的没问题，试问这时候医学发展的意义是不是太微不足道了？再看看有些人冬天到北方就流鼻血，回到南方就好了，你能检查出是什么问题吗？这些都是机体功能失调或机体与自然不相适应的结果。由于人不是机器，所以注定了医生们不能像修理机器一样修理我们的身体。于是，在现代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医学模式的问题，从原来的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发展到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等等。尽管我们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模式”，但是越往下走，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现代医学不断完善的模式不过是逐步回归到几千年以前就已然存在的中医整体观念的正道上来。
我们不妨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面相学”通过观察面相来判断人的运程。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臆想或迷信的成分，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面相学是望诊在社会学的应用。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人五官和谐，天庭饱满，面色红润，表情自然，是健康的标志，说明他气血旺盛，这样的人，必然精力充沛，心情愉快，工作效率高，容易取得成绩。反之，如果印堂发黑，面色晦暗，满面倦容，说明他精气亏虚，体力不足，必然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成绩。再比如，一个女孩，牙齿长得不好看，可能影响她的自信心，不敢在人前开口，不敢主动与?交往，就可能因此失去一些机会。但当她采取一些措施，牙齿矫正之后，就可能带给她自信，此时心情愉快，自然是事半功倍。可见，身体的健康会影响事业，事业成败又直接影响健康，这些都是望诊的重要内容，并非糟粕，作为中医师不能不知。
被遗忘的整体观念
中医治病看的不仅仅是生病的人，还应该看到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仅仅是看到某一个患病部位而是要看到整体。但遗憾的是，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的许多医生，已经把整体观念全部还给老师了。
联想起前几年，在“非典”流行之始，有的地方出现了抢购“白醋”和“板蓝根冲剂”的现象，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你们中医说的！”我回答他：“至少不是我们这些中医说的，因为中医从来不认为，外邪侵犯人体可以用喝醋或喝清热解毒药来‘预防’。”
中医治病看的不仅仅是生病的人，还应该看到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仅仅是看到某一个患病部位而是要看到整体。例如，四时气候变化对人体会产生影响，因此，人要积极地适应自然的变化，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以维持人体自身的协调平衡。其实这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如冬天天冷、气温低，人体不仅依靠自身产热，还应该多穿些衣服以达到保暖的效果，这便是人积极适应自然的表现。其次，通过调动和提高人体自身抵御疾病的能力，就能达到防病、抗病的目的，即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我们现在有些人过度依赖药物，甚至把药物当作“护身符”，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在与疾病的抗争中，药物的作用是有限的，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正气非常重要。即便是用药，其出发点也在于调动人体的正气以抵御病邪，所以，医生必须根据人的体质特点、所处的地域条件选择相应的药物，目的是为了让患者自身抗病能力增强，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产生相对的平衡协调。如果仅仅立足于从病人身上寻找诊断的证据，再根据病变的部位进行治疗是不够的，这就是中医的巧妙之处，也是中医的难学之处。
如果出一道考题：“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相信绝大部分学中医的人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因为从我们进入中医院校的那一刻开始，老师们就反复强调，中医学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论治，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那么，什么是整体观念？整体观念就是要在整体的、联系的高度看待健康和疾病，站在这一高度就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什么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整体观念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的具体应用，体现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理念不仅是中医的标志和特征，而且贯穿于中医保健、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各个环节。举个例子，福州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湿热比较重，这里的人容易“上火”，因此，人们平时总喜欢喝些“凉茶”来降火。可是对于一部分有胃病的人，往往不能承受过多的寒凉药，喝了“凉茶”之后可能会觉得胃不舒服或出现呕吐、泄泻等。所以，中医用药就必须从整体考虑，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而西医学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许多重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的防治方面，当人们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个体化治疗”时，这才恍然大悟：1800多年来中医学所倡导的整体医学理念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最先进的。什么是“个体化治疗”？“个体化治疗”实际上就是“因人制宜”，除此之外，中医还有两招，就是“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
遗憾的是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看到许多中医师，恰恰在反其道而行之。当他们抬头仰望着“个体化治疗”的光环的时候，却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抱着金饭碗要饭”，在医疗和科研实践中彻底地把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的思想丢掉了，追求的是，针对某一类疾病制定一个统一的方案或协定的中药处方，甚至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推广使用。试想，这样的“中药”还是中药吗？在丢弃了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灵魂而仅存着“中药”外壳的防治中，中医人还能够昂首挺胸地说中医在防治重大疾病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吗？显然，由于偏离了中医的基本思维，中医特色和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
《黄帝内经》的启示
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SARS疫情，早在几千年前的古老医书中就已经有所预言！虽然不能说中医可以预测未来，但他确实指明了大自然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安徽中医学院的顾植山先生曾经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过名为《2003年SARS与五运六气的关系》的一篇文章。他引用《素问遗篇•刺法论》说：“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三年变大疫。”《素问遗篇•本病论》中更具体指出：“假令庚辰阳年太过……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意思是如果庚辰年的年运“刚柔失守”，三年以后将出现大的瘟疫。庚辰年刚柔失守的表现为天气干燥，气温偏高，并出现寒水来复的变化，此后三年化生的大疫名“金疫”。快的话到壬午年，慢的话到癸未年，“金疫”就来了。顾先生进一步分析：2000年正好是经文提到的庚辰年，当年出现全国大面积干旱，年平均气温偏高，而11月份又出现月平均气温20年最低的现象，符合“庚辰刚柔失守”的运气特点，按“三年变大疫”之说，正好应该在2003年发生大疫情。经文说“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实际情况是广东最早发现SARS在2002壬午年，北方大规模流行在2003癸未年，而且经文明言发生的是“金疫”——肺性疫病，其预见的准确性已超出一般想象！2003年以后SARS就几乎没有再出现。
引用这段话不是想说明中医可以预测未来，更不是说用《内经》的理论就可以取代现代气象医学，而是说明大自然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早在《黄帝内经》时代古人就认识到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与人体的相关性，认识到自然界的地理环境、季节、气候等因素对人体和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如《内经•金匮真言论篇》说：“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意思是春季属木，位于东方，所以春天多东风，引发肝的病变，病邪常从颈项部俞穴侵入，疾病表现在头部；夏季属火，位于南方，所以夏天多南风，引发心的病变，病邪常从胸胁部俞穴侵入，疾病表现在内脏；秋季属金，位于西方，所以秋天多西风，引发肺的病变，病邪常从肩背部俞穴侵入，疾病表现在肩背；冬季属水，位于北方，所以冬天多北风，引发肾的病变，病邪常从腰股部俞穴侵入，疾病表现在四肢。也许有人会质疑，中医预测疾病的发生发展可靠性究竟有多大？我认为，准确率多高并不重要，好比农民种田，要准确预计每年的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造成的直接损失可能性并不大，但关键的是要把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要意识到这些因素可能对作物生长产生的影响。因此，临床诊疗过程中，如果能真正理解这一点，对中医的诊断和治疗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感冒咳嗽的患者找医生看病，他仅有咳嗽，无发热、恶寒等其他症状，舌象和脉象基本正常，拍片结果提示“气管炎”。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他所处的环境、季节和气候条件进行分析的话，那么辨证结果就有很大的随意性。而我们周围有几个中医师在面对类似患者的时候，能自觉地考虑这些因素呢？对于大多数医生来说，只要感冒咳嗽就开“感冒灵”或“止咳糖浆”！或因为“气管炎”就开鱼腥草、黄芩之类的药物，这样已经算是“不错”的中医了！现在高等中医教育的培养目标中，虽然强调中医学生的辨证思维和临床能力的培养，但实际教学中往往忽视了中医的整体思维。还是以“感冒”为例，因为教科书上将感冒分为“风寒”和“风热”两型，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教学生如何从患者的临床表现中为辨“风热”或“风寒”寻找证据。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除了这些证据外更重要的还有：在什么季节、什么地区发生“感冒”；发病时的气候变化情况；周围是否有人一起感冒，症状是否相似；患者的体质状况如何；女性患者月经周期如何、是否怀孕等。这些因素对于诊断和治疗都是十分重要的。
又如，《内经》提到“凡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这说明在暑病和温病的辨别过程中，节气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同样是因于外感的热病患者，如果发生在夏至之前就成为温病，夏至之后就成为暑病。然而，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学会标准”中，有哪些“辨证、诊断标准”真正把地理、季节、气候环境等因素作为辨证、诊断的依据之一呢？
此“胆”非彼“胆”
从西医的角度看，手术治疗胆结石时胆囊可以被切除，但中医认为胆主决断，与人的勇怯有关，如果中医的“胆”与西医的“胆”一样的话，那么把“胆”摘除了，人岂不很容易被吓死？
整体、联系的观点还体现在对脏腑的认识上，到底中医的脏腑跟西医的器官是不是一样的？
有的人说是一样的，慢性肾炎病位在肾，慢性胃炎病位在胃，所以研究“肾阳虚”模型的时候，折腾的肯定是老鼠的腰子；研究“脾胃湿热”采用的依据大部分是胃镜检查。有的人说是不一样的，例如“脾”，在中医看来，脾是后天之本，人生下来之后，营养的来源主要依赖于脾，可见脾对人的后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从西医的角度看，在某些特定的疾病或外伤时，脾脏却是可以切除的。又如“胆”，手术治疗胆结石时胆囊可以被切除，但中医认为胆主决断，与人的勇怯有关，人们常说的“胆大包天”、“胆小如鼠”、“胆战心惊”、“提心吊胆”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中医的“胆”与西医的“胆”一样的话，那么把“胆”摘除了，人岂不很容易被吓死？
“胆”不会有两颗，这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中西医认识角度的不同。打个比方：同样一个皮球，可以从外形、尺寸、质量等描述它是圆的、球形的、有多大，但也可以从明暗变化、投影、与周围参照物的对比判断它就是一个皮球。换句话说，中医看到的“人”是整体的人、联系的人、动态的人、社会的人，而不是局部的人、孤立的人、静态的人、生物的人。话虽如此，在临床和科研实际工作中能够分清中西医脏腑或器官概念者却是为数不多，这样一来不仅把老百姓搞得一头雾水，甚至连一些中医的基本概念都被搞乱了。
中医是怎么认识脏腑的呢？我们的祖先真的连起码的解剖常识都没有吗？先不说“庖丁解牛”，就是“大宋提刑官”宋慈的《洗冤集录》也足以说明这一切。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脏腑是一个实体，是客观存在的。早在《黄帝内经》就提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经水》）”。而关于人体五脏六腑的度量，跟现在解剖结果基本一致，包括古人对心、肝、肺等的描述基本上都有一个形态学的依据。例如《灵枢•胃肠篇》中记载的食道长度与下消化道长度的比值是1：36，与现代解剖学的数据1：37是非常接近的！这说明《灵枢》中的胃肠的数据是经过实测的，而且是准确的。中国民间有个习惯是“吃什么补什么”，如吃猪心可以补“心”，吃猪腰可以补“肾”，就是建立在对解剖器官认识的基础上的。再比如说，骨伤科的“正骨”，也必须建立在一个相对准确的解剖形态上。大家可能在博物馆中见过宋代王唯一的针灸铜人，古代医生考试时，铜人身上的穴位先灌入水银，再用蜡封住，穴位被扎中后水银就会流出来。王唯一在制作铜人的时候，对针灸穴位的度量肯定是以人体实际尺寸为基础的。所以，不要认为中医脏腑的概念是主观臆造的。
为什么古人不顺着这条思路构建脏腑理论呢？因为，单纯的解剖方法无法说明机体复杂的联系和动态变化。通俗一点说，脏腑搁在一起并不能构成生命，所以，中医学就从“气”（功能）的层面上去构建对五脏的一种理解。从这点意义上讲，一个中医的脏腑可能包含了几个西医器官的功能，一个西医器官的功能也可能分散在几个中医脏腑之中。例如：心的功能，它除了心主血脉之外，还包括心藏神。心藏神指的是心具有主宰人体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功能。可能有人会问：“精神、意识、思维不是大脑的功能吗”？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通常说“小心”、“专心”、“当心”，而不说“小脑”、“专脑”、“当脑”呢？事实上，外国人也这么说，比如英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方式，如：“My heart is broken” （心碎）、“broken heart”（破碎的心）、“warm hearted”（热心的）。这里所讲的都是把心的功能与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联系起来。所以，不要觉得只有中国人不懂解剖才讲心藏神，“懂解剖的”外国人也讲心藏神。可见，脏腑离不开功能，没有功能，它只能叫脏器。正因如此，中医学把功能称为“气”，人和尸体的区别就在于“有气”或“无气”，中国人把人死了叫做“断气”。我们常在电视剧中看到：一个人奄奄一息，当旁人将手置于他的鼻孔前感受不到气息的时候，就判定人已经死了。
仅仅有了对实体和功能的认识是不够的，作为医学更重要的是根据人体的健康状态、疾病状态、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治疗效果等对内在脏腑及其功能作出判断。中医的整体观念决定了必须通过外在的表现来推断内在脏腑的功能状态，这种由内及外的表现称为“象”，而这种认识方法称为“司外揣内”。所以，中医认识脏腑的更高层次?是一种“象”，我们称之为“脏象”。它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四诊、八纲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医理论体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象”来理解脏腑，通过这个“象”来进行临床鉴别，通过这个“象”来指导药物应用，通过这个“象”来判断临床疗效。例如：因为脾主运化，气血生化才能有源，脾不健运就会出现食少、腹胀、便溏，通过食少、腹胀、便溏就可以判断是脾不健运，经过健脾治疗后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说明脾的运化功能改善了。所以，中医的脏腑学说，至少应该从实体、功能和脏象这三个层面去理解，而站在每个层面去理解，中医的脏腑是不一样的。有一位同学对我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医脏腑与西医器官不是一回事，它们怎么可能不是一回事呢？你总不能说，中医的‘眼睛’不是西医所指的那个‘眼睛’。”我告诉他：“这就是认识层面的不同。‘眼睛’当然是‘眼睛’。但是，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目受血而能视’。眼睛之所以能看见东西，从中医角度看是因为脏腑精气上荣和血的濡养，而西医则认为是因为视神经支配。所以，一旦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医和西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中医跟西医的区别。”
个性中医
我常把中医比喻成书法，书法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个性化特征。如果规定每一笔的粗细长短轻重都相同，那么书法的价值就不存在了。中医泰斗蒲辅周老先生有一句话，“中医治病有一绝招，就是一病一方”。这也正是中医个性所在。
中医是从宏观上看问题，“天人合一”的观念贯穿始终，所以说中医是“风水师”。这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不仅要见到树木，见到森林，还要见到与树木、森林相关的自然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也要站在整体的高度上。在诊病的过程中，要从整体上把握健康和疾病，把不同的病证有机联系起来，避免顾此失彼。
一位患者患“口腔溃疡”多年，主要表现为口舌生疮，舌尖红，四处求医，但效果并不理想。我仔细查阅了他以往病历，所开的药方大多数是清热泻火，清热解毒，或滋阴降火之类。正在寻思着如何辨证之际，患者突然悄悄告诉我：“医生，我还有阳痿。”我一下子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心肾不交”吗？心火独亢于上，故出现口舌生疮，舌尖红，不能下温肾水而致肾水寒于下，故出现阳痿，于是处以交泰丸（黄连、肉桂）加导赤散（生地、木通、竹叶、甘草梢），三剂而愈。患者很惊讶：“这么多年效果从来没这么好！”我告诉他：“因为你告诉了我详细的病史。”他还是很困惑，实在想不起阳痿与口腔溃疡有什么关系？
整体的认识方法重视事物的共性，但另一方面还要强调事物的个性，中医学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换句话说，世界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事物之间有区别。我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试想事物之间如果没有区别，首先我们就得感叹，怎么自己和别人都一样呢，连家里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办？接着再想想，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区别，社会也不可能发展，人人都相同，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古人称之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容如“调羹”一样，羹之所以美味是因为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如果水和水调在一起永远也调不出美味的羹。
我常把中医比喻成书法，书法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个性化特征。如果规定书写过程中每一笔的粗细、长短、轻重都必须相同，写出来的字少了那份独特，便成了电脑打字，那么书法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当然，电脑打字是很重要的，但书法也同样重要，关键是两者的意义不同，所以两者都要同时存在，不能因为有了电脑打字就否认书法存在的价值。我们现在有人强调中医药规范化，或者认为中医是以“证据”为主的医学，符合循证医学的特征，这些提法值得三思。例如：现代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上，这种方法的核心点是忽略了事物之间的区别，所以通过大样本随机对照的方法对每个对象、每个事件逐一进行规范。而中医恰恰强调的是事物或现象的个性特征。中医泰斗蒲辅周老先生有一句话，“中医治病有一绝招，就是一病一方”。
前面说过，辨证论治是整体观念在中医临床思维和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所以，我们现在试图研究某一种中药（中成药）能治什么病，然后采用客观统一的模式对号入座，这实际已经不再是中医、中药了。有个学生告诉我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位男士到门诊看病，医生辨证为肝气郁结，肝脾不和，患者要求给他开中成药。谁知取完药后，患者又急急忙忙回头找医生，询问是否开错了药。一问才知道，那药盒上的主治中明明白白写着治疗月经不调、痛经等。原来，这药就是有着“妇科第一药”之称的逍遥丸，这真是让医生哭笑不得。逍遥丸原本就是疏肝理气，调和肝脾之品，广泛用于各科的肝郁之证，并非妇科专用药，所以用在男性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这位患者是外行情有可原，但有些“内行人”估计也好不到哪去！例如，现代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治疗范围之广，可涵盖各系统疾病达435种，近20个科别”，有的人为此而觉得欢欣鼓舞，有的人又以此把中医说得一无是处，这都只能说是不懂中医造成的。
《吕氏春秋•察今》有一“刻舟求剑”的寓言故事，说的是楚国有个人乘船渡江，到河中央的时候，他的剑一不小心从船上掉进了水里。他急忙在船舷上刻上一个记号，说：“这儿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靠岸后，这个人顺着船舷上刻的记号下水去找剑。船已经走（行驶）了很远，而剑还在原来的地方不会随船而前进，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疾病是动态变化的，即使是同一疾病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季节时令、不同的机体，所表现出来的证候特点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试图制定统一、规范的方法治疗某一种特定的病，这本身就不符合中医基本理论和思维特点，与“刻舟求剑”又有什么两样呢？
真的“无症可辨” ？
如果站在整体的角度看待健康，真正“无症可辨”的情况并不常见。
现在讲亚健康、“治未病”是一种时尚，很多人都很“重视”。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么一种现象，有些人体检后发现某些指标异常，比如血脂偏高、血压偏高、血糖偏高或脂肪肝等，尽管病人没什么自觉症状，但往往自己对号入座，扣上“亚健康”的帽子，然后找医生要求“调理调理”。在中国，大多数人认为中药副作用少，调理是中医的优势，所以，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选择中医（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体检中心的常规服务项目）。许多中医师也认为这是发挥中医优势的大好时机，因而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也应运而生。
现在临床上最常见到的一幕是：中医师面对着一大沓的体检报告和“没有症状”的“病人”，想到的就是“无症可辨”。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只能根据现代的研究成果，根据那些或高或低的指标，参考现代临床研究报道的结论从肾虚、血瘀、气虚或痰阻的角度，进行治疗。因为病人本身没有症状，所以治疗的效果如何也就没有人关心了，反正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肯定有“好处”，医生也是乐观其成，中医整体观念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样一来，不仅真正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反而影响了中医的声誉。
真的“无症可辨”吗？如果注意一下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饮食习惯等，感觉就大不相同了。例如：病人生活在南方，居住环境比较潮湿，气候比较热，平素喜欢荤食、高粱厚味及饮酒等，这些因素提示机体容易产生湿热或痰证，再加上有的人体型比较肥胖、困倦等等，有了这些信息，辨证的结论就明确了。可见，真正的“无症可辨”是极其少见的。相反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都忽略不计，单凭病人目前所谓的没有症状，辨证必然产生偏差。
一位朋友是生意场上的人，那年他39岁，事业如日中天，生活条件相当优裕。有一天他突然找我，说：“近段时间来老是感到很疲惫，提不起精神。”自己觉得“体虚”，于是想方设法进补，冬虫夏草、人参、燕窝、哈士蟆应有尽有，总不见效，只好求助于当地医生。医生听说“体虚”，就给他开了白蛋白和氨基酸点滴，没有见效；另一位医生说这是“肾虚”，就给他开了六味地黄丸，结果“病情”越来越重，甚至感到心悸胸闷气憋，有几次差点透不过气。我向他：“你觉得‘体虚’，有什么感觉？”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工作比较忙，应酬也多，经常觉得力不从心，只有当跑跑步出一身汗后感觉轻松一些。”我给他诊完脉后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血都快粘成一团了，还敢吃补药！”他很惊讶地说：“你很厉害，一摸脉就知道！今天上午抽血检查时，护士也说‘你的血太浓了，快抽不出来了’。可是补药大多也是医生开的！”边上的学生问我：“老师，神疲乏力不是气虚的表现吗？您怎么判断他不是虚证？”我告诉他，“动则耗气”这个道理一般都能理解，气虚的人可能经常感到疲倦乏力但往往活动后加剧，而活动后减轻则说明不是真正的气虚证。更何况40岁的男性，正值身体强壮的时候，这个年龄段的人虚证相对少，或者说这个年龄“肾虚”的概率比较低。所以，作为一个医生，综合分析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诊断过程除了考虑“阳性症状”之外，还要注意“阴性症状”。例如，“年龄40岁”并不是一个“症状”，但是，它对辨证有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