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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课本中提到的女性寥寥无几？为什么社会课课本的插图中动手的总是男孩？
笔者走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史静寰教授，目前她正在负责一个名为“性别文化与教材”的课题研究。该研究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性别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教材和教师的教学活动，研究揭示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和行为背后，是怎样隐藏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性别文化。
教材和教师：进入性别视角
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然把女性束缚在狭小的发展空间当中。作为个人，她们应当做有“女人味”的女人：温柔、美丽、善解人意、可爱、顺从……作为社会成员，她们应当是丈夫的“贤内助”和孩子的好母亲。她们的活动领域应该是家庭，而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主要是男人驰骋的世界。
“性别文化与教材”研究试图重新审视我们基础教育当中使用的教材。研究人员选取了北京地区广泛使用的幼儿园教材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社会、历史和英语课本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从中发现教材在塑造社会性别文化时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
史静寰教授说：“我认为，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是已经经历了成长过程的女生所反映出来的。她们是怎样成长的？她们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教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教育中，教材是产生影响的一种重要的文本，教材提供了哪些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又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女性的成长？”
为什么要选择学校中的教材作为研究的主题呢？史教授说：“学校本身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对个人的影响当中，哪些是学校给的，哪些是家庭给的，哪些是社会给的，很难区分。我们只能说学校是社会文化的代表，是性别文化的一个单位。所以校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是，“学校除了直接反映了社会文化之外，还应该代表更先进、更高层次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因素。”
所以，代表学校文化的重要文本——教材，以及以教材为基础进行教学活动的教师进入了一个新的视角——性别视角：教材和教师的活动在怎样有意无意的形成、传递社会性别文化？这样的性别文化是令人满意的还是需要置疑的？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使它更趋向合理化，更有利于所有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自由充分地发展，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发展受到限制而另一部分人却负担太重？
教材：传承还是超越
当我们从性别视角来反思教材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教材在复制着一种我们并不希望复制的东西：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教材中历史是男性的历史，女性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历史教科书中留下了她们的名字；教材中的社会生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男性是家庭的支柱和社会的主角，女性则主要演相夫教子的角色，绝大部分时间出现在家庭“私领域”当中。甚至在理科教材中，这个看起来似乎很少反映社会文化的地方，也“不经意”地打上了性别刻板印象的烙印：某地理教科书课后练习部分，所有用来提示“想一想”的都是男孩的图标，而“读一读”则用女孩做图标——这实际上也在传递对男孩和女孩的某种看法和期待：男孩是勇于开拓创新并善于思考的；而女孩则长于记忆、资料搜收集和整理。这些看法由于其“不经意”而越发显出其根深蒂固。
史教授在谈及历史教材研究的时候说：“在很多人心目中，历史教材就是历史。但事实上，历史教材只是教材的编写者对某一特定历史的解读。在解读当中，什么样的人进入教材？是所有历史上存在过的人都进入历史教材？还是有选择地进入？谁选择这些人？依据什么样的标准？这完全决定于历史学家个人，或者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使真的如历史教材反映的那样，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就是比男性小，我们同样应该质疑：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把女性限制在家庭的“私领域”当中，而且大家还很认同的是：男性通过征服世界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女性通过征服男性来征服世界，这样的逻辑本身就是后天的性别文化的结果，但它却被看成先天的自然条件，并潜移默化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进入历史教材和现实的历史。
与历史教材一样，语文教材中的女性不仅数量上大大少于男性，而且就已经出现的女性来说，也几乎只代表一种形象：附属于儿子和丈夫的慈爱的、温柔的母亲和妻子的形象。居里夫人也是一样。居里夫人不是因为她献身科学的精神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走进教科书的，教科书中的居里夫人只是一位教育有方的好妈妈。我们承认，在挑选题材的时候，教材的编写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性别刻板形象的影响，但正是这种“无意识”是性别刻板印象得以不断被复制和传递的真正原因。过去有很多认为是男性从事的领域已经有很多女性从事了，或者传统女性的职业也有很多男性进入，但我们的教材并没有跟上这种社会变化的现实……我们的幼儿教材非常明显。基本上孩子在家庭当中接触到的就是母亲，实际上现在的家庭大都是独生子女，很多爸爸都很积极地带孩子去公园，跟孩子玩，这样的状态在我们的教材当中却很少见到。
那么从性别视角来看，一种理想的教材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呢？概括起来，最基本的特征是：公平、多元。公平就是不再以某种固定的性别模式去规定男性应该怎样，女性应该怎样，而承认两性的平等；多元则是承认个体的差异，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并给予个体选择的自由。所谓多元，就是在教材当中提供多种可能：既有埋头工作的爸爸，也有和孩子们玩得高高兴兴的爸爸，如此等等。
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教材”是困难的。“性别文化与教材”课题研究本来的目的是想影响到新教材编写，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史教授对这些困难并不讳言：“我并不认为现在我们就能编写出能够反映出性别意识的非常好的教材，但是起码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教材的编写者和组织者，他们能否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教师：反思和希望
与教材一样，许多教师在一种群体的“无意识”中充当了维护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的角色。男生一次考得好，是有潜力；女生成绩好，则是比较用功，但学得比较死。在研究中发现，相当多的老师存在这样的观念。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如果不去反思，就成了天经地义，就会认为这本身就是男孩和女孩的天性。研究者针对初中理科教师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
让教师对两个学生——王健和王蕾进行评价。这两名学生都有同样的特征，例如，爱问问题，下课后经常自己花费大量时间钻研书上的推导和证明，爱看课外书等等。研究者并未直接说明两个学生的性别，但是学生的名字暗示学生的性别。研究结果发现，理科教师们对两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方法、学习能力、业余爱好、知识面水平和发展潜力方面有着明显不同的看法。教师普遍认为拥有男性特征姓名（王健）是个成绩优良、学习方法正确、能力强、聪明好学、知识面广、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孩子；而倾向于认为拥有女性特征姓名的学生（王蕾）学习方法不佳、能力不强、不聪明，爱看课外书而耽误了学习。只是在学习用功程度上，大多数教师认为王蕾比王健用功。
当教师在做出这样的评价时没有意识到两点：一是现实当中有许多聪明、富于探索和创造的女孩，但教师并没有将其作为女孩的代表；相反，如果遇到这样的男孩，教师却很容易认为他是“典型”的男孩。另一点是教师没有考虑到女孩在现实当中面临的压力，史教授认为，“在青春期所谓的好女孩和好学生之间的对立越来越明显：如果要做好女孩，就得非常安静、温柔、可爱、讨人喜欢；如果是好学生，就得追着一个问题不放，经常提出怪问题，这种形象和好女孩的形象非常矛盾。要把这种矛盾的形象组合在女孩身上，对她的压力是很大的。但对于男孩来讲却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阶段，女孩更多地要承受一种双重的认同危机。”
在研究的访谈当中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许多现在就读理工科的女生回忆当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承认，当时的确是老师让她们报考理工科的。是老师认为她们具备学理工科的素质和潜力吗？不是。是因为理科招生比文科多，考理科学医，学会计，也是很“适合”女孩的。当教师以这样的理由鼓励女生考理工科时，他（她）实际上也是在暗示女生：这就是我对你的期待。很多学生长期在某一学科方面的兴趣、自信和投入程度，都和这些暗示有直接关系。
“我想，只要是有责任感的老师，都是具有反思能力的。老师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提供这样思考的视角和材料，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没有老师会说，我不愿意去改变。很多时候，老师这样做并没有意识到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当他们意识到这样不好时，我想老师们很愿意做出调整。”史教授对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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