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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教师,但我不相信教育 ——有些话，你不得不说，因为心中尚存的良知。 ——有些话，说出来就会付出代价。 十年前师大毕业后来到这座繁华都市——深圳，三个月后，走进机关深宅大院，置身仕途官场。七年前，背起行囊走进贵州乌蒙大山扶贫支教。支教结束，仕途坦荡，破格提拔为这个城市中心区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只因难忍文山会海的煎熬，经历了两年仕途生活的千锤百炼后，为了生命中的泥土气息和阳光雨露，最终向官场生活挥手告别。四年前，独自一人背起行囊再次踏上了支教的征程，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三尺讲台带给我生命中最简单真实，最浓厚醇香的快乐。从大山深处重回这座都市后，我再次选择了教书，我相信学校还是一片净土，快乐还可以延续。 然而，在这所条件优越的省一级学校，我根本就找不到教书的感觉，根本就体味不到为人之师的快乐，我甚至已经开始厌恶教书，这样的心境变化连我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在贵州支教期间，我写了三十多万字的山村教育调查报告《生命的底线》，我曾经想告诉大家真实的山村教育。回到都市里，我的所见所闻更令人忧心，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相信自己目睹的绝非是一所山村学校和一所都市学校的问题。“教育一年不如一年了。”这是我在贵州和深圳听到老师们最多的感慨，我不知道教育官员和专家是否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些声音。 小学六年，这些孩子究竟学到了什么？！ 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整整一节课时间，我把学生训斥了一顿，这也是我在这所省一级学校任教两个学期以来，第一次因学生的考试成绩迸发雷霆之怒。我不想再去翻阅办公桌上的数学试卷，那上面的分数不堪入目。我的深圳学生的成绩竟然赶不上我的山里学生，这让人难以相信，难以理解，难以接受。 学校初二年级进行了一次“月考”，这套没有什么难度的数学试卷竟然把学生考得落花流水，全班四十个学生中得分在二十分以下的有五人，而全年级三十分以下的超过五十人，十分以下的有近十人！事实上，如果没有选择题和填空题，如果排除作弊的因素，很多学生的得分是几分甚至0分！也就是说，这群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读了八年书，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数学全军覆灭，英语也惨不忍睹，这个班至少有十几人对英语一窍不通，这些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语，很多学生掌握的词汇量不会超过一百个。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漫长的八年，我真想问问，这些孩子们都学到了什么？差生面如此之广，真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这些学生一届不如一届了！！”“教育太失败了！！”老师们的呐喊声中浸透着满腹的忧虑和绝望，但是这样的呐喊声只能在狭窄的办公室里弥漫，不会引起任何人的警醒。 在这所“省一级学校”任教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怀念乌蒙山深处那所山村学校，我的山里学生，在支教的日子里，每学期任教两个年级两门以上课程，但我依然有时间画画，写日记，拍DV，打牌，下棋，和山里学生走村窜寨，写生采风，和山村教师吹拉弹唱，举杯痛饮。每天搂着书本，走进教室，我都感到心境明快。98年我的山里学生曾经创造了地区数学统考均分95.2分的记录，2001-2004年由于取消小学升学考试以及普九的影响，我的山里孩子成绩已经飞速下滑，但他们的中考成绩依然占据全县之首。快乐是简单的，也是真实的，只是这样的快乐消逝得太快，这样的快乐在繁华喧闹的都市里荡然无存。在这所都市学校任教数学近两个学期了，实事求是地说，孩子们的数学成绩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但现实情况是，我任教数学以来的最低平均分，最低及格率都是在这所学校创造出来的。想想学生的数学基础，我就感到头皮发麻，临近初三了，居然还有学生连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连正方形和三角形的面积公式都不知，面对如此巨大的后进生群体，我该坚持还是放弃？说实话，我算是一个很宽容也很有耐心的老师，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辅导后进生，也曾经在暑假里放弃了外出写生的计划给孩子们补课，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没有什么效果。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我的信心，耐心和宽容心都被这群孩子消磨殆尽，绝望情绪与日俱增。 就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闻媒体正在对这个城市的高考成绩进行轰轰烈烈的报道。全省12个高考状元中有4个出自这座都市，全省538个成绩在800以上的考生有78个出自这座都市。这座城市的大学录取率达到惊人的92%，可是当你了解到高考成绩达到300分就可以被大专院校录取时，这样的升学率也就没有多少含金量了。高考的胜利是这座城市“尖子生”工程的胜利。在残酷血腥的高考搏杀中，一所学校成败荣辱往往是取决于这所学校是否有高考状元，是否有学生考取清华北大，这样的评价标准已经代替了以前的平均分和升学率， “尖子生”的成功掩盖了多少“差生”的泪水和教育中的问题呢？ 事实上，从小学开始，这座城市中的很多学校就开始实施“尖子生”工程了。学校的成败荣辱也是看有几个学生考进了当地名校“深圳中学”和“深圳外国语学校”。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所“省一级学校”的差生面如此之广，这样的状况令我感到非常震惊。由于小学升入初中不再需要升学考试，因此小学六年，这些孩子们究竟学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评价标准，某些学校总是拿几个尖子生来宣扬成绩，来掩盖教育的缺失。无论成绩好坏，读完小学的孩子都会进入中学，教学压力和升学压力就这样不公平地转嫁给了中学教师。 我又想起了支教。可是，我们真的有资格去支教吗？我的深圳学生成绩赶不上我的山里学生，这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残酷的现实。 折腾，折腾，为什么要拿教育来折腾？ “这届初三学生怎么样？”“比上届初三差远了。”“你们初二怎么样？”“别提了。”“你们还不算差，看看我们这届初一，都不知道怎么教。”这是我经常听到的老师们的“共鸣”声，而这样的共鸣声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学校漫延。从贵州支教结束后，我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山村教育步步下滑，为什么都市教育难如人意？为什么教育改革风起云涌，教育投资成倍增加，而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却发出“教育却一年不如一年，学生一届不如一届”的感慨？ 教育越来越让人读不懂，看不透。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风气已经严重地伤害到教育的根基,学校渗透着越来越多的功利色彩，我们的教育在经历着越来越多改革的同时，也经历着越来越多的折腾，被这样折腾拖累的不仅仅有千百万的学生，还有我们的老师。 还是从贵州那所山村学校说起吧。支教四年，我对那所山村学校有着圣教徒般的情感，但从2003年开始“两基攻坚”（即普九和扫盲）以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我支教所在的那个偏远乡镇根本不可能达到验收标准。以我在2001-2004年支教的这届学生为例，在初一的时候有3个班180多人，初二时剩下两个班140多人，到初三毕业时只剩下了100多人，辍学率超过40%！！，作为一个志愿者，任教的年级辍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40%，除了痛心之外，也是我的奇耻大辱。辍学率居高不下，直接威胁到验收。后来乡政府出台了一个强制规定，要求老百姓必须把外出打工的子女都叫回来读书，否则就罚款。在政策高压下，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孩子回来了，但这群孩子的回归却导致宁静的山村学校走向严重的混乱，因为这群孩子回到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仅仅是为了避免罚款，他们在学校里抽烟喝酒，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教师，学校也毫无办法。在那段时间里，老师们是不敢训斥学生的，要是学生因老师的训斥离开学校，老师还得低声下气地去把学生劝回来。为了验收，教师们两年来疲于奔命，很多次辛辛苦苦准备的材料由于不符合验收标准而变成一堆废纸。验收的时候，为了能凑齐学生人数，某些学校和当地政府甚至招募一些社会青年坐进教室里，冒充学生，应付检查，老师们还要自己掏钱付给这些人一定的报酬。学生成绩越来越差，学校风气越来越混乱，导致老师开始考虑外出打工，也导致山外来的志愿者逃离。2004年9月，团中央派遣了四十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到这个贫困县扶贫支教，时隔不足半年，有五六个大学生志愿者不辞而别，一个大学生志愿者曾经这样对我说，“其实这里根本就不需要志愿者。”这些话语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现实呢？ 在都市中，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也渗透到每个角落。我的一位朋友在深圳某中学任教，他所在的学校也正在为“省一级学校”验收而疲于奔命。他告诉我，老师们已经忙碌了两个学期，文件材料堆满了一个屋子，他不知道这些材料和数据究竟有什么作用，但为了这些数据和材料，老师们经受的折腾难以言述。身体上的苦累不说，精神还备受压力，他时时“教育”自己的学生“以大局为重”，替学校隐瞒实情。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他的学生一出校门就可以当政客了，因为他的学校经常有领导视察，而每次视察，他都会带着学生折腾好一阵子，时间长了，学生也明白了很多事情是假的，是做给那些当官的看的。一个学生曾经问他：“老师，你骂我们考试作弊，又教我们弄虚作假。”这句话如针锥刺向他的心。 “学校机关化，校长政客化，教师工具化”，愤世嫉俗的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眼中的教育现状，两个月后，他离开了学校，他说教书没什么意思，他无法忍受。 网上有一则“中国教育十大谎言”的帖子，其中“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位居十大谎言之首。教师自我认知度的降低是教育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四年前我辞职到贵州支教时，一位领导干部曾经这样劝我：“你是机关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是组织培养的重点，前途无量，一个年青人应当干点大事，一辈子当个教师有什么意思？”也许这位领导是无意中迸出这句话，但无意的话或许是最真实的话。在整个中国的现实社会中，一个年轻人把自己的人生轨迹固定在三尺讲台上是没有出息的表现，离开学校，离开讲台是很多老师的梦想。“一个年轻人教一辈子书有什么意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都将是一个“真理”。 教师的苦累有多少人能理解？如果我们还以为教书仅仅是上几堂课而已，那就完全错了。上课，备课，改作业，给后进生补课，教育违纪学生，接待家长，参加学校各种各样的会议，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这都是老师们的“任务”。某校教务主任告诉我，他每学期他至少要应付三四十次关于教学的检查考核，有检查考核，就要写汇报材料，就要加班加点甚至弄虚作假，耽误了很多上课时间。现在的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能用50%的精力来教学就算不错了，另外50%的时间就要用来经受折腾。 看看“班主任”的苦日子。临近期末的时候，班主任要填多少份表格？要写多少份评语？我曾经很“无聊”地进行过统计，结果令我震惊不已，我竟要填写超过四百张表格！学生学籍表，学生评价手册，教学常规检查册，备课手册，听课手册，班主任工作手册，后进生转化手册，德育统计表，评优评先统计表，教学论文，班主任工作论文……我想问的是，我们真的有必要填写那么多的表格，撰写那么多的材料吗？班主任老师的日子真的非得过得这么苦这么累吗？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把原本很单纯的教育复杂化？为什么作为一个老师，却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去面对文件材料，表格总结？一个老师不能把精力用在思考如何教学，如何教好自己的学生，这是教师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剧。 是该减负了，谁来给老师减负？ 我们真的在推行素质教育吗？ 先说说取消小学升学考试的事情。1998我第一次到贵州支教，那届初一新生都是通过小学升学考试升入初中的， 2001我第二次到那所学校支教，小学升学考试取消了，1998年的时候，我的学生考试平均分能达到八九十分，而从2001至2004年，他们的平均分已经下滑到六七十分，这近三十分的差距就是取消小学升学考试后立竿见影的“效果”。 说到这儿，有些人会指责了：“你口口声声地讲分数，我们实行的是素质教育，不是应试教育，分数已经不重要了。”住口吧，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遮遮掩掩了。在这座城市里，有几个校长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实行的是素质教育？也许某些小学校长可以，因为他们没有升学压力，但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素质教育呢？多少学生读了六年书，连最简单的数学题也不会计算，作文中没有几句通顺的话语，记不住几个英语单词，谁敢说这是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呢？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素质教育的土壤，只要中考高考存在，分数就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分数的重要性就不容置疑，应试教育的痕迹就永远不可能抹去。我们还是处在“分数决定未来”的阶段，因此，任何对应试教育的否认和逃避都显得虚伪。素质教育的口号叫嚷了多少年，到头来，素质教育成为应试教育的幌子，严严实实就如一块遮羞布，遮住了教育中存在的种种令人忧心的问题。 别以为举办几次体育艺术科技活动，获得几次级别颇高的奖励，就宣称自己实施的是素质教育了。临近中考高考的时候，哪一所学校不组织学生昏天黑地地补课？哪一所学校不把学生推进“题海战术”的深渊？深圳学生的作业负担之重超乎想象，每天晚上做五六张试卷是常有的事情，周末的作业更是铺天盖地。作业成为压在学生身上心上的沉重负担，由于作业太多，绝大部分学生把作业当成任务，而抄袭则成了这些学生完成任务的主要方式，孩子的厌学情绪严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说来也许很多人不会相信，从贵州返回深圳教书后，我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泥潭，我的教学技巧越来越退步了，在三尺讲台上给予学生的快乐和自己体味到的快乐也越来越少了。我根本无法快乐教学，学生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我不得不采取传统的方法把知识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在支教的时候，我几乎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即便是布置作业，也绝不会超过四五道题，但在返回深圳任教不到两个学期，每天都要布置作业，每天都分批改作业，每周都要考试，每周都要给学生做“周末卷”，有些时候连我自己都非常厌恶自己了。 应试教育的确应当改革了，否则学校真的会成为孩子精神的坟墓。实行素质教育没有错，但我们推进素质教育的方式绝对有问题。前不久我在《读者》上看到一篇题为《瑞士的真正魅力》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瑞士高度重视教育的均衡发展，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瑞士教育最最有特点的就是他的职业教育了。九年义务教育后，学生开始分流，约70%的毕业生进入职业学校，瑞士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只培养科学尖子，还要培养职业尖子。正因为瑞士对教育的高标准要求，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小国，不仅出了16个诺贝尔得主，而且孕育了世界一流水平的金融，旅游，钟表行业。瑞士最大的银行联合银行的大老板施图德尔就是徒工学校出身，据统计，在日内瓦，75%的老板均出自徒工学校。 看完这篇文章，给我很大感触，我不知道在瑞士是否存在“素质教育”的说法，但我相信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素质教育。但我们始终把高等教育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高等教育产业化已经让我们的大学生“含金量”大幅下降，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加，高级职业技能人才奇缺，这些现状都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小学教育根基不牢，高等教育脱离实际。宁愿读最差的大专院校，也不愿意读最好的职业学校，这样的观念流行其实就意味着素质教育的失败。 后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但愿这些美丽的话语能成为现实，总有一天，我还要到中国最偏远最美丽的山村去支教，谁愿意与一个虚幻的志愿者同行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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