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總傳疑：陳寅恪先生“恪”字之讀法

公案總傳疑：陳寅恪先生“恪”字之讀法


张旭东



一、“恪”之讀“確”非自寅恪始

《石遺室詩話》卷一末云：“都下詩人，十餘年來頗復蕭寂，自余丁未入都，廣雅相國入廷樞，樊山、實甫、芸子俱至，繼而弢庵、右衡、病山、梅庵、確士、子言先後至。”其中有“確士”者。
同書卷四又曰：“俞確士學使明震庚戌入都，訪余於秀野草堂，云有近詩一冊在弢庵處，請余商定。”
俞明震字恪士，而石遺呼爲“確士”，此並非音近而訛，亦非手民之誤。晚清民國之際有一現象，即行文當中呼人字號時，往往音同字不同，音定字不定。以陳衍《石遺室詩話》爲例，以李蓴客爲純客，朱古微爲古薇，江翊雲爲逸雲，王蘭生爲闌生，梁眾異爲仲毅，梁茝林爲茝鄰；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以王廉生爲蓮生，文道希爲道溪，易實甫爲石甫；《積微翁回憶錄》以吳雨僧爲宇僧；陳寅恪一九五三年致楊樹達函稱余季豫爲季玉：皆如此類。而繆筱珊又作筱山、小山、小珊、筱衫，不一而足。則據此亦可知潘景鄭《寄漚賸稿》中《跋蔣香生致葉鞠常手劄》，“常”字不誤（葉昌熾字鞠裳）。前數日，聽金文明先生說，他發現《魯迅書信集》當中有四十五處將許壽裳的字“季茀”寫作“季弗”，認爲是誤寫，其實乃迅翁襲此故習。
瞭解這一現象有什麼用呢？就是如留聲機般記錄了讀音，可以據此推定“恪”之念“確”不從義甯陳寅恪氏始，山陰俞恪士已如此。明震爲伯嚴繼妻俞氏長兄，以行輩論，顯長寅恪一輩。幸存此法，可破“爲一人而設一音”之妄責。可以斷定“恪”之讀“確”亦不自俞觚庵始。1915年商務印書館《辭源》“恪”字即有“確”之讀音，1937年商務版《國語辭典》亦如是。


二、“恪”之讀“確”非方言攙入

很多人認為“確”的讀音來自方言。2007年頃，我的同名兄占旭東君讀了黃延復先生刊于《中華讀書報》（2006年11月16日）題爲《陳寅恪先生怎樣讀自己的名字》的文章，深服其說，並現身說法，舉自己名字爲例。占君是安徽太湖縣人，他說：你要到我們那裏找占旭東是找不到的，只有“占秀東”，方言裏“旭”讀作“秀”。並問我的名字在我老家的方言裏如何讀。我籍貫是山西省介休市，九歲隨父母遷太原，當時還是介休縣，在家鄉的方言裏，我的名字被稱作“張雪東”，家父鄉音未改，平時叫我小名，他每生氣時便以此呼我，故所記尤清晰。
我們看到“旭”字在方言裏固有“秀”與“雪”之異讀，但從未影響到字典上對此字之注音。事實上，幾乎每個漢字在方言裏都多多少少存在異讀。但長輩和家人是不會強調讓身邊的友朋都照方言讀音來讀的。除非是“有根底”的家庭他們認爲這種異讀保留了古音，方捨此而就彼。
故說《辭源》中“恪舊讀確”是方言攙入，影響到普通話（當年叫“國語”）之純潔，我是不相信的。當然也不完全排除大人物以行政手段來影響字典的編纂，但1915年商務印書館《辭源》出版，俞明震並無飛騰之勢坼地之名，《辭源》緣何會爲他的方言異讀設一音！陳寅恪先生當時25歲，緣他而“爲一人而設一音”更屬無謂。我們看到“介”字猶未變爲“蓋”音。
昔見有人撰文題爲《勿以一人之尊而失一國之範》，尤爲無根之游談，不能稍作考據，卻喜上綱上線，竊爲不取。“恪”之讀“確”必有其文字訓詁上之淵源，方言攙入之說，不免草率。



三、諸家看法公案傳疑

人民大學教授李光謨先生（前清華國學院李濟先生的哲嗣）在給黃延復先生的信中說：“‘恪’字的正音，按規範漢語自應讀作kè，這一點大概是沒有疑義的。但陳寅恪先生的尊諱，就我記憶所及，包括他的一些老友至親（如俞大維、曾昭掄、傅斯年和家父等），都稱‘寅què’或‘寅quó’（湖南一帶的讀音），這是事實。連語言大師趙元任先生也是叫他‘寅què’，我相信我的記憶沒有錯。”
又有文章指出：“‘恪’字確實是被讀成‘què’音，這個現象的存在，趙元任先生曾有記錄，並指其爲‘誤讀’, 但沒有深入解釋。”

“指其誤讀又沒有深入的解釋”說明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事實上乾嘉諸老之後，音韻學已成絕學，遺風流韻或存于餘杭章氏及其弟子中，而趙先生是“新式”的語言學家，於此恐非當行，“沒有深入的解釋”自己又讀作“寅què”可爲旁證。趙先生精研方言，故將這個問題往方言上靠。專家考辨未果，故公案又傳疑。
後來仍然有語言學方面的專家介入，王繼如先生《“恪”究竟怎麼讀》（《光明日報·國學》2007年7月26日）：“‘恪’是一等字，不顎化，據其反切折合成今天的音是‘kè’，而北京話在‘恪守’這個詞裏也都讀‘kè’。漢字讀音的規範，是以北京音爲標準的，同時也考慮到反切折合成今音的規律。”又說：“認爲應該讀‘què’的大都據二等字來證明，這樣的論據是不能證明其論點的。很多人都喜歡用‘確’字來證明“恪”可以讀‘què’，這是有問題的。‘確’字是胡覺切，二等字，常組成‘磽確’一詞表示土地多石而貧瘠，現在用作‘確’的簡體字，而‘確’本身是苦覺切，同樣是二等字。所以‘確’在方言中會讀爲‘ko’或‘ka’(均爲入聲)，而普通話中讀爲‘què’，這是二等開口字的顎化，不可以用來證明一等字必然顎化。”而曹先擢先生《也談“恪”字的音讀問題》（《光明日報》2007年8月16日）說：“我認爲應該從北京話的文白異讀著眼去分析恪kè/què的音讀。”得出的結論是讀“確”。二人方法略同，結論正反。
吳小如先生《從“恪”字讀音談起》（2006年12月31日《文匯報·筆會》）
說：
讀過好幾篇文章，作者們都在爭議陳寅恪先生的名字。“恪”爲什麼不少人讀“què”而不讀成“kè”，而這些作者又大都認為讀“què”是錯的。我則認爲讀“què”不能算錯。一字有多種讀法在全國各地方言中並不奇怪。“恪”是入聲字，最早的寫法是“愙”。我從小聽父師老輩們讀吳大澂的著作《愙齋集古錄》便讀作“què齋”，幾乎沒聽見過讀“kè齋”的。寅恪先生的哥哥衡恪先生（字師曾）是有名的畫家、詩人，曾與魯迅同事，我也只聽人們稱他爲“衡què”。
吳先生此文指出吳愙齋之“愙”亦讀“確”，雖從老輩口耳相傳而來，並無書證，但給人很大啟發。
這個愙字果真老輩讀作“確”的話，我想到了另外一個字，就是他叔父問他志向，他說“愿乘長風破萬里浪”的那個宗慤的“慤”。這兩個字有個特點，就是在古人謚號中最爲常見，所以我試圖找到二字混用的情況。但沒有找到。


四、按“規範漢語行事”的困惑

黃延復先生在《陳寅恪先生怎樣讀自己的名字》一文中說道：
如果上述種種分析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我認爲應該得出如下幾個結論：1、作為現代人，在口頭上或日常生活中，你盡可以用方音或習慣音讀字。但在正式場合，在要求用規範語言進行交際、交流時，就應該按規範漢語（普通話）行事。特別不應該用自己的習慣以至錯誤去“糾正”他人。事實上，我接觸過許多青年人曾告訴我，他（她）們原本是根據辭書讀陳先生的名字的。但受到了老師或長輩的‘糾正’而改變了讀法。2、學校的啟蒙老師，特別是新聞媒體的解說員、廣播員，應是正確使用普通話的模範，萬不可根據別人的偏頗之見對自己的聽眾作錯誤引導。而事實上，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大新聞媒體，以及我上面提到的電視片的講解員，都有意無意地誤導了自己的觀眾或聽眾。我相信，他們也是受了某些“名人指點”才這樣做的，但是他們應該根據規範漢語辦事，而不應盲目聽信他人，因爲這是對讀者不負責任的做法。
黃先生是從“現代人”“用規範語言進行交際”應該“按規範漢語行事”角度來認識這個問題的。如果從筆者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可能就會有不同的認識。比如“說曹操曹操到” 這句俗語，用“規範的漢語”說，其中的“操”字讀平聲是沒錯的，字典上便如此注；但是你以此“知識”閱讀古籍，便會出問題，會產生疑惑。
蔡京的兒子蔡絛《上烏程李明府》七律云：“直操已爲松柏許，貞心不逐歲時移。”上句的平仄應當是“仄仄平平平仄仄”，“操”在第二字，必須爲仄聲。《全遼文》卷六《廣濟寺佛殿記》：“律儀修而白玉無瑕，戒行止而青松有操。”下句末字當爲仄聲。華岳《悶成》詩云：“勿憂李廣不封侯，廣不封侯未足憂。漢鼎不烹曹操肉，吳鉤空斷伍員頭。鴻門自昔推屠狗，虎帳於今愧沐猴。千萬南陽遇徐庶，爲言豪傑尚縲囚。”第三句當爲“仄仄平平平仄仄”，“操”正爲仄聲。易順鼎《答樊山》詩云：“陽春自賞便如何，季緒休勞詆與訶。天下英雄使君操，蠻夷大長老臣佗。青梅酒醋原同浸，黃屋箕椎且自多。詩法轉從官裏誤，一時笑駡總由他。”“操”用於第三句末，正是仄聲。另外東坡《送劉道原歸覲南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當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亦是此類。
《說文》：“操，把持也。”段注：“把者，握也。操重讀之曰節操、曰琴操。皆去聲。”“操”字爲“品德，操守”意項時，讀第四聲。曹操字孟德，名與字正相應。又《經典釋文》於《禮記·曲禮上》“不諱嫌名”條下曰：“按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陳思王詩云‘修阪造雲日’，是不諱嫌名。”避嫌名，是指回避同尊者姓名音聲相近的字。“曹操”的“操”若讀第一聲，則與“造”字之音相差甚遠，讀第四聲方差近，則阿瞞之“操”在古讀爲仄聲無疑。
當然如果強迫每個“現代人”都讀第四聲，把此字都念得像罵人，似乎也不太現實。但是如果不按仄聲讀，讀古詩必不合律。黃延復先生在大文末尾強調“名從古人”的古訓，我非常贊成，這是《公羊傳》留下的傳統，其道當從。但不知主張“名從主人”又主張“按規範漢語行事”的黃先生于“曹操”二字當如何讀。
不必強行推廣“操”的仄聲讀法，而依“舊讀”讀作仄聲的，當然不能詬病，因爲“主人”如此，且疆域有別。這種寬鬆的態度似乎可以用來解釋陳寅恪先生自己看法。



五、來自長輩與家庭的舊讀

舊讀之“確”音，絕非僅僅出現在清華和西南聯大陳氏故友中，陳三立身邊友朋已如此稱呼，上舉陳石遺呼俞明震既是一例。可以推知，暫不論出於何因，陳三立是堅持舊讀的。後黃延復先生《關於陳寅恪名字讀音幾點新悉》引王永興回憶：1947到1948年間他做陳寅恪助手時，常到老師家，稱老師爲“寅kè”先生，師母糾正說應念“què”。中山大學的一些老人還親眼見過當年有人念陳先生名字爲“kè”時，陳夫人糾正說要念“què”。陳夫人的堅持很可能來自家庭中上一輩之薰染。這是舊讀的一派。

陳寶箴制定了“三恪封虞後，良家重海邦”的字派，陳氏恪字輩除了我們熟悉的衡恪、隆恪、方恪、登恪以外，還有宗兄弟儒恪、儲恪、伊恪、榮恪等，分別散于武漢、長沙、南昌、北京等地任職，伊恪、榮恪還留學日本。由於家風薰染漸遠，他們皆讀若“kè”，卻是新讀一派了。

 

黃延復《關於陳寅恪名字讀音的幾點新悉》中概括劉經富先生的話說：“榮恪在修水長大，自會講客家話。儒恪、儲恪、伊恪爲親兄弟，其父陳三略服官湖南，儒恪兄弟雖在湖南生長，卻能講純正的客家話。這兩支出自陳氏故里的人才，在二三十年代前常有聯繫。儒恪、儲恪、伊恪、榮恪不會將自己名字讀成‘què’，同理，共曾祖的寅恪兄弟也不會將自己的名字讀成‘què’。陳寅恪也不會標新立異，脫離親兄弟和宗兄弟們自幼形成的讀音習慣。”其觀點筆者在此不論，但這裏很顯然可以看到“恪”之讀“確”並非方言攙入，而是家風薰染，由於儒恪、儲恪、伊恪等人沒有散原老人與唐筼女士在一邊督促，別人便棄舊就新了。

六、陳寅恪自己的讀法

前文提到《公羊傳》“名從主人”的傳統，所以這個問題最該注意的似乎是陳先生自己的讀法。
《陳寅恪先生怎樣讀自己的名字》一文引趙元任8月20日記：“發現寅恪自己用的拼法爲‘Yin ko Tschen’。” 《陳寅恪集•書信集》中收錄的一封陳先生寫于1940年致牛津大學的親筆英文信作“ Yours sincerely Tschen Yinkoh”。這些成爲讀“客”一派很硬性的證據。
我後來對這種羅馬字母簽名也比較留意。我在編輯《中華大典•教育典》時，碰到了 “官費留美幼童名單” （劉真主編《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第一冊），將一些留美幼童之名及其譯名錄於下：
  蔡紹基（Tsai Shou Kee）廣東香山人，蔡錦章（Tsai Gum Shang），廣東香山人，程大器（Ching Ta Hee）廣東香山人，歐陽庚（Auyang King）廣東香山人，陳钜鏞（Chun kee Yaung）廣東新會人，曹吉福（Tso ki Foo）江蘇川沙人，潘銘銓（Paun Min Chung）廣東南海人，以上爲第一批，1872年到達美國。容尚勤（Yung Shang Kun）廣東香山人，王風階（Wang Fung Kai）浙江慈溪人，容揆（Yung Kwai）廣東新寧人，以上爲第二批，1873年到達美國。其中容尚勤（Yung Shang Kun）最值得注意。
  《陳寅恪先生怎樣讀自己的名字》一文又说：“笔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访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已故），谈话间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他用浓浓的胶东口音说出‘陈寅ker’三字。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他当年同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清华老前辈都‘过从甚密’。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大家读‘què’或‘quó’？他说他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如果記憶可靠，陳寅恪先生自己則在新舊雜存的情形下採取了新舊皆可的態度。如果他欲禁止別人呼他“寅確”，難道他這個主人還做不到嗎？這種兩可的態度是一種寬鬆的態度。他這種寬鬆的態度在偏執于《說文》的學者那裏，可能並不以爲然。

                    七、錢坫與黃侃的看法

黃文說：“陳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的读音，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相当一部分人读作‘què’；但查古今辭书，诸如《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等，大都只注‘kè’音，有的还特别注明它的原形字是‘愙’。但也有些晚近出版的辞书（海峡两岸都有）注以‘旧读què却’的，但‘旧’何所指，大都语焉不详。”
其實《說文》就不收“恪”字。《說文》收字有限，很多字都未收，實不足怪。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愙”字下注曰：“今字作恪。”《中華大字典》注明“恪”字與宗慤之“慤”同屬“藥韻”，注音爲“乞約切”。“慤”字在《說文解字》中注音爲“苦角切”。從“乞約切”到“苦角切”，聲母由Q到K，這種變化值得注意。
清人錢坫，字獻之，《光緒嘉定縣志》曰“一字秋篆”，號十蘭，趙之謙《國學師承記》批本曰“又號篆秋”，錢大昕之侄，《國學師承記》有傳。撰有《說文解字斠詮》，涉及“恪”字。黃侃撰有《說文解字斠詮箋識》收入《量守盧羣書箋識》，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根據鈔本影印出版。黃侃《說文解字斠詮箋識》卷十心部愨條下云：
愨，謹也。从心，殼聲。  今作恪。 ○恪乃愙之別字。（《量守盧羣書箋識》第212頁）
愨同慤。鈔本說明云：“本書各條次序，系先錄《說文解字》原文，空一格錄錢氏斠詮，再加圈錄季剛箋識。”季剛同意錢說而無補充者加連圈，不再箋識。其箋識之言分爲兩類，一爲同意而加以補充的，一爲不同意而加以辯駁的，如“此說無據”“其說謬”之言正不少。此處錢坫認爲“愨”“恪”二字爲古今字。黃侃同意，并補充說“愙”“恪”二字爲本別字。
黃侃能夠和他的老師章太炎並列稱爲“章黃學派”，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對於《說文》的精研。而這一點在新派的學術家那裏頗多詬病，大家只要看一下《積微翁回憶錄》裏的黃侃是如何的不堪就可知道。楊樹達說起來已是相當的老派，但受時代風氣的影響、外來學風的薰陶，對於黃侃一味“死守”《說文》已相當不滿。《積微翁回憶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條云：“乃其治學力主保守，（中略）治小學必守許氏。（中略）世人皆以季剛不壽未及著書爲惜，余謂季剛主旨既差，雖享伏生之年，於學術恐無多增益也。”其黃季剛挽辭云：“平上義相違，朝聞夕死君何恨；艱辛期自得，人亡響寂世同悲。”“人亡響寂”云云，不無微詞。
楊氏態度多少可以代表義甯陳氏之想法。陳義甯治學之法融合中西，又專治史，十分重視新材料的發掘，對於小學不如黃侃那樣重視。這也就可以解釋他自己那句“有那必要嗎”的話了。
注重新材料發掘的治學傾向比較容易理解，寫《通鑒胡注》的胡三省的生平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不清楚，錢大昕也說不大清，直到抗戰時期有人從《寧海縣志》中找到了胡三省兒子寫的一篇墓誌，方才對他的歷史有個眉目。從這個例子很容易理解大家走到“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路子上的緣由。但以這幾十年的經歷來看，這一點同時帶來了問題。我們無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吳從周先生《口戕口》（《文匯報》2009年1月24日）一文提到：“對於古典的態度，已有不少人提倡從疑古、信古走向考古或釋古。然而古典的研究者就僅僅滿足於此嗎？難道不能進而‘聽取或聽懂它的教訓’于萬一嗎？事實上古典傳統的繼承與發揚早已到了‘不絕如縷’（此詞今多被誤爲“綿延不絕”之意了）、‘千鈞一髮’的危險境地，令人不得不發出‘何處千秋翰墨林’之歎了。”吳文還有一段與我們所論有關：“隨著研究的深入，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對勘和古書年代真偽的判定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由於通假字的大量存在，給文本闡釋的多樣性帶來了不少空間，有時甚至的確是‘好讓想像力得以自由遊戲’（was der Einbildungskraft freies Spiel lāsst，Laokoon）的。如果各人按照借用的字詞來立說，文本本來的含義就會弄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因此望文生義（aupied de la lettre）地解釋往往是歧義紛呈的根源之一。有學者曾說過，所謂‘今古文’的問題，最初很大程度上由通假字解釋的分歧而逐漸造成學說及立場的不同，鄙見以爲是探本之論。”可見“上天入地”尋找新材料之餘，尚須細讀，單詞隻義又不得不死摳。

                        八、“我是傅璇琮”
                              
關於《說文解字》不收“確”音以及各辭典、字典注音不一致的情況，亦當作簡略說明。
各個辭典、字典所收讀音不統一，也是常事。當代學者傅璇琮名字中的“琮”字在字典中只有“從”一個讀音，檢《說文解字》、《辭源》、《辭海》及《漢語大詞典》皆如此。但我聽李學穎、趙昌平二先生呼“傅玄琮”都爲“傅玄綜”；劉永翔先生也說他打電話：“喂，我是傅玄綜啊。”我一直把此作爲“名從主人”的一個案例。直到後來在資料室，《中華文史論叢》的蔣維崧先生說，你查完各種辭典再下結論。最後在《中華大字典》裏面查到了“綜”的讀音（“子宋切，音綜，宋韻”）。說明傅先生的讀法是淵源有自的。

                        九、結語

所以我的意見：切言之，“愨”“恪”二字爲古今字，“愙”“恪”二字爲本別字；渾言之，“恪”“愙”“慤”三字同源。“確”確係舊讀，在人名中時，本著“名從主人”的原則應當給以尊重，一刀切式地改爲“客”，似有不妥。瑣屑之處，主人猶且不辯，筆者拉雜言之，不當之處，還請讀者指教。
黃延復先生的文章發表以後，產生很大影響，有登高一呼之勢。我所欽佩的師友當中有不少從“確”改讀“客”，但魏丈同賢、蔣先生維崧依舊讀“確”，聽諸人閒談，每及義寧陳氏此字，各感尷尬。故爲此小文，略陳鄙見。引及陳衍《詩話》及黃侃《箋識》兩條書證，自認爲較有力量；亦提到一代梟雄曹操與當代學者傅璇琮，尤其是拿傅先生的名諱做文章實在感到失禮，但由於腹笥谫陋，一時找不到更合適的例子，還請傅先生諒解。此文草成，不敢自是，若有謬訛，當待來者再考。

 

吴小如  从“恪”字读音谈起

    读过好几篇文章，作者们都在争议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恪”为什么不少人读què而不读成kè,而这些作者又大都认为读que是错的。我则认为读“què”不能算错。一字有多种读法在全国各地方言中并不奇怪。“恪”是入声字，最早的写法是“愙”。我从小听父师老辈们读吴大澂的著作《愙斋集古录》便读作“què斋”，几乎没听见过读“kè斋”的。寅恪先生的哥哥衡恪先生（字师曾）是有名的画家、诗人，曾与鲁迅同事，我也只听人们称他为“衡què”。金克木先生也称寅恪先生的令弟方恪为“方què”。有的文章举出有人读“恪”为“ko”，据说是湘音；那我本人还听过讲吴语的人把“恪”读成“qia”的，当时也没有人说是读错了。
   
    如果一定要用标准普通话的读法绳之，认为必应读“恪”为“kè”；那我就想反问一句：“确”字本读“ko”或“kē”，为什么简化汉字却把它定为“確”（què）的代用字？以“确”可以读que而类推，那么读“恪”为què，不也自然顺理成章么！又何必龂龂争辩呢！
   
    说到这里，未免使人望洋兴叹。“靓”字读音本与“静”同，现在却把广东方音的讹读当成通行读法，读成了“亮”，至今并无人进行驳正。“阂”字原是“碍”（繁体作“礙”）的本字，“隔阂”一词见于曹植的《求通亲亲表》，而现在却误读为“隔hé”。好在这个字从宋代以后就读错了（见于《集韵》“德”韵），我们不必苛责今人。可是“携”字自古以来就在“齐”韵，应读“xī”，而现在普通话却把它读“xié”，且定为标准音，这就无处可讲理了。还有个“竣”字，它本与“踆”、“逡”同音，用反切表示应作“七伦切”，与今“存”字读音相近。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汉语字典》把“竣”误读为“骏”、“峻”同音字，《新华字典》乃承其误并推而广之，于是现在人人都说“jùn工”，成了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读法。如果说以“夋”为声符的字都应读“jun”，那么“悛”为什么读“quān”，“酸”和“狻”为什么读“suān”，至今并未有人持异议呢？汉字（主要指字形）汉语（包括字音）是一门自古迄今有文化传承的大学问，由于有些真外行变成了假内行，且成为发号施令的人，这才弄得后来人莫衷一是。本来我既非“官守”又无“言责”（作为教书匠也已退休多年），原不想再来饶舌；只是有人硬把我们这些行将入土的老而不死者说成顽固不化的人，乃不得不说几句耳。
   
    2006.12.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