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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有“君子三乐”说，第三乐为“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认为教育工作也是享受人生快乐之事。教育之乐之所以由孟子提出，与孟子乐于读书并善于读书有很大关系。先秦诸子中，孟子是最讲究读书方法的人。例如是他首倡联系作者时代背景来解读诗文的“知人论世”法，也是他首次提出结合诗文整体来领悟作者情志的“以意逆志”法，又是他率先告诫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虽然这些读书方法早已作为成语而流传至今，人所共知，但在孟子当年却是不折不扣原汁原味的学问创新。可见孟子享受的教育之乐是基于他的乐于读书与善于读书。孟子以“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他要教的不是一般人才，而是“英才”；不是一乡一国的英才，而是“天下”之英才。其口气可谓很大。然而孟子在“天下之英才”面前之所以“乐”得起来，是因为他有以教之，他的所教令天下英才们确实受益。如果说教育的难度与驾御难度后的快乐成正比，那么孟子在其教育工作中所获快乐之大之深切，以及他之所以引以为人生之大乐，也就不难理解了。
《庖丁解牛》通常是作为艺术法则的寓言被解读，然而其中未必没有与教育法则相通的因素。庖丁在其解牛活动中显然是享受快乐的。例如他有“游刃有余”的快感，他体验到“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音乐舞蹈般愉悦。其原因除了他本人“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外，与一旁观摩的文惠君并非无关。“对牛弹琴”成语说的是琴师不遇知音者的苦恼与无奈。同理，如果没有文惠君在旁边观摩，庖丁对牛操刀的快乐毕竟也是有限。至少就他解牛后“踌躇满志”的快乐而言，部分是得益于文惠君的喝彩：“善哉，技盖至此乎！”更重要的是，文惠君观摩后受到“得养生矣”的教益，这个教益显然又是超出庖丁“解牛”技能的所擅范围。庖丁解牛过程中并没有刻意使用“启发式”教育法，文惠君观摩而得“养生”教益，部分地是由于他本人的特殊感悟力和联想力。并且，“庖丁解牛”作为一个技艺典范而流传后世，也部分地得益于文惠君的评论与发挥。然而文惠君毕竟是通过庖丁解牛活动而“得养生”教益，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庖丁解牛视为一次讲课活动。既然庖丁的快乐，乃至他对后世提供的教益，是与文惠君这位高才生密切相关，那么，后世的为师者们在享受教育之快乐的同时，也应该想到感谢自己所教学生。
大学是继承和发明学问的园地。大学教师理应同时是学者。大学为师者的快乐之源，也理应首先问津于学问天地。王国维当年标举的学问境界三阶段之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两句诗词主要比喻学问过程之艰难。然而清园先生王元化对学问过程另有一种突出其快乐体验的描述：
“……什么是乐呢？就是达到一种忘神，你不去想它，它也深深贴入到你心里边来了。使你的感情从各方面都迸发你的一种热情，激起对这个问题对学术的研讨。这是学术里边最高的境界。”
我以为这两种不同侧面的描述理应互文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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