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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末日孤臣李鸿章的绝笔诗

 兹水公木 2010-11-22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了,请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的绝笔诗)
      
 
   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现在中学教科书里对他的评价不高,民间戏称他是“善后专家”,他也自嘲为“裱糊匠”。因为我们记住的是诸多悲情的历史事件与他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何用正确的史观去看待这一历史人物?近日看凤凰卫视,又搜罗网络,对他的认识渐渐清晰起来。

 

       也许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评价更中肯:“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学习,毕生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始终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腐朽的封建体制,于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吾读日本报,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人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雕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实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分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形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统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

    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自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末可知。大抵彼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不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男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瞋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忍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雕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陆奥宗光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分怜俐有奇指,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移。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技之所以为大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然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舍胜海舟外,殆末见有其比也。

    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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