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酒，或缪斯与乙醇，只有在特殊时代，才能形成奇妙的浪漫互动，良性循环。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有趣个案，极为罕见，难以效仿。诗人若恰逢其时，欣逢其世，整日把酒吟诗，灵感闪烁，恍兮惚兮，醉生梦死，而依然受到社会风尚的推崇，恐怕也只能用“幸运”、“造化”来解释。这类不可思议的美事，折射出了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诗酒”气象，惟唐代而已。
就说李白，“诗仙”或“酒仙”，原本就是一回事，他最喜欢浪漫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杯中是酒，喝下的却是月，传说他就是因酒醉后入水捉月而身亡的。杜甫曾惊叹，“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的就是活了86岁的资深大酒徒贺知章，其实杜“诗圣”也好生了得，每每“性豪业嗜酒”，“吾醉亦长歌”。白居易亦不落人后，他在《醉酒先生传》中描写“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的醉境，也是某种的自我写照。就连书法家张旭、怀素也喜欢以醉助兴，笔下的草书皆酒气淋漓，酒味扑鼻。近读新出版的《唐诗与酒》，已故作者肖文苑先生说“唐诗是用酒熏制出来”，使我豁然有通窍之感。此无酒话，更非戏言，实在耐人寻味。
古代中国，酒与诗的勃兴不可能无缘无故，它与经济状况有关是自然的，更重要的是，它取决于当朝政治的开放、开明。历史记载，允许随便饮酒的朝代并不多，周代曾明令禁酒，秦朝则制定沉重的酒税，汉初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当“罚金四两”。魏晋名士以浪醉闻名于史，但与唐代诗人的饮酒之风，其背景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放浪形骸的刘伶，烂醉谋身的阮籍，遗世独立的陶潜，一生与酒的因缘斩不断，理还乱，多为逃离暴政，免遭横祸，用貌似洒脱的浪饮麻醉神经，减轻心痛，掩盖心碎。唐代则不然，其大部分时光都处于社会安定期，诗人心高气傲，以酒为乐，而多数饮酒者也很讲究，往往“既选良辰，亦择美景；既醉花，也醉月；既奏乐，也赋诗；既重物质，更重精神”，一旦诗人遭遇仕途失意，志向未展，辗转流离，与酒之间更是难舍难分，不离不弃。唐代堪称酒徒的天堂，能诵得千卷经书的文人，甚至不及喝三斗美酒的酒徒受人尊重，实不足为怪。以今人的实用主义眼光，诗酒当伴，不思谋生，享受酒趣，醉意朦胧，此类书生当属没出息之辈，多半会沦为笑柄。唐代的风尚则相反，朝野官民，男女老少，饮酒之兴，百无禁忌，“人生得意须尽饮，莫使今樽空对月”，致使酒味愈香，诗意愈浓，两者互为因果，彼此发酵，相得益彰，其乐融融。
我曾与性格内向、毫无酒力的肖先生共事两年，却惊异于这样一个事实，饮小半杯啤酒便可以昏然睡去的肖先生，何以对古今酒文化的来龙去脉和源远流长了如指掌，对各种酒的渊源、酿造、类别、品质、效力、药性和酒仪、酒规、酒令、酒俗、酒器烂熟于心，对古代诗人饮酒的许多细枝末节，诸如“山涛海量，八斗而止”，“李白饮美酒”，“杜甫饮劣酒”之类，侃侃而谈，如数家珍。经数十年深入研究，他认为杜甫长年嗜酒伤身，五十几岁便耳聋、齿落，糖尿病综合症是其最终死因，他还断定，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也都患有严重糖尿病，这些结论已经不属于趣谈，而是有据可查。
“唐诗是用酒熏出的”，对于肖先生的唐诗研究，意味着柳暗花明的一个新发现。长久以来，气象万千的唐诗景观一直为肖先生所心仪，却又总觉得“其实并未挠到痒处，好像还缺乏一点什么”，当他终于注意，唐代的“空气里弥漫着酒香，白天的太阳，夜里的月亮，仿佛都有醉意”，蓦然洞开的感觉，恰如醍醐灌顶：是的，唐代的空气滤掉了酒气，还会有举世无双的那座诗歌巅峰么？醉眼看世界，难道不是比醒眼看世界会更有诗意么？这种拓荒式的美学发现，再辅以一流的随笔功夫，便具有了赏心悦目的阅读魅力。作者写诗人的醉态，“入席之初，略绾依袖，以免掀翻杯筷，当众失礼。红烧鲤鱼，清炖肥羊，夹时必须分外留心，以免礼服上洒汤滴汁，坏人兴致。但三杯落肚，酒瓶子快空，面红耳热，眼球变色，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了。饮不完的，沿着脖梗儿流下，衣杉湿了一大片。这时应赶紧掏出手绢来，擦汗才是。不，别管它。‘把酒从衣湿’（杜甫《徐步》），‘淋漓身上衣’（韩愈《醉后》）……醉了就全身疲软，像隔夜的油条，就地卧倒……躺在那里嘴还能喃喃。但绝大多数，是蛇来咬他都不知道了。‘万里江山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其诙谐风趣，其精妙传神，颇有梁实秋先生的“雅舍”韵致。
仙逝八年的肖文苑先生，堪称学者中的作家，作家型学者，圈内有口皆碑。早在1956年，他的大学毕业论文《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就曾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后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唐诗研究论文集》。其后的学术之路，却暗合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动荡起伏，他经历过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所助理研究员、语文教师、天津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天津文学》编辑等职业身份，在二十来年新时期边缘写作中，辛勤笔耕，著述颇丰，不算即时发表的三十多个中短篇小说、百余首短诗和大量随笔，曾出版近十部文史随笔集、两部历史长篇小说和一部长诗集。据他家人介绍，整理肖先生部分遗物时，竟意外发现已完成的书稿数种，包括45万字的《文苑随笔》、小说集《文士的悲欢》、文史随笔集《闲庭扫叶集》、《唐诗审美》以及一部散文集，新出版的《唐诗与酒》便是这部分遗稿中的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