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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两部工具书《辞海》《辞源》中都提到了西安的下马陵，前者将其定位于今西安市和平门内，后者则称其在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据有关史料记载，《辞海》中提到的下马陵即今西安市和平门内西侧城墙根名为“下马陵”的地方；而《辞源》中提到的下马陵位于唐都长安东南的“常乐坊内街之东”（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南侧）。随着历史的变迁，《辞源》中的“下马陵”之称已废除，但相传这两个“下马陵”地名的由来都与汉儒董仲舒有关。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据有关学者考证，城南的“下马陵”应为“虾蟆陵”，后人误称为“下马陵”。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在《长安志·常乐坊》中记载：“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明正德元年（1506年），陕西巡抚王诩在常乐坊建祭祀董仲舒的董子祠。而城内的“下马陵”之街名源于其街旁的董子祠和董仲舒墓。明嘉庆二十一年（1542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将原唐长安常乐坊的董子祠移建于今下马陵东段路北，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董仲舒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立了墓碑。从此，明代陕西、西安方志上的“下马陵”全都由原长安城东南的常乐坊“迁移”到了城内。清康熙六年（1667年），咸宁知县黄家鼎又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且将门前街巷改称为“下马陵”街。古时儒学生徒及文武官员们，凡经过此处，都要下马步行，以表示对墓主的尊敬，故曰“下马陵”。这座陵墓之所以受到历代官府和知识界的重视，是因为墓主董仲舒第一个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刘彻所采纳，开我国2000余年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先河。
儒家的政治学说，在秦始皇帝时曾遭到严厉的打击，有460余名方士和儒生被活埋。西汉初，虽然对诸子各家的学派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对“贤良方正”的察举也没有派别的限制。但从萧何、曹参到汉武帝初即位时执政的窦太后（汉武帝的祖母），都以带有浓厚道家色彩的黄老学说为政治指导思想。汉武帝刘彻即位后，进一步打击诸王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其时“宽厚清静”的政治风尚已不合时宜，要求有适合中央集权需要的新的政治指导思想。当时，广川（今河北省景县西南）人董仲舒，以儒家的宗法思想为中心，放弃了其中一些旧的成见，并吸收阴阳家、法家的一些主张，杂糅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儒家学派。董仲舒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即所谓“天人感应”学说。认为皇权出于天命，皇帝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了天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是永恒不变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还赞美孔子的“尊王”主张，提出“春秋大一统”之义，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诸侯不得擅权，一切均须服从朝廷。他提倡“三纲五常”，并继承孟子的思想，极力宣扬“人性论”，认为天有阴阳，人性也有善恶。“天命”就是要通过具有“圣人之性”的君主，去“教化”那些不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恶性”。认为“教化”是防止百姓的堤防，教化一立，堤防就坚固了；教化一废，百姓便要起来反抗，刑罚也起不了作用。他又认为还需要“正法度”，以防止百姓的反抗，即“德教”、“刑法”都是皇帝依天命而行使权力的措施。董仲舒的这些思想，较为适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对汉武帝的集权政治有很大的支持。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汉武帝诏贤良文学对策，董仲舒被召，接受策问。他阐述了上述新的儒学思想，并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为了按照儒家的主张培养统治人才，汉武帝又按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中央设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又在地方郡国设郡国学，同样教授儒家经典。各郡守也要按儒家标准，“择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称为“孝廉”，到朝廷做官。从此，儒家学说成为我国的封建正统思想，一直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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