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经验性的自我意识相对立的自我意识，康德称之为先验自我意识。“我把它称之为纯粹统觉，以便将它与经验性的统觉区别开来，或者也称之为本源的统觉，因为它就是那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我也把这种统一叫做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以表明从中产生出先天知识来的可能性。”[6](P89)意思是说纯粹统觉作为“我思”这个表象的根源，它必定要伴随着一切别的表象，一切经验意识都离不开它，它是独一无二、永远自同一的。在它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更根本的表象来伴随着它了。它是唯一根本的。正是由于这个根本的统觉，根本的自我意识，一切其他的表象才均属于唯一的我，才均是我的表象。有了这个根本的而不是经验的条件，知识才有了可能性。所以，康德将纯粹统觉自身的统一性称为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性[7](P178)。
由此可见，经验的自我意识就是由先验的自我意识产生的“我思”，即它是心
理学上的自我，是作为内感官表象统一性的自我的表象。先验的自我意识则是经验的自我意识的先验构架和逻辑前提，是经验自我意识所以可能的条件。这是因为先验自我意识“是纯粹本源的、不变的意识，它不随经验内容的改变而变化，而呈现出多个形态，相反，它永远在数目上是单一的，因为一切经验知识只有以它为前提才有可能成为与对象有关的(即真正的)知识”[3](P139)。也就是说，在直观方面给定的众多表象中，那个纯粹统觉并不是由于表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或者有多少表象就有多少个统觉。相对于众多的表象，统觉本身必定是彻底同一的。
此外，“先验自我意识是最本源的自发性，它本身不能作为经验对象来考察，但却在
认识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切表象并成为它们的统一性根源。因此，先验自我意识只能存在于一切经验意识之中，只能作为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先天形式而起作用，因而不能脱离经验和经验自我意识，但另一方面，先验自我意识不是
认识的一种主观心理结构或要素，而是逻辑地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它作为经验发生的全过程的基础，在所有的直观、想象和概念的综合活动中始终保持同一。先验自我意识的这种逻辑的先验性使他超越于各个不同的人的特殊的、经验性的自我意识，而成为一切有
思想、有理性的人都同样具有的、最普遍的‘共同机能’”[3](P141)。也就是说，先验自我意识不仅是人类个体的经验意识得以可能的逻辑前提，而且也正是这种先验自我意识的的统一性给人类的
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带来了保证。
因此，康德把先验统觉看作是知性的最高原理、“客观性”的终极保证。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它使得自我与对象、表象与对象、主体和客体、感性和知性获得了统一，它是一切知识得以客观和必然的条件。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自我意识的研究，是西方
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哲学理论上
系统地说明人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基础。从中我们看到了康德是怎样来实现其“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他的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人的主体性建构知识的客体，主体性提供客观性，从而又提供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又一次照亮了长期蔽于感觉经验的人类理性。
尽管康德在解决知识的客观性来源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人类理性的主体性地位，在今天的哲学界，已不再有人认为人在
认识之初只是一块白板。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康德试图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矛盾的目的也并没有实现。正如杨祖陶先生所说的：“康德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矛盾，而是通过将自我意识的自发性和感性的接受性分别归于两个来源不同的领域，即知性的先验领域和由物自体刺激而产生的经验性杂多领域，而将矛盾双方分由不同的承担者来承担(如先验自我意识和经验性自我意识，先天范畴和感性直观杂多)，这就一方面钝化了矛盾，另一方面却带来了
认识主体和不可
认识之物之间的更大矛盾。”[3](P168－169)此外，康德在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缺点的过程中，“将这种主体能动性仅仅表达为先验的、生产性的‘想象力’的活动，并将客观性等同于先验的普遍必然性和有效性，未能走出主观主义的‘内在论’框架，且最终并未完全摆脱心理主义的狭隘性”[3](P169)。从而不仅未能重新架设起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反而使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因此康德也仍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
认识论中的这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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