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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进了南门往东拐就是西安赫赫有名的书院门一条街，在这条街的东尽头是举世闻名的书法艺术宝库——西安碑林博物馆。也许是受了浓厚书法艺术的熏陶，书院门步行街除了销售各类旅游工艺品外，这里也是毛笔、砚台、宣纸及书画作品等在西安的买卖集散地，以至于好多外地人误以为这条古香古色的街之所以叫做书院门，是因为有碑林博物馆和这些文房四宝及书画的销售。
其实“老西安”都知道使这条街得名的真正渊源是隐匿在书院门街中段的关中书院，如今它在这条繁华的商业街中并不显眼，在她的门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注明这就是关中书院遗址，门前矗立着书院的创办者——明代名儒冯从吾的塑像。如果你仔细观察这条商业街与全国其他商业街的异同，你就会发现这里街边的广告栏与众不同，内容并不是某某饮料、某某手机，而是一串灿若星河的古代学者头像和介绍，张载、吕大临、吕籹、李二曲、刘古愚等等，其中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我们不熟悉的，静静地竖立在街头向人微笑。就是这串光辉的姓名连成了一个在思想学术领域很有影响的学派——关中学派，他们或者隐居乡间，教书育人，或出入朝廷，为民请命，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千百年来深刻影响了关中的知识分子和民风民俗。
大儒张载与关中学人
说起“关中学派”至今陕西学术界还有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关中学派是从北宋大儒张载开创“关学”以后，以张载的思想为传承后来在陕西关中地区流传到清末的儒家学派，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应把张载的“关学”等同与“关中学派”，如西北大学研究张载思想多年的龚杰教授就告诉记者，“关学”是相对于当时二程的“洛学”和朱熹的“闽学”而言的，在北宋大儒张载创立之后流传时间很短，随着几位后续弟子的逝世，“关学”应该就算失传了，关中学派是一个以地理为区分的学者群。到底有没有学统上的传承，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专业的学者去讨论，但张载之后的关中学者大多推崇张载，并在学风上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
到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陕西对全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文化人物就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张载以一介寒儒，能够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确实可以说是陕西的一个骄傲。张载是北宋时期的大哲学家，字子厚，凤翔眉县横渠镇人，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年）进士，曾任丹州云岩县令；英宗末，任签书渭州判官公事，协助当时渭州军帅蔡挺筹划边防事务。神宗初年，任崇文院校书，不久辞职，回家乡讲学。后又任同知太常礼院，不到一年即告退，在回家途中，病死于临潼。因他在我省眉县横渠镇讲学，当时学者称为横渠先生。现在眉县还有横渠书院和张载祠堂等遗迹。
史书记载张载年轻时喜谈兵，当时宋代西部边境常受到西夏割据势力的侵扰，张载曾经计划联络一些人组织武装力量夺回洮西地方，他写信给当时陕西招讨副使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范仲淹却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张载读《中庸》。后来张载博览群书，终有大成，成为一代鸿儒，他提出的“民胞物与”等许多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就非常有名，与他同时代的大儒程颢就曾经称赞他的《西铭》说，自从孟子之后，还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张载当官时间很短，一生主要著书教学，他在家乡开办了横渠书院，培养了吕大临、吕大均、苏炳、范育等一大批著名关中学者。而且张载极重视实践，曾经在眉县试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行井田制，期望能够实现耕者有其田，这种小规模的实验由于受到时代限制没有成功，但却反映出他重实践的作风。他的学生吕大临在蓝田依照张载的学说移风易俗，史书记载在吕的努力下，数十年后，蓝田民风为之一变。
关于张载给陕西学人留下了什么，他的后裔张载纪念馆的馆长张世敏做了大概总结，他认为：其一是“学贵有用”这种精神表现在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军事、兵法、天文、生物、医学、水利、教育、礼仪等。其二是株守儒学，躬行、礼教。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躬行礼教的道德实践，反对把“心性之学”仅当做空谈。
一群逝去的儒者
张载之后，关中学人虽然再少有能够在声名和影响上与之匹敌者，但他们却在陕西的影响深远。陈忠实先生在其大作《白鹿原》中就以这类隐居乡间儒者为生活原型刻画了小说中“朱先生”的光辉形象。
据史料记载，关中金元时期有杨涣的“户县之学”，杨天德，杨恭懿，杨寅子孙三代的“高陵之学”，但影响有限。明朝时，关中学人辈出，在这前后三百多年间，关中的理学家就达百人，当时著名大儒王阳明曾感叹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这其中有名的学者有高陵的吕柟、长安的冯从吾、大荔的韩邦奇、三原的马理、泾阳的王徵、周至的李颙、户县的王心敬，华阴王宏撰等。其中明朝中期最著名是吕柟和冯从吾，末期最著名的是李颙。
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高陵县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吕薄“有隐德”而不仕，幼年的吕柟“志大好学”，寒热酷暑，整日读书学习不辍。明朝正德三年以殿试第一而中状元。
吕柟生活在明代中期的多事之秋，当朝统治者昏庸腐败，边事多忧不安，朝中太监刘谨专权。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他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局面痛心疾首。刘谨曾以同乡拉拢于他，他坚辞不就，最后愤然引疾辞归。刘谨后来案发被处死，他二次回朝供职。复职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上书劝皇帝勤学，并列举历代一些君王修业，纳谏和执政当中的经验教训，得到了当时皇帝的赞赏和采纳。但后来新皇帝继位，他不久因为直言，获罪下狱，后被释，贬为解州判官。在职期间，他减了役、劝农桑、抚恤独孤寡，兴修水利，建“解梁书院”，聚乡贤耆老修订“教民榜”、行“关学”大家吕大临的“吕氏乡约”和北宋文彦博宰相的“文公家礼”，并在解梁书院聚众讲学，四方学人闻其盛名，接踵而至。在他任职的三年中，民俗“翁然改之”。因政绩显著，他被提升到南京，临行时，“士民数千哭送至黄河岸边”。吕柟度过黄河，“犹闻对岸哭声琅琅”，当时他情不自禁口出一绝：“试听黄河东岸哭，为官何必要封侯”。吕柟调走后，解州人士感德不忘，立碑以记其政绩，塑像以寄其恩情。
吕柟在南京被任做“散官”，他在南京的九年中，因政务闲当，得以读书和讲学。当时王阳明“心学”兴起，风靡全国。他反对王阳明把“良知”看作抽象人“心”的观点，便在南京柳湾精舍、太常南所等地讲学，与王阳明唱对台戏，一时“相得甚欢”，风动江南，可与王阳明“中分天下”。吕柟立教严谨，躬行实践，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官至三品，历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室无妾”。因有这些美德，在他死后，“高陵人为之罢市者三日”，“解州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尊位持心丧讣”，连皇帝亦为之停朝一天，以示哀悼。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长安人。明万历时进士。先后任御史和工部尚书等职。他为官时期的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这是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庸国君。面对长期潜伏的社会危机，冯从吾从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告诫神宗：“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宴安为可恃”。劝皇帝少酗酒勤政事，不要以暂时的平静而忽视即将来临的危机。结果，神宗大怒，不久他被罢官。
冯从吾回到长安，闭门谢客，专心致力于学术活动。并借用西安南门内的宝庆寺（今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不久，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朝的陕西地方官员也来听讲，当他们看到几千人挤在狭小的宝庆寺院内，便向冯从吾建议，另辟宽敞场所，并把宝庆寺东的小悉园交给冯从吾建立学校。这样，在冯从吾的主持下，关中书院应运而生，后来成为西北地区的著名书院之一。
李顒，字中孚，号二曲，周至人。李顒出身寒门家庭，少年丧父，与他母亲相依为命，过着“一日不进食，数日不举火”的清贫日子。幼年的李顒家庭贫穷，乡村师塾嫌他交不起学费而不肯收他。他母亲气愤地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从此，李顒走上了借书自学道路。母子以纺织和为人抄字谋生。后来他还专门搜集明代那些出身卑微而能奋发自学最终有成就的人和事，编成《观感录》以鞭策激励自己。
青年时代的李顒，读书涉猎广泛，凡经史子集、百家释道，无不阅览。按当时习俗，读书就是为了应举，而应举只要读四书，习八股即可。李顒却博览群书，不为世俗舆论所动，既无家学，又无师承，全靠自学磨练，终于三十而立，自成一家，闻名关中，成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连当时全国著名的大学者顾炎武也佩服地说：“坚苦力学，无师自成，吾不如李中孚！”
李顒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满清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很不满意。他“顾惜名节”，誓不仕清。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聘李顒主讲，他谢绝了官府专为他做的小袖窄袍，穿着“蔗人常服”登上讲坛，给投降清王朝的汉官首先上了一课。讲学不到三个月，鄂善又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顒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顒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但催檄如雨，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顒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顒坚不从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骇而止。关中的学者称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汉。
在学问上，李顒对张载、吕籹、冯从吾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颂。他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对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问理想，给予极高评价，他说“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当时“关中人子翕然师之”，前来向他求学问教的不仅有学者士人，也有不少农、工、商、贾向他求教。他的得意门生遍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户县王心敬、同州白焕彩、富平惠思诚等，李顒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被其弟子辑成《二曲集》广为传播。
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徵，他不仅精通儒学，还和当时来明朝的西方传教士交往颇密，积极学习西方科技，著成《奇器图说》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力学和机械学专著，当时有南有徐启光，北有王徵的说法。
最后一代关学传人的风采
清朝末年，时局动荡，人才辈出，关学出现了又一次辉煌，其中著名学者有咸阳刘古愚、礼泉宋伯鲁、蓝田牛梦州、三原于右任等，其中贡献最大者是刘古愚和于右任。
于右任可以说是张载在千年之后的一个期望。他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就是儒家正统当中特别注重“民胞物与”和“经世致用”的“关学”。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一位和张载志趣学行相仿的“关学”传人———刘光贲。
刘光贲，字焕唐，号古愚，咸阳人。出身于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幼年丧亲，家境贫寒，白天卖饼，夜间为人推磨，生活常常难以维系。然而，少有大志的刘光贲却最爱读书，他跑书摊，寻书馆，好学不休，后来他不仅通晓经史，还通音韵，知天文、懂数理，是当时关中甚至西北负有盛名的大学者。
几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平生意态。戊戌变法，他以为是挽救中国的千载难逢之机，和北京的康、梁声气相投，成为陕西改良派的精神领袖，一时间有“南康北刘”之称。陕西的第一家现代化的轧花厂，是他和朋友集资，从海外买机器建起来的。变法失败之后，他在乡下办学，居然自己钻研，弄通了高等数学。他在陕西办学，既不同于为科举做准备的旧式私塾，又不同于新式学校，而是教导学生“为万世开太平”。陕西近现代的文化名人，几乎都接受过刘古愚的教育和影响。
他的学生张季鸾曾经在《烟霞草堂从学记》中谈到刘古愚当年办教育的环境：“烟霞草堂为庚子后所建，在唐昭陵之阳，负山面野，深谷怀抱，唐诸名将墓皆在指顾间。地极清幽，去市尘十里，群狼出没，常杀人。”“先生书斋，冬不具火，破纸疏窗，朔风凛冽，案上恒积尘，笔砚皆冻，而先生不知也”。刘古愚还是一个把国家兴亡挂在心间而且喜怒形于颜色的性情中人。“先生酒后谈国事，往往啼哭。常纵论鸦片战役以来，至甲午后之外患，尤悲愤不胜。”
至于于右任先生，不用太多介绍，他早年投身革命，后成为民国元老，学问书法都为人称道，不仅是陕西近现代的历史文化名人，还闻名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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