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在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之，门生有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等。后来，随着蓝田望族吕氏兄弟以及种师道的加入，关学逐渐名满天下。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到横渠门下。蓝田吕氏兄弟和种师道不仅道德文章名闻天下，而且是北宋朝廷的封疆大吏。他们的加入，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把关学推向繁荣鼎盛的局面，与“二程”（颢、颐）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朱熹的闽学、王安石的新学齐名，构成了宋代儒学的主流。
张载治学严谨，他认为士人在世，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张载自述其志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此为“横渠四句”。
值得一提的是《吕氏乡约》。吕大钧与同胞兄弟共同努力，不畏人言，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克己铭》《吕蓝田语录》等，在蓝田乡间试验推行。《乡约》提出了“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章。经过推行，改化了关中风俗，对陕西人性格的塑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而儒家礼教衰败的局面。张载赞扬说：“秦俗之好化，和叔（吕大钧的字）有力。”程颐称赞道：“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朱熹则称赞《吕氏乡约》“今为令申”。在宋代，除了横渠书院以外，遍布关中各府县的书院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蒙古人入主中原，改朝换代，儒学沦落。这种排斥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很难再登堂入室。这是一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尽管传承关学的书院所剩无几，但是，关学依然呈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陕西乾县的杨天德、杨恭懿、杨寅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关学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赢得了“杨氏三代”、 “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文学家姚燧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在杨氏三代的努力下，关学在元代终未“失忆失语”，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朝以理学开国，因而儒家书籍遍及天下，这为关学的振兴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当时传播关学的书院飙升到了48所。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明代中后期，关中的理学家竟达百人之多，渭南人薛敬之、三原人马理、朝邑人韩邦奇、富平人杨爵等等，都是学富五车的大儒，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吕柟和冯从吾。吕柟与统治了百年的“阳明学说”抗衡而盛赞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学说。吕柟晚年辞官回乡，建立崇文书院，传道授业，培养学生，一生著述甚丰，成为张载之后的关学大师。冯从吾本来在朝做官，因对宦臣魏忠贤极为不满而回到西安，创办关中书院，兴学育人，为弘扬关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清代满人入主中原，虽是异族，也搞过逾百次的文字狱，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儒家学说，这使得关学能够继续得到发展。当时的翘楚人物就是人称“三李”的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以至清末民初的宋伯鲁、柏景伟、贺复斋、刘古愚、牛兆濂等，影响较大的是刘古愚。清代的书院达到171所，遍布陕西各府县，最著名有关中书院、宏道书院、味经书院、崇实书院等。其中宏道书院成就最高，其教育覆盖面之广，历史地位之高，办学时间之长、学术成果之大、培育人才之高，创下了有书院以来之最，可谓是独尊西北，闻名全国。其培育出的著名学生有李仪祉、李约祉、于右任、吴宓、李异才、范紫东、张季鸾等一批顶尖人才，他们在不同领域各领风骚。
纵观张载奠定关学至民国初期的七百多年间的关学代表人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具有崇高而远大的目标，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上，即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是为天地确立起生生不息之心，为百姓创立一条共同遵行的大道，继承孔孟等以往圣人不传的学问，为天下后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其精神的高度是理学其他学派所不及的。张载青少年时期，就很赞赏和崇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怀和气节，因此无论居官从政，还是辞官回乡试验井田、兴修水利，或是著书讲学，无不将横渠四句所体现的精神贯穿其中。张载之后的关学士子，从康海、吕楠、冯从吾到清代的王杰、王鼎、阎敬铭，以至民初的刘古愚、景柏伟、牛兆濂，基本遵循着这一精神的制高点。景柏伟在社会动乱之际，投笔从戎，历经艰辛，为社会安定做出贡献；布衣大儒牛兆濂在承德沦陷于日寇魔爪时，不顾年纪高迈，凭着一腔热血，与兴平友人张果斋组织、带领五百弟子和血性男儿，要求奔赴前线抗击日寇。
二、笃实尚行、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张载创立关学，重视社会实践，从北宋社会现实问题入手，力图探求根本的解决之道。在横渠镇，他买下土地，带着问题试验井田，兴修水利；蓝田吕氏在蓝田试行《乡约》，直到民国初年，关学大儒牛兆濂还在蓝田老家试行《乡约》，对淳化民间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张载主张“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他说：“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的，圣人如果不以民生为忧患，经世以除患，那么，这种圣人就没有用。因此，张载被当代实学派尊为实学之发端代表人物。
三、教育务本，“崇礼贵德”。关学自张载起，历代关学传人都很重视教育的教化作用，他们“以礼为教”，重视道德的培育。“以礼为教”有两层意思，一是崇尚古代的礼制；二是重视道德的教化。在礼制上，张载平生用心于“复三代之礼”，认为推行“三代”的井田制可以实现“均平”理想。在德教上，张载认为“知礼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义从此出。”把“礼”和“德”融会贯通为一体，由“崇礼”引申到“贵德”。
尤其值得浓墨重彩的是关学的“德”，其包含着“诚明互用”的立身之本。“诚”就是忠诚、诚实，“明”是聪慧明白。诚明是“天德良知”“性与天道合一于乎诚”，诚是人成功的根本，“不诚无物”。即做人做学问做事业首先要诚实，才能达到大聪明；“德”包含着“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以“文必载道，行必顾言”为准则，以“做天下第一等人，为天下第一等事”为鸿志，以“个个人心有仲尼”为箴言，身体力行，躬身践履，重视节操；张载认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世间万事万物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和斗争，但终归会化解矛盾，实现和谐。
关学虽然不像闽、洛有官方的强力支持，但从张载之后，历经元、明、清至民国七百余年，无论在儒学低谷还是在战乱年代，关学先贤始终薪火相传，高举着关学的大旗。正是关学这种顽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塑造了秦人豪爽担当、淳朴厚重、简约勇敢、随和知足、知礼实在、豁达向善、保守内敛的性格特质。我们说，地域人群的性格与精神的形成，有着多种因素和多方面的影响，但是，教育与地域文化对性格形成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万万不可忽视。今天，我们仰望关学先贤，旨在汲取关学有价值的营养，提升三秦人民的综合素质，为构建和谐陕西、文明陕西、现代陕西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