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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艺术走向市场最早的国家之一，演至明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艺术市场特别是书画市场的兴旺，恐怕是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的，就连产生过骄人业绩的两宋，也是不能望其项背的。明代的书画市场之发达，又以水陆交通、物产丰富、工商贸易繁荣的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及其周边一带为最典型。本文拟从“市场趋势”，“书画家弄潮”，“书画形式翻新”，“流通多样化”，“真赝莫辨的病灶”，以及“鉴藏家介入”等六个方面展开，以作一次尝试性的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丝缰不受黄门控” ——书画走向市场的不可逆转 明·陈 昌 “丝缰不受黄门控”是明代陈昌题马（画）诗中的一句，笔者借来，是想说明书画走向市场的趋势，是社会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明代，当然也不受皇朝（黄门）所控。但明代书画市场上继宋元传统，在孕育发展自己特点的过程中，却也曾得益于朱明统治者的。依靠元末农民战争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朱明政权，鉴于历史教训，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以游丐起事，目不识书”的朱元璋，在洪武之年，曾对徐达等人说过：“曩四方纷乱，朕与卿等图生而已，渡江以来……始有救民之心。”所谓“救民之心”，实是建立帝王之业，当然，客观上，也进入大治之业，为书画文化事业发展和交换市场的培育，无疑是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但是，在明统一之前，由于战乱的影响尚存，百业雕敝，民间尚在渐渐恢复元气，不可能有多余的财力和物力用于文化精神的消费。“民以食为天”，任何时候，都是铁一样的规律，温饱第一，然后再谋求文化和精神上的需要，书画作品是不能当饭吃的。另一方面，宫廷显贵们，此时的精力，主要还在忙着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保护已经得到的利益，因此也缺少闲情雅致，心思较难进入赏玩境界；至于那些被皇帝收进宫廷的元代书画家们，虽然有了一官半职的保障，但战乱频仍和文人的敏感，他们惊魂甫停，铺纸捉笔，优哉游哉的雅趣，或许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因为如寒冬一般的政治，尚未春暖解冻。崇尚“有礼乐不可无刑政”的朱元璋，对待知识分子是一手胡萝卜，另一手却是钢刀。为了政治因素向艺术家开杀戒，他不曾手软，（有人说他特别喜欢砍画家的脑袋）。就象由元入明，名气很大的王蒙，就因在丞相胡惟庸私第观过画，而后受到株连，而冤死大狱。这显然是与统治者想肃清元朝残余势力的念头有关。受牵连而冤死狱中的还有“吴中四杰”之山水画家徐贲（幼文），杨基（受谗致死），张羽是被迫自投龙江而死的。就是宫廷画院画师们，若稍不遂当政者之意，也有被砍头的危险。如赵源，以应对失旨被杀；盛著因画水母乘龙背，引起朱元璋不快，亦被杀。如此境遇，怎不使画师们战战兢兢，循规蹈矩，怎敢轻易下笔。 艺术家的心境低落和创作的贫乏，势必影响着收藏资源，市场的暂时萧条，也使得书画经营活动和艺术雅玩的气氛，尚显得冷冷清清。朱元璋心里当然也是明白的。一次他和裱画师盛叔彰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朱元璋问：“彼图既成，鬻之于市，人有买者乎？”裱画师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近年以来缺”。“缺”者，意思是说卖不出去。此事也可当作是皇帝的调查研究吧，“一叶而知秋”，当政者理应思考“文致太平”的道理。当然，统治者“礼仪下士”的举措也是有的，如请隐居在松江的名士杨维帧进宫，赐其乘安车。可是这位懒散惯了的书法家竟然架子老大，说什么“岂有老妇将就木再理嫁者邪”。结果，只在京都呆了一百多天，为皇上编写了本《礼仪》的书，便吵着要回家。宋濂说他“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他归故里次年便去世了，他的书法作品甚有个性，到万历年间，没有“厚值”是购置不到的。 明室后代的好文弄翰，对促进艺术应该说是有导向作用的。如明宣宗曾在国库里观看藏画，见到元代赵孟頫的一幅《 风图》，便让儒臣把自己的诗题于图之右，并张贴于殿堂，当然是供臣下赏观的，此举颇有点学宋代帝王风度。但推动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因，还是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休养生息，明王朝国力强盛，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城市经济、工商贸易的繁荣密切相关。此外政治环境也随着朱明统治的巩固而使矛盾缓和，艺术界的元气在恢复。以苏州（吴地）为例，它在元代本是绘画中心之地，由于朱元璋的杀戮和战乱，使不少画家丧生或者流放，确有些一蹶不振。但到明中期，因京城也迁至北方， 来源：大中华 关键词： 明代江南书画（收藏新闻） 明代江南书画（鉴定估价） 明代江南书画（地摊交易） 明代江南书画（商店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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