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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窗谬论”和“战祸之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亨利.赫兹利特解释价格体系如何运作，真的是经典之论：历久弥新、正确无误、一目了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 Hayek）： “精彩绝伦。书中所谈，正是最需要一谈的事情，而且是以罕见的勇往直前态度去谈这些事情。就我所知，当今找不到其它的书，能让聪明的初学者，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到那么多基本的经济真理。”
福布斯总裁兼杂志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如此简明清楚有力的一本书，我们可以说，它塑造了这个世界。”
美国语言学家、知名新闻记者孟肯（H.L. Mencken）： “他是人类历史上，极少数文采斐然的经济学家之一。”
《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 1946），是赫兹利特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一出版即成为当时的超级畅销书，至今依然不断重印。他一生写作不辍，共有18本著作和无数的评论文章，重要著作还有《凯因斯经济学批判》（The Critics of Keynesian Economics）、《道德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等。1946年到1966年，他在《新闻周刊》（Newsweek）辟设固定专栏，教育数百万读者了解经济学的入门知识，以及自由经济的观念。 我从网上找来的该书的两个章节，给喜爱经济学的RIP和其他朋友。细细读来，很是有趣。 第2章 破橱窗
让我们效仿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从一面被砸破的橱窗的简单例子说起。
话说一个顽童抡起砖头，砸破了面包店的橱窗。当店主怒气冲冲追出来时，小捣蛋早已逃之夭夭，只剩下一群看热闹的围观者。大家盯着橱窗的破洞以及四下散落的玻璃碎片，若有所思。不一会儿，跟通常的情形一样，有些人开始互相议论，宽慰店主和众人的心：玻璃破了很是可惜，可是这也有好的一面。这不，对面的玻璃店又有生意了。他们越琢磨越来劲：一面新的橱窗需要多少钱？要250美元。这笔钱可不算少。不过，这没什么好埋怨的，事情本来就这样，要是玻璃永远都不破，那装玻璃的人吃啥。玻璃店多了250美元，会去别的商家那里消费，那些个商家的口袋里多了几个钱，又会向更多的商家买东西。经这么一说，小小一片破橱窗，竟能够连环不断提供资金给很多商家，使很多人获得就业机会。要是照这个逻辑推下去，结论便是：扔砖头的那个小捣蛋，不但不是社区的祸害，反而是造福社区的善人。
且慢！让我们来分析其中的谬误。至少围观者所作的第一个结论没错，这件小小的破坏行为，的确会给某家玻璃店带来生意。玻璃店主对这起捣蛋事件除了略表同情之外，更多的应该是高兴。但是，面包店主损失掉的250美元，原本是打算拿去做一套西装的。如今，这钱被迫挪去补破窗，出门就穿不成新西装（或者少了同等价钱的其他日用品或奢侈品）。他原来有一面橱窗再加250美元，现在只剩下一面橱窗。或者说，在准备去做西装的那个下午，他本来可以心满意足同时拥有橱窗和西装，结果却只能面对有了橱窗就没了西装的糟糕现实。如果我们把他当作社区的一员，那么这个社区就损失了一套原本会有的新西装，于是变得比以前更穷了。
简单来说，玻璃店主的这桩生意，不过是从做西装的缝纫店主那里转移来的。整个过程并没有新增“就业机会”。那些围观的人只想到了交易双方——面包店主和玻璃店主——的情况，却忘掉了可能涉及的第三方——缝纫店主——的窘迫。围观者完全忘了他，恰恰是因为现在玻璃碎了，他也就失掉了亮相的机会。人们过两天就会看到崭新的橱窗，但绝不会看到多出那套被牺牲掉的西装。人们总是只看到眼前所见的东西。
第3章 战祸之福 讲完粗浅的“破窗谬论”，有人会说，任何人只要动脑筋想一想，一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事实上，穿着各种伪装的破窗谬论，在经济学历史上却最为顽固不化，而且此种谬论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如今，每天都有许多人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这些人包括工业巨头、商会和工会领袖、社论主笔、报纸专栏作家、电台与电视台的评论员、技巧高深的统计专家、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正在用各自的方式宣扬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好处。 有些人不屑于谈小小的破坏行为带来的蝇头小利，却醉心于巨大的破坏行为能让人们受益无穷。他们吹嘘战争对经济是如何如何的有利，非和平时期能比，并向我们展示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生产奇迹”。他们认为，战争时期庞大的需求“累积”或“堵塞”，会给战后的世界带来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兴致勃勃地清点那些在欧洲被战火夷为平地、必须重建的房子和城市。在美国，他们清点出战争期间无力兴建的房子、短缺的尼龙袜、破旧的汽车和轮胎、过时的收音机和电冰箱。这些人汇总出来的数额之大，令人震惊。 这种“需求堵塞”谬论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老朋友——破窗谬论——换上一件臃肿的马甲之后的形象而已。不过这一次，有更多相关的谬误绞缠在一起，需要我们逐一驳斥。首先，它把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混为一谈。战火摧毁的东西越多，人民生活越贫困，战后需要的东西也就越多，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需要并不等于需求。有效的经济需求，光有需要还不算，还必须要有相当的购买力才行。当今印度对产品的实际需要远高于美国，但是它的购买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商机的能力却远低于美国。 不过，就算绕过了上一个谬误，接下来还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谬误。发表破窗谬论的人通常只从金钱的角度去思考“购买力”。其实，只要让印钞机开足马力，不愁没有钞票。要是以金钱来衡量“产品”价值的话，那么以钞票为产品的印钞业，无疑是当今世上规模最大的产业。但是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购买力问题，所印制的钞票数量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就越贬值，货币贬值的程度可以用物价上涨的幅度来衡量。可是，人们只习惯于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财富和收入，所以只要手头多了几张钞票，便以为自己过得更好，尽管拿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比从前少，自己实际拥有的东西可能不如从前。人们所认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收益”，其实大多是战时通货膨胀造成的幻象。哪怕在和平年代，同等规模的通货膨胀也能带来这样的结果，并且的确产生过这些结果。后面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种货币幻觉。 “需求堵塞”谬论只讲出了一半的真相，这点跟破窗谬论一样。被砸破的橱窗的确会给玻璃店带来生意，战争造成的破坏也的确给某些产品的制造商带来了大量的商机。房子和城市的毁于战火，为建筑业赢得了更多业务，而战争期间没办法生产的汽车、收音机和电冰箱，确实为那些特定的产品带来累积性的战后需求。 这一半的真相在大部分人看来，就像是总需求增加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降低，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需求从其他地方转向了这些特定的产品。欧洲人盖出了空前数量的新房子，因为他们必须先解决安居问题。可是，在他们大兴土木的同时，可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人力和生产能力就会随之减少。人们买了房子之后，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支付能力也会随之缩水。人总是顾得了一头，就顾不了另一头（当然，饥寒交迫的紧张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们更多的生产活力）。 这一得一失当然要拜战争所赐。战争改变了人们在战后的努力方向；战争打破了各行各业原有的平衡；战争重塑了工业的结构。 二战后的欧洲各国都出现了高速甚至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那些惨遭战火蹂躏的国家是如此，那些未受劫掠的国家也是如此。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的德国等国，其经济增长速度比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法国等国要快。部分原因是因为西德实行了较为稳健的经济政策，部分原因是想尽快过上正常生活的念头使人们工作更加努力。但它并不表示财物毁损对失去财物的人有利。没有人会因为需要激发出斗志而刻意烧毁自家的房屋。 战争结束后，迎来和平的人们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激发出旺盛的精力。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在《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第三章开门见山这么写道： 不幸的事件、政府的失误，可能将一个国家置于悲惨的境地，但与之相比，科技的持续进步、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的恒久努力，却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国家的繁荣。我们经常发现，肆意挥霍、苛捐杂税、荒谬的商业管制、贪渎腐化的司法体系、伤亡惨重的战争、叛乱、迫害、烈火、洪水，它们都在摧毁财富，但人民通过努力创造财富的速度却更快。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财物毁于战争或和平年代。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是灾难的东西，对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来说也一定是伤害和灾难。 经济推理中最常见的许多谬论，源于人们倾向于将“国家”当成抽象的集合名词去思考，而忘记或忽视了组成它、并赋予它意义的个人。这种倾向在今天尤为明显。如果一开始就从惨遭横祸的个人角度去思考，那就不会有人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对经济有利。 那些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能增加总体“需求”的人，还遗漏了一个基本事实：需求和供给就像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供给会创造需求，因为归根结底供给就是需求。人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供应给他人，其实是为了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农民为城市供应小麦，是因为他们需要汽车或其他产品。所有这些，是现代分工和交换经济的本质。 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大部分人（包括一些被誉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的人）来说是不清楚的。他们被工资支付等复杂的机制，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交易都以金钱为媒介间接进行的形式所蒙蔽。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未能详尽阐明货币造成的复杂后果，至少透过“金钱的面纱”看到了现实的根本。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当今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更胜一筹。那些批评者非但没能从中得到启示，反而被金钱的表象搞糊涂了。单纯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发行更多的货币，造成工资和物价上扬——看起来也许像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但从实际物品的产量和交易量来看，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显然，生产力被摧毁多少，实际购买力就会被摧毁多少。尽管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以金钱表示的产品价格或“国民收入”会上升，我们却不应该被此表象迷惑，甚至自欺欺人。 有人争辩说，德国人和日本人比美国人拥有“战后优势”，因为他们的老旧工厂在战时被完全摧毁，得以更换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成本得以降低，非美国那些老旧、过时的厂房与设备可比。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完全可以立即拆除老旧设施，从而一举消除日本和德国的领先优势。实际上，只要能满足利润最大化，所有国家的所有制造商，都可以每年弃旧换新。 道理很简单，厂房、设备都有最适当的折旧率，也就是最佳的更新年限。只有在制造商的厂房、设备因为老化过时，净值接近于残值，正要找人来拆除，并且已经订购了新的设备之际，炸弹刚好在这一刻落下，帮忙拆毁了现有设施，才真的对当事人有利。 当然，如果厂房、设备以前的折旧和过时程度没有适当反映在会计帐簿上，实际损失就不会有账面损失那么更严重。新厂房、新设备的出现，也的确会加快老旧设施的淘汰速度。也就是说使用新装备能创造更大的利润，继续使用旧装备比较而言就是损失。如果那些拥有老厂房、老设备的制造商想继续使用过时装备，已经超过了利润最大化的正常期间（假定他们有预算来添置新厂房和新设备），那么厂房、设备此时被摧毁，将带来比较优势，或者讲得确切一点，可以减低他们的比较损失。 我们从中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厂房毁于战火绝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在那些厂房因为折旧和过时，价值接近于破铜烂铁，正处在弃旧迎新的当口。 弃旧并不意味着就能迎新。上述讨论还忽略了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必须拥有资金提留，或者通过储蓄取得资本积累，才能实现厂房和设备的更新换代。然而，战争却会摧毁累积下来的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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