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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择 汪宗翰 黄万春 王家彦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宝藏的头两年里，担任敦煌县令的是严择。人们习称县官为"大老爷"，王道士大约最先报告的官员就是这位严大老爷。他选了一些书法精良的敦煌卷子送给严大老爷，希望能得到赏赐和嘉奖。然而，严大老爷似乎不好此道，留下两个卷子以表示接受赠送好意后，就再也不提此事了。这之后王道士不死心，大约就去了上文说的廷栋道台处了。王道士从廷栋处回来后感到十分扫兴，但讨赏的念头却并未尽消，凡是遇到的官员他都送几个卷子作为试探，总望有谁能给些赏银。 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02年3月的时候，汪宗翰当上了敦煌县令，王道士不失时机地又送上一些样品。汪宗翰号栗庵，是湖北省通山县人，1890年考中进士，学识很好，对于古代文献有较深的认识，当上敦煌县令后曾在当地收集到一些汉简。当王道士送来敦煌卷子时，他打开一看，十分称赏，于是马上就写了报告交到甘肃学政叶昌炽那里，接到批复后又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他是在l904年5月15日亲自奉甘肃藩台之命检点封存藏经洞的，他在送给叶昌炽的敦煌绢画上题着"光绪三十年四月朔（l904年5月15日）奉檄检点经卷画像"。可是不幸得很，汪宗翰在1906年2月就被调离敦煌县，以致未能将敦煌文物、文献移送公府之事办妥。 继汪宗翰之后任敦煌县令的是黄万春和王家彦。黄万春任期为1906年3月至1907年3月，在保护敦煌文物文献上无所作为。王家彦任期为1907年3月至7月，正好遇上斯坦因到敦煌盗宝。王家彦对斯坦因的考古探险十分感兴趣，当斯坦因1907年3月由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介绍来敦煌时，他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宴请，他的学识之博使斯坦因大为折服。斯坦因在酒席上与他谈起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时，他一点也不陌生。他在宴席上送给斯坦因一部《敦煌县志》，并向斯坦因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所以很显然也提到了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斯坦因想请王家彦像潘震那样帮助他发掘文物，但遭到了王家彦的托故回绝，可是王氏无意间透露的藏经洞的情况，却使得斯坦因在当年5月从王道士手中悄悄骗得大批敦煌卷子。斯坦因在这年6月离开敦煌，不久王家彦也调任别处了。所以当时政府官员普遍对西方考古探险家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是造成敦煌文物文献遭劫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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