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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道士，他原本是没有机会进入历史的。 但历史还是给了他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将他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人说他是文化保护者，也有人说他是文化罪人。 到底算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你问他，你是什么身份？ 他能给你的答案只有一个：“我只是一个道士！” 这名道士叫王圆箓，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一名道士。 在那段岁月里做道士的很多，但被历史载入史册的却只有一个。 1900年，刚吃饱饭的王道士无意间打开了一扇大门，门厚重而带着某种强大的文化气息让他很沉醉，宛如饭前喝了二两红星二锅头一般，让他昏呼呼的。 哪种玄之又玄的感觉让他迫不及待的走了进去，借着早上的阳光，他看到了一辈子都不曾看到的经文，整整齐齐地堆积在洞穴之中，似乎等待着什么？ 王道士读书并不多，能认识的字不超过三千个，勉强能看也只能看一本读者的水准，似这样承载了历史文化记录的大砖头，他自然看不明白。 不明白归不明白，但并表示，他一点都不懂它们的价值。 通过望问切问，王道士心里有了一个很清晰的答案——这是文物。 作为第一个发现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王道士（王圆箓），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卖文物赚钱，而是对文物进行保护。你没说错？答案是没有。王道士保持着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觉悟，第一时间想到了上报给公家，当天他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他的目的很简单，县令大人，我在莫高窟的石壁里发现了文物，这是文物样品，您先看一下，等会儿派人来收了。可惜这位姓严的知县大人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鉴赏和识别这批文物的能力，文化水准和素养还比不上一个道士。）只是简单的扫了一眼放在书桌上有些泛黄的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一堆废纸，有什么好保护的。 县令大人内心所想，全在面上展现了出来。 王道士提出的要求，自然是没有下文。2年后，严县令任期满了，敦煌来了一位新知县。新知县是个读书人，还懂得鉴赏，一看是专业人士，他立即向新县令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一听是文物，汪知县倒也不含糊，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 走时，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文物不要了！ 好歹也给点看守费用呀。 道士也是要吃饭的。 可惜，县令大人并没有这个觉悟，在他看来，看守文物只是王道士顺带的活儿，用不着发工资。 反正他也没事情可做。两次上报失败，王道士依旧没有放弃，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就是国家的，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自己有义务送还给国家。与其在这里等明白人上门，不如自己送去。县令不懂文物的价值，知府、臬台一定知道，基于这个目的，王道士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官做的不错，才华也是一绝，只因为看了几眼甘州，就留下了一首让人赞不绝口的好诗。 弱水西流出边汉，绿杨阴里系渔船。 此乡鱼米堪招隐，到处莺花淡俗缘。 杯酒园蔬村客醉，山桃溪柳暮春烟。 何时解组来湖上，料理琴樽结数橼。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过自我，对自己骨子里的那点文字功夫十分怡然自得，接过王道士的经文，他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一个让人想破口大骂的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事情如果就此打住，那王道士的人生必然会安稳得许多。 但历史没有如果。 敦煌石窟里发现了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中国。 对寻常老百姓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让人惊喜的好消息而已，与王道士而言这意味着麻烦会接二连三的到来。 事实上也如此，几年过去后，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叶专家是识货的，通过汪县令看到了文物，专业过硬的他很快意识到了这批文物的价值，当场问汪县令要了一批文物。 上交！ 不好意思，你想多了。 私藏。 叶专家得到了文物心满意足，似乎怕落下一个索要敦煌文物的名声，在得到了文物后，既是官员又是专家的叶大人并没有下达对藏经洞保护措施的指令。 这个结果让王道士很无奈，你说你看也看了，文物也拿了，好歹也意思意思一下。 可惜，叶专家没这个意思。 每个人来似乎只是为了带走一些自己喜欢的文物，然后就地将责任推卸后一走了之。 看着来去匆匆的专家和官员，王道士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实在想不到，为何就没有愿意保护这批上等的文物呢？ 是不值钱！ 好像不是！ 是价值不够，显然不是。 百思不得其解的王道士除了固执的认为，这是知道的人太少，这是文物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番思索后，他作出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决定，识字不多的他靠着查阅字典，给皇宫里的老佛爷写了一封信，信写得诚恳而焦急。 王道士小心翼翼地贴上敦煌的邮票，又用颤颤巍巍的右手将信件塞入了绿色的邮筒。 然而，结果是石沉大海。 风雨飘摇的局面让老佛爷没有心思来理会这等微不足道的小事，从写信的那一刻，注定了这个是一个没有回复的邮件。 王道士绝望了。 难道这批文物真的没人要么？ 答案是否定的。 很快，一个叫斯坦因英国人来了，这个并不友善的外国人却有一颗佛心，他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商人萨希伯克那里听说了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和清朝官员的冷漠不同，尽管还没有看到莫高窟的文物，但他保持着极大的热情。 3月16日斯坦因匆匆忙忙地访问了一次莫高窟，当时执掌藏经洞门锁钥匙的王道士恰好外出不在，斯坦因从另一年轻和尚处看到了一件写本佛经。佛经的内容和历史厚重感，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决定对这里的写本进行系统调查，于是在考察完敦煌周围史迹后，再次来莫高窟。通过接触，斯坦因发现王道士与这些文物还是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至少没有将他们当成废纸，交谈的过程中，他发现王道士也不太好说话。 于是他找到了蒋师爷与王道士交涉，要求将藏经洞的写本全看一遍，遭到王道士的拒绝。但斯坦因并没有就此放弃， 通过接触他发现王道士很喜欢唐僧，于是他给王道士编了一套唐僧西天取经而他今天又从印度来寻获唐僧遗典的故事。 故事很拙劣，甚至经不起推敲。 偏偏王道士竟信以为真，又在蒋师爷的再三劝说下，于当天夜晚偷偷摸摸抱出一捆写本交给蒋师爷。 历史就此给我们留下了咬牙切齿的一幕。 斯坦因在蒋师爷的帮助下，在藏经洞外甬道中一件件检查王道士抱出的写本和绢画织物，共花了七天时间。他将自己认为好的卷子和绘画挑选出来，然后以相当于500卢比的40块马蹄银买下，然后用一年的时间，慢悠悠地运回英国。全程无一人阻拦，无一人觉得不妥。 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斯坦英 几年后，法国的保罗·伯希和，也闻风而来，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 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 没多久，日本人也急急忙忙赶到了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 眼看着往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胃口越来越大，王道士有些痛心，这些珍贵的文物，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眼下几乎要被人搬空了。 纵然卖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可完全将这批文物卖出去，那么保护的目的何在呢？ 那些日子，王道士一直在思索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宛如一个左右为难的生意人，他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骂自己，更不会知道，在若干年后，他会因为这批文物而被钉在了历史耻辱的柱子上下不来。 但一个中国人的底蕴告诉他，这些东西终究是属于中国的。 若全部卖出去，那发现他的意义何在？ 基于这一点，他开始私藏若干，留给后人。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道士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然而，他忘记了一点，许多事一旦开了头，再想收回来已经不可能。 历史本身赋予经文的文化价值早已注定了它们会成为抢手货。 历史出现了让人难以平复的一幕：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 被王道士终生珍藏的文物，最终因为他的发现，全部毁坏。 这个是王道士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却偏偏全部发生。 让他无可奈何。 故事的最后，我们说一下王道士的结局，因为卖了不少经文，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过追究，为了活下去，他只好装疯卖傻，晚年终于修建成一座道士塔，并在一贫如洗中死去，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为了这批文物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结果并不尽如意，尽管最终的结果是这些珍贵文物从他的手中一点一点的卖出去，卖给那个可恨的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让我们在查阅敦煌资料时，不得不将目光一次又一次地看向英国、法国、日本，但我依旧认为，他尽力了。在那个时代，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站在历史文化的十字路口的中央，他尽量让自己走一条看上去正确的路，只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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