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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极其偶然的发现，让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公诸于世。这一发现，直如石破天惊，不但震惊了中国，而且震惊了世界。而藏经洞的发现者——敦煌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和莫高窟又有着怎样的深层次关系？历史对他又该做何评价呢？ 藏经洞 藏经洞绢画 被损毁的经卷 石破天惊：藏经洞的发现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极其偶然的发现，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公诸于世。藏经洞的发现，直如石破天惊，不但震惊了中国，而且震惊了世界。 藏经洞，即莫高窟今编第17号窟，位于16号大窟甬道的北侧，是一个高约1.6米，宽约2.7米的小石室。从这个小小的石室中竟然一下子出土了自公元4世纪到公元11世纪的珍贵文物五万多件，其中有大量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文史典籍、绢画、法器等，内容几乎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全部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对于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与商周甲骨文，战国、秦、汉、魏、晋简牍及明清内府档案，并列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仅以文学为例介绍一二，敦煌文献中蕴藏有非常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料，藏经洞出土的文学作品之多，体类之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之丰富多彩，足以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资料对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学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其中久已失传的变文、词话、故事赋、讲经文、唐代白话诗、原始诸宫调、原始歌舞剧本、曲子词等等的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中国讲唱文学，虽然都说源远流长，但也只是追溯到宋代。敦煌写卷中讲唱类作品的发现，由宋代提到了唐代，尤其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是“变文”的出现。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变文。敦煌变文从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佛教、道教和神话题材，代表性的作品如《目连变文》，描述了地狱的凄惨，刑罚的残酷，如来的佛法无边，故事曲折离奇，惊心动魄，可与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相媲美，但是比《神曲》早3个世纪以上。另一类是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孟姜女变文》等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变文约产生于初唐时期，是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语言通俗，接近口语，不但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而且在演唱中，配合上图画。说白叙述故事，唱词抒发感情，极其生动有趣。在唐朝的都城长安，有一个叫文溆的和尚很善于讲变文，每一次开讲，“听者填咽寺舍”，“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可惜，他所讲的底本没有流传下来。 11世纪初，宋真宗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从而使变文趋于湮没。敦煌发现失传千年之久的变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变文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宋元话本、小说，以及明清以来的宝卷弹词、鼓词的起源，填补了这一体裁作品的研究空白，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俗文学史研究中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在敦煌文献中诗歌辞赋的数量最多，范围也很广，既有反映中原等地生活的作品，也有描述敦煌本地风情的乡土之作；既有李白、白居易等名家的传世之作，也有如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白话诗这样的久佚之作。王重民先生曾就敦煌本补订《全唐诗》的不足，初步补出的诗共104首，其中包括残者3首，附者4首。作者50人，其中31人见于《全唐诗》，19人《全唐诗》未载。《全唐诗》未收的最著名的一首诗是唐代杰出的词家和诗人韦庄的《秦妇吟》。《秦妇吟》失传近千年之久，终于在敦煌写卷中被发现。全诗长达1600余字，在古典诗篇中是少见的鸿篇巨制。诗中假托一位被黄巢军俘虏的妇女的自述，描写了黄巢军攻入长安前后的情景。诗歌展现了宏大的历史画面，真实地反映了晚唐时代的社会风貌，是中国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 敦煌故事赋中的精品当属叙述韩朋夫妇殉情的《韩朋赋》、晏子与梁王对答的《晏子赋》、燕雀争夺宅舍的《燕子赋》等。《韩朋赋》是敦煌故事赋中最重要的作品，其故事曲折离奇，生动感人，富有惩恶复仇的反抗精神。韩朋仕宋6年未归，妻子贞夫寄信给韩朋，被宋王所见。宋王派人骗贞夫入宫，命韩朋去筑清凌台，夫妻二人不得相见。贞夫用箭射血书给韩朋，表明宁死不屈的心意。韩朋见信后，在无奈中自杀。贞夫求宋王礼葬韩朋，送葬时贞夫跃入墓穴。时天下大雨，淹没墓穴。宋王派人打捞，只找到两块石头。宋王把石头分别埋在大道两旁，结果长出两棵树，枝叶相接，根须相连，下有流泉。宋王又命人伐树，有两块木片落到水里，化作一对鸳鸯，飞回本乡。鸳鸯飞起时落下一根羽毛，异常美丽，宋王拿羽毛在身上摩拂，羽毛发出光彩，当拂到颈部时，头颅顷刻断落。这个故事比干宝的《搜神记》更丰富详尽，充分体现了民间文学的特色。此赋全长两千余字，基本上是四言韵文，句型整齐，可说是一首规模宏伟的叙事诗。 此外，还有古代少数民族的诗歌、散文、旅行记、表章之类，有不少是绝无仅有的稀世遗珍，这些作品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语言方面，不仅出土了大量的汉文写本，而且还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写本，出土了佉卢文、突厥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古藏文、希伯来文、西夏文、吐蕃文等，这些写本多是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资料，是研究我国西北地区民族语言、历史、地理、宗教和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同时也是对汉文史料的重要补充。另外，在其他领域的发现，如宗教、社会、民俗、历史、地理、艺术、法制、医学及科技史等方面，都有着与语言文学领域的价值相埒的意义。所有这些发现都令文学家、语言家、史学家、地理学家等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然而，不幸的是敦煌文献在发现之初，便惨遭劫掠，几经厄运，绝大部分珍品流落异国，还有一些秘藏于私家，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是人类的悲哀，文明的悲哀。 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出于什么原因，将这些珍贵文物搬进石窟，然后封闭洞口，抹上泥皮，并且精心地绘上壁画，使人无法发现这个秘密？是有意收藏，留给后人，还是无意间所为？这些问题始终是一个谜。敦煌学家曾不遗余力地钻进浩如烟海的敦煌资料中寻找查阅，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佐证材料或文字记载，最终也没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于是，敦煌学家进行了几种推测设想：一是避难说，认为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临走前把这些文物封存于洞，免受其害，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此洞便成了无人知晓的秘密。二是废弃说，经过查阅，发现这些经卷遗书中没有整部大藏经，大多是残篇断卷和一些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这些东西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封存是为了尊重佛法佛典，如此之多的佛经，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用石室封存起来。此外，还有书库改造说、末法思潮说等等，莫衷一是。但是，这些说法最终都显得证据不足，只不过是专家学者们的推测猜想罢了。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无论谁封存了这批宝藏，埋藏者的目的决不是毁灭，而是为了保存，而保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现，为了永远地保存。 道士王圆箓 千秋功罪：王圆箓其人其事 藏经洞的发现者是敦煌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从我知道这个名字起，他就是一个千古的罪人。 历史早有记载，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中清清楚楚的写着： “王道士在外人引诱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富。” 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很多的历史著作中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查找到。王圆箓可以说是盖棺定论了。 王圆箓唯一的一张照片是由斯坦因拍摄的，矮小的个子，呆滞的目光，望着他穿着粗布道袍的木讷样子，我又觉得他有点儿可怜。无论谁无意间发现了这些宝藏，荣幸之余，都是一种永远无法解脱的负担。让他背负着这么沉重的千古罪名，似乎有失公允，也欠厚道。有一位学者也曾著文，把王圆箓臭骂了一顿，义愤之余，也不自禁地叹息一声。自问，当时要是换了他，该怎么办？他也只能是一筹莫展，欲哭无泪，投靠无门，不知道该把这一屋子的宝贝经卷如何处置。如此说来，王圆箓岂非也有几分难言之隐，也有一点儿值得同情理解的地方。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封尘，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解一下王圆箓的生活经历。 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年间，曾在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后离军，因信奉道教，出家为道士，道号法真。约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云游至敦煌莫高窟，遂定居下来。后成为莫高窟下寺的主持。 莫高窟是宗教和艺术的天堂，但是绝对不适宜人们生活居住。莫高窟位于西北沙漠之中，常年干旱缺水，风沙弥漫，周围寸草不生，寂寥万里，生活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而这个普通的道士不但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而且王圆箓从定居敦煌的那一天，就着手在这块佛家圣地打扫殿堂，清理积沙。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他四处募捐，修建连桥，并准备重修三重门，还敦煌应有的辉煌。应该说这种执着的精神和生活的勇气值得令人钦佩。 王圆箓默默无闻地，任劳任怨地清理积沙时，无意间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宝藏。关于这件事，王道士的弟子在他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令人深思的是，敦煌是著名的佛家圣地，佛家的一宗大宝藏却偏偏让一个小道士来发现，岂非让人哭笑不得。佛祖好像是和自身开了一个大玩笑，也许是佛祖对这位虔诚的道士数十年如一日劳作的最高奖赏，是对他赤诚之心的一个回报。可是，谁又会预料到多少年之后的祸福荣辱呢？ 王圆箓面对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懵懂中感觉到它的宝贵价值。他曾经先后送给敦煌的两个县令和安肃道台审阅这些经卷，以求得到官方的保护和支持。第一次是在他刚刚发现藏经洞之后，他带着两卷经文，徒步行走50公里，赶到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请他过目，以其引起这位地方官的注意。可惜这位县令有眼无珠，只把这两卷经文视为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碰壁而归。第二次是在1902年，敦煌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又拿着几卷经文请汪县令过目。汪宗翰认得是唐代的写经、宋代的水月观音绢画，是价值连城的珍宝。他也只是惊叹把玩，留下收归己有而已。 不知道是佛法无边还是王圆箓久经世事的头脑告诉他，藏经洞的发现绝非小事，不能掉以轻心。于是，他决心上报安肃（酒泉）兵备道台廷栋。从敦煌到安肃行程八百多里，且一路上皆是大漠荒丘，豺狼出没，土匪横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王道士毅然带着两箱经卷，一人赶着毛驴，奔赴安肃。廷栋大人倒是细细地看了，可惜他只是从书法的角度欣赏了一番，丝毫没有认识到这些文物的宝贵价值，更提不到保护措施了。王圆箓仍然是大失所望而归。 至此，这个小小的王道士面对着一宗大宝藏，已经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了。万般无奈之下，王圆箓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中，那里顾得上万里之外的这等“小事”。 残酷的现实让王圆箓彻底绝望了。 毕竟，王圆箓作为一个几乎是文盲的普通道士，为了敦煌文物，多方奔走，几经求助，并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上报朝廷，请求保护。可以说王圆箓不但作了他应该做的，而且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到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敦煌文物的散失，确实不应该苛责王圆箓，更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些有能力、也有权力的各级官吏，是那些空有满腹经纶，对民族财富视而不见的文臣武将。一介平头道士，奈何？ 在莫高窟有一座高大的舍利塔，那是专门为王圆箓修建的。按说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圆箓以他对佛祖的虔诚，对佛门圣地的功德拥有了这座塔。当我们在佛家之地看到这座高耸的道士塔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想？ 历史是公正的，佛家果然是宽容无比，否则，在佛家最神圣的墓地，怎么容得下一个背负着千古罪名的灵魂？而这个罪孽深重的灵魂，一个世纪以来又岂能在这里如此地安然无恙？ 敦煌以它灿烂丰富的文化艺术震惊了世界，不但造福于国人，而且造福于世界。至今藏经洞已经发现了一百多年，当年的埋藏者不会期望藏经洞永远不会被发现，更不会奢望藏经洞在什么特定的时刻由什么人来发现。那么，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何种原因，埋藏者功德无量，发现者功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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