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帝对付那些不肯合作的知识分子,向来不会手软。骂娘的有之,羞辱的有之,流放的有之,砍头的有之,诛十族的有之,腰斩的也有之。但把一个柔弱的文人“截为八段”的腰斩方式,却只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能想得出并做得出来。明代大诗人高启就是这样死的。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诗人。高启出身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王行等十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人称“北郭十才子”。同时,他还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也称作“明初四杰”。虽然同为“十才子”,虽然并列“四杰”,但高启的文学成就要远远超过其他人。 鉴于高启在诗歌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后人尊称他为“明初诗人之冠”,而且历代诗评家也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誉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推崇他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近代诗人毛泽东干脆把高启称作“明朝最伟大的诗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思俊逸,风格多样,为中国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诗人,却被朱元璋一声令下施行腰斩酷刑,而且还要残忍的截成八段,这在中国历代被屠杀的诗人中,可以称得上是最惨无人道的一幕。 把高启送上刑场的是一篇《郡治上梁文》。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都要摆上猪头祭神,点上炮竹驱鬼,作为苏州治所的官方办公大楼建造,更要有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才是那么一回事。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这位隐居在此地的资深文人请出来挥墨献宝。这本是一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却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其一,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其二,高启写得那篇《上梁文》上,有“龙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 按照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岂不是另“有异图”?用现在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抓住高启的“小辫子”,迫不及待、冠冕堂皇的非要置其于死地呢?据《明史·高启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就是说,《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只是高启被杀的导火线,而真正的祸根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朱元璋以此为由磨刀杀人,很明显的是在“秋后算帐”。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高启,这除了高启不肯接受户部右侍郎一职,不给皇帝面子,不愿顺从,不肯合作外,还在于他写得诗多次有意无意的触动和冒犯了朱元璋。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的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这本是一首针对元顺帝宫闱隐私的闲散之作,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要对号入座,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所以记恨在心。再者,高启在《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的诗句,又遭到了朱元璋的强烈厌恶。因为高启写这首诗之时,正是朱元璋率军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之际,在朱元璋看来,你高启作为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你的政治、思想、行动与明政府是怎么保持高度一致的?另外,高启在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的句子,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正是朱元璋所忌恨的。 朱元璋嗜杀成瘾,这除了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下狠手以外,他也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远的不说,单说“明初四杰”,就都无一幸免的逃过他的黑手。杨基被莫名其妙的罚作苦工,最后死在工所;张羽被糊里糊涂的绑起来扔到长江喂了鱼,尸骨无存;徐贲因犒劳军队不及时,被下狱迫害致死;高启则被活活的腰斩成八段,死得最惨。一个被皇帝忌恨和惦记了好久的诗人,迟早是会走上生命绝路的。尤其是像高启这样一个性格高昂自傲的诗人,生不逢时的遇到了像朱元璋这样一位号称“中国第一屠夫”的残忍皇帝,那也只有挨刀的份了。 高启,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九岁、最有声望的诗人被腰斩处死,绝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压警告。正是高启被腰斩这一惨剧,才切实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让人可惜的是,这位天才“模仿秀”从汉魏一直摹拟到宋人,又死于盛年,未能熔铸创造出自己的独立风格。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刘秉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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