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至2009年初，中国矿业境外投资高达700多亿元。面对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大举进攻，国外国内舆论声势高涨，有来自批评的声音，也有来自鼓励的声音。
在一系列的矿业境外勘查开发投资中，成功实现境外投资的案例并不多，例如，最近出炉的中投年报数据显示，2008年扣除其子公司汇金公司国内投资收益部分,中国在全球投资组合(即境外投资)的回报率为-2.1%。除了投资公司，我国矿业企业在境外的投资尝试也遭遇到种种挫折，如备受广泛关注的中铝收购力拓也最终失利，由此也引发了国内各界的种种思考。
在境外矿业勘查开发中，影响其成功与否的因素很多，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差异、经济制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迥异对境外矿产勘查开发在项目设立、资本运作、企业管理与发展、后续开发投资等方面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从目前的国际形势与背景来看，在境外投资环境的选择权衡上，政治因素非常重要。
一、从境外投资发生看：政治因素是矿业投资的前提
从矿业境外投资的起步看，一些项目的设立是由政治利益诞生的。从投资对象国的分布情况看，我国勘探投资集中于东南亚与非洲国家，这些国家与我国政治有一定的利益共同点，如非洲国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过我国统一大业和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起过重要作用。在经济利益的交换有利于促进在国际政治上统一立场和巩固国家地位。
之所以这样认为政治因素是境外投资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讲，归结为国际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作用关系。任何一个大国，发展经济实力重要目的之一是政治上的话语权。就资源而言，一个国家获得更多资源的目的即是为了国家经济需要，而经济的发展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地位上的高与低。
首先，政治外交引来境外订单。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政策与经济贸易紧紧牵连。很多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国际组织召开的领导人大会、地区间领导会晤中，经济贸易合同就在“手边”。如，2009年1月，我国商务部部长率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访问肯尼亚、赞比亚、安哥拉等非洲三国，其目的就是继续推动中非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访问的非洲三国，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肯尼亚是中国在东非最主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赞比亚有我国在非洲设立的首个经贸合作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实施一揽子合作成效显著。中国代表团拜访了三国领导人，与对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分别举行对口会谈，访问中重要一项任务就是为推动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对非8项经贸举措的落实工作，新签多个经贸合作协议，积极推进一批双方关注的重点项目。
又如2007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奇访华时，他率领着由政府官员和商业界等270人组成的庞大团队，集中了主要工商界代表，包括40多名商业领袖，有世界最大核反应堆制造商—法国阿海珐集团、阿尔斯通集团、空中客车的母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和法国电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可以说，政治外交为境外订单的产生提供了高层次的便利条件，政治外交所带来的境外投资项目具有很多优势，其一，有高层政府的推手助力，项目设立的阻力较小;其二，由于政府高层交涉，信誉度较高;其三，境外投资项目反过来可以推动政治层面的友好联邦。
其次，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的投资保护协议体系也正在形成之中，为开展境外投资项目铺路。过去几十年间，发达国家一直寻求境外直接投资的国际保护作为本国鼓励政策的补充。因此，形成了大量双边、区域和多边的投资保护协议。双边投资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东道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国民待遇和投资保护。双边投资协议适用于缔约双方的投资者，但发达国家是主要的投资输出国。因此，发达国家更加热衷于签订双边投资协议。许多国家都签订了双边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以支持跨国公司的境外投资与海外经营。区域层面的投资协议也逐渐增加。罗马公约为境外投资者在欧盟投资提供了公平待遇，所有成员国均通过促进和保护投资政策和提供信息服务鼓励境外直接投资。亚太经合组织也通过了一些非约束性的投资原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原则推广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了《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要求成员国对外国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外汇平衡、本地含量和出口比例的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也涉及到直接投资，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占全世界投资流量的一半以上，该协定首次为一个行业中的跨国投资制定了一个框架。OECD成员达成的多边投资协定就国外子公司成立、资本流动、相关交易自由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做出了广泛的规定。发达国家正试图将多边投资协定引入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另外，世界银行投资争端解决惯例和多边投资保护协议，也为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框架。
再次，国家矿业能源领域内国有化或私有化政策直接决定了境外投资的可能。 目前的全球资源领域有两大趋势，资源国有化和私有化。俄罗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在经过或短或长的私有化劫难后，纷纷对其资源领域重新进行了国有化。国有化进程当中，国家对外资进驻矿业等资源领域会有严格的约束。如2008年5月，普京签署的《有关外资进入对国防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性意义行业程序》的联邦法，限制外资进入的战略性行业，战略性原材料资源将包括铀、金刚石、镍、铌、铂族金属、钴、铍、锂、原生金(储量在 50吨以上)、铜(储量在50万吨以上)等有色和放射性金属、稀有及分散元素矿产;石油(储量在7000万吨以上)、天然气(储量在500亿立方米以上)等可燃性有机矿产。而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在稳定地、连续地放宽外资进入领域，进一步扩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例如，在许多拉美国家严格限制和审查外国直接投资时，秘鲁政府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放宽对外商的限制来吸引投资。为促进在石油勘探和开采领域的投资，秘鲁政府颁布了石油法(232331号法律)，该法的亮点是为石油企业利润再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在这一法律背景下，包括美国Belco石油公司在内的三家外资石油公司积极响应，宣布将增加6亿美元投资用于秘鲁的石油勘探和开发，并得到了相应的税收优惠。
二、从境外投资进展看：矿业勘查与开发与政治环境的稳定与否密切相关
很多矿业境外投资项目在当地开展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这其中，政治环境影响大，且不稳定。
首先，政局动荡对矿业勘查开发投资的影响对一个矿业企业来说是致命的。如 2008年9月，西非国家毛里塔尼亚由于发生政治动荡，一些矿业公司如铁矿石项目的主要投资者卡塔尔钢铁公司(Qatar Steel)就不得不退出。又如蒙古国在2008 年7月发生政治暴乱，导致蒙古国实行紧急状态，使该国的经济改革放慢脚步，并使一直等待在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有所作为的西方矿业公司推迟在这里的投资计划。这些西方公司包括总部位于温哥华的Ivanhoe Mines Ltd.、全球矿业巨头力拓(Rio Tinto)，希望在蒙古国的戈壁沙漠开发一批世界最大规模的铜矿和金矿项目。这些公司多年来一直在与蒙古国政府谈判，希望就税收、特许权等问题达成最终协议，该项目因此迟迟未能启动。然而动乱的爆发使这一项议题再一次推延。不确定性意味着投资者或许无限期等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中国在境外的项目面临着被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攻击的高风险。在苏丹、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等地区，中国企业的存在，影响着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平衡，特别是一些采矿和能源项目直接影响着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在这些地区针对外国人员(包括中国人)的绑架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这是中国投资者心头一块挥之不去的阴云。
再次，东道国的政府政策变化等行为极大的影响境外矿业投资勘查开发的进程，这其中包括税收政策不断变化、战争以及恐怖活动等政治暴力事件。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文斯?里库佩罗指出：“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传统的市场、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因素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正在减弱，政策的放宽、技术进步和不断演变的公司战略正成为影响跨国公司的三大主要作用因素。”这也表明，与政策变化有关的风险成为并购能否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
三、从国内角度看：矿业项目的设立有国内政治利益考虑
我国境外资源投资的手段主要有 “工程换资源”、“工程换产品”等政策，即：对方政府提出建设项目，中国企业负责承建，竣工后由对方政府以石油、矿石等资源性产品偿还项目资金。这种方式，既符合目前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现状，又避免了中资企业的经营风险。具体方法：
一是以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换资源。如非洲各国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刚果(金)预计需修公路13万公里，7个机场，300万套住房。几内亚需修建的公路有3000-5000公里，新建1100公里铁路和港口。尼日利亚政府外汇储备已达800多亿美元，急于改变目前公路老化、港口压船、电力供应不足，铁路濒临崩溃的状况。目前，一些国家要求以基础设施建设换取资源开发，有时公路修到哪里，那里的资源开发权就可能归修路者。据了解，在非洲承揽或中标的工程项目，平均利润率在50%以上，高出国内8-10倍。
二是以勘探技术换取矿业权。这是西方国家长期采用的方式。我国效仿西方，通过专业的勘探公司在探明储量后，采取有偿转让，或与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等方式，尽快使其变为现实财富。非洲多数国家对矿产资源家底不清楚，位置、品位、储量都缺乏全面的普查，技术水平和试验室设备也很落后，因此我国矿业企业在境外通过技术输出，开发非洲几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主矿区，建立友好关系，推动矿业开发的合作。
三是用国内过剩产能换资源。绝大多 数非洲国家基础产业落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依靠进口解决。据调查，刚果(金)年产水泥5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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