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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独尊儒术”是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儒家伦理道德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这种政治伦理化的教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维护集权统治，束缚、教化人民的作用，因而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效仿，影响中国近二千年，浸透于中国民族精神与个性之中。
汉初，儒家、黄老、法、刑名各学派都可以开办私学。汉武帝为加强君权而推行儒术，儒生在为帝王地位巩固过程中夺得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创办私学，至“独尊儒术”，儒学借助朝廷的力量得以在全国推行。儒经作为养士取士的唯一依据，实现了教育的儒学化，使得教育完全成为统治工具。《孝经》《论语》《五经》等书是官方规定的教育用书，也是学生通用的课本。官学要求严守师法家法，提倡盲从，汉儒指导学生读经，他们的工作是：断句，正音正读，解释词语，指出修辞特点。 隋文帝初年，很重视学校教育，定国子寺，专门掌管教育，广泛征集儒家经典。隋炀帝时将儒家经典加以整理，分经、史、子、集四类。唐太宗理是锐意经术，征天下名儒，共论经文，音读政事。他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编纂《五经正义》一百七十卷，颁行天下，定为全国各类官学的统一教材。贞观四年诏令州县立孔子庙，征集、提拔精通儒学的人为官，让他们居于高位以奖励儒生学者。李世民亲自著《帝范》二十一篇，阐述儒家的帝王之术，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唐玄宗亲自注《孝经》，“欲求忠臣，必于孝子”。他们依靠儒术维护其统治，把儒术看作决定政权存亡的根本。 宋太祖提出 “兴文教、抑武事”，宰相需用读书人，任用儒臣分治大藩，确定选用人材的标准：“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 通过科举选用大批儒士进入各级政府机构。他诏令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恢复孔家免役税的特权。宋真宗亲率文武百官三万八人，登泰山，赴曲阜，到孔庙祭奠，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亲自撰文，称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推动社会尊孔崇儒，并诏令校定儒家经籍，州县兴办学校，传授儒家之学。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继承“戡乱以武，定国以仁”的统治经验，注意礼乐教化，尊孔崇儒，敕谕国子监祭酒宋讷说：“太学天下贤关，礼义所由出，人才所由兴。”此后，每位皇帝都要幸太学，祭祀孔子，垂范天下。他以后的诸帝，无不重视儒家的教化作用，明成祖朱棣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分布了《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儒家学说，令在校生员人人诵习。明政府规定，全国各学校每年正月、冬月举行乡饮酒礼，以进行叙尊卑、别廉耻、知礼让的风俗教化。 明朝建立后，为选拔大批官僚，很快恢复了科举制度。明代科举考试只有进士一科，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限，“四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永乐年间，颁布《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本。 清代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儒学的政治价值，雍正说：“若无孔子，……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他们大力尊崇孔子，倡导儒术，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给予孔府种种特权。康熙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于孔庙大成殿，并亲往曲阜祭孔。各代皇帝以“御纂”、“钦定”之名，注疏儒家经典，如御注《孝经》、钦定《诗经》和《书经》等，颁行儒宫，以为教材。在儒学门派中，尤推重程朱理学，“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遂将配享孔庙的朱熹牌位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科举考试“四书”、“五经”以朱注为依据。对于“非圣之书”，“严行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 雍正、乾隆时，焚毁“违禁”书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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