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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姓和氏有什么区别？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了把各个氏族区分开来，“姓”即应运而生了。“姓，人所生也”(《说文》)，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了出生的血缘关系，清楚地说明同姓的人都是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这一时期，实行氏族外婚制，同姓之间不能通婚，因而姓还起着“别婚姻”的作用。我国最早从女而成的原姓十几个，如姚、姜、姬、姒等，它们往往表示某一氏族的居住地或崇拜的图腾。
由于人口不断地繁殖，一个氏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分解，由姓衍生出它的一系列分支“氏”。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姓、氏则为父系氏族或部落的标记。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氏以别贵贱”，氏成为贵族男子的专称。命氏之法主要有：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卿大夫以所赐的采邑为氏，有的以职官为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近亲结婚会产生不良后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因而在贵族女子称谓中则著之以姓，因为“姓”可表明她出生于某个氏族，起到“别婚姻”的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姓氏制度也出现混乱，姓氏逐渐混同。到两汉时，姓已基本确立，与现在通用的姓大体相仿了。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古人改姓之事常有发生。
2、古人是怎样取名的？
随着语言文字和文化观念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人取名也越来越复杂，既有“名”又有“字”，有的还有“号”。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故又称“表字”。“字”是男女成年后才加取的，表明他们开始受到尊重。一般名、字多由父母长辈所取，其中多表达长辈对子女的期望。如关羽，字云长，意为“展翅入云”；赵云，字子龙，取“云从龙”之意。“号”，是人的别称，又叫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以寄托或标榜自己的某种情操和旨趣,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为“六一居士”，以表示自己鄙视利禄；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后自号“所南”，以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封建社会中的士大夫往往有自己的别号，宋代以后，取别号之风尤盛。
古人对取“名”、“字”比较重视。有的古人名、字涵义相近或相辅，例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广平曰原。”）岳飞，字鹏举。有的古人名、字取自古书上的名句或成语，例如曹操，字孟德，出《荀子》“夫是之谓德操”句。有的古人名、字互为反义，例如曾点，字皙。（点，黑也；皙，白也。）有的古人还有“小字”，即乳名，例如曹操被称为阿瞒，刘禅被称为阿斗，都是乳名。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字中加伯、仲、叔、季表示兄弟长幼，如伯禽、仲尼、叔向、季路。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示同辈关系。
同样，古人在名、字、号的用法上也很有讲究。名一般用于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在尊称、下对上称呼时则称字、号，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时直呼其名，是一种很不礼貌的做法。
3、古人在交往中，称呼方面应遵循怎样的规矩？
古人一向重视礼仪，因而在日常交往中的自称和相互称呼方面，形成一套较严格的规矩。
一般来说，在相互交谈或书信往来中，凡提到自己的则用谦称或卑称。在古人的自我谦称中，使用较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鄙人”，即自谦为见识浅陋之人；“不才”、“不佞”，即自谦为无才能之人；“不敏”，即不聪明之自称；“不肖”，即自谦为不贤之人。此外，一般男子自称“臣”、“仆”，女子自称“妾”、“奴”、“奴家”，年轻者在年长者面前自称“学生”、“晚生”、“后学”，老百姓在官吏面前自称“小人”、“小民”等等，都是常见的自谦之词。即使是地位尊显的帝王和诸侯也有谦称，一般自称“孤”、“寡”。只是后来，“孤家寡人”渐渐成为帝王的专门自称。
与此不同的是，古人在相互称呼对方时，往往使用尊称。古时常用的尊称有：“父”、“子”、“长者”、“先生”、“公”、“君”、“足下”等等，对象不同，使用的尊称也会有所不同。“父”，是对年长男子的尊称，如仲尼父、伯禽父；“子”，多用来表达学生对老师的敬意，如孔子、孟子；也有的在字的前面加“子”，如子产（公孙侨）、子贡（端木赐）；“长者”，一般用来对有德行之人的尊称，一些古代名人如伍子胥、信陵君等，都被人称为“长者”。“先生”，古人对师长、老人、有德行者均称“先生”。至于“公”、“君”和“足下”，它们运用范围很广泛。在古代官场中，还有一些专用的尊称，如君称臣作“卿”、“爱卿”，臣称君作“陛下”。另外，人的字、号，也属尊称，但只能用于特指的个人。
4、什么是避讳？
所谓“避讳”，指的是古人在言谈和书写时要避免君父尊亲的名字，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
避讳起源于周朝。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避讳制度才日趋完备。避讳在社会上存在“国讳”、“家讳”和“‘圣人’讳”三种。“国讳”主要是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有的朝代延伸至避讳皇帝的姓、字、生肖以及陵名等等。封建帝王出于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要求其统治下的臣民都必须遵守“国讳”，否则，一旦犯讳，就是“大逆不道”，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家讳”指避父祖之名，仅限于亲属内部，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精神。“‘圣人’讳”多数情况下指避孔子的名讳“丘”。此外，还存在一种“宪讳”，它是封建官场的下级官员为了巴结讨好上司，主动避长官的名讳。
封建社会避讳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改字法”，即将应避讳的字改用音近或义同的字来代替。如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将序改作“叙”。唐祖讳虎，故凡称“虎”的地方均改作“武”或“猛兽”。“空字法”，即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书，或作“口”，或作“某”，或直书“讳”，如唐人撰《隋书》时，因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王世充”为“王 充”。“缺笔法”，即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如将孔子的名讳“丘”缺笔作“ ”。此外，还一种在口语中避正呼的避讳法。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如讳字属入声，则在口语中不可出现此音，而其他三声仍可照念，但有时也会出现因避一字而四声皆讳的情况。
由于避讳，甚至把别人的名和姓也改了。汉文帝名恒，春秋时的田恒就被改为田常；汉景帝名启，微子启则被改称微子开；汉武帝名彻，蒯彻则被改称蒯通；刘知几著《史通》，后人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讳，竟然刘知几改称刘子玄（子玄是刘知几的字）。
5、什么是年号？
年号是封建帝王为纪在位之年而立的名号，它是皇帝当政的时代标志。它始于汉代，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纪年称建元元年。于是，“建元”就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年号。之后，历代帝王皆用年号纪年，年号一个接续一个，从未间断。不管是正统王朝，还是偏安王朝，“僭窃”的君主，少数民族政权，农民起义政权，只要一立国号，便要确立年号。
改换年号叫作“改元”，任何一个新君即位，都毫无例外地改元，建立自己的新年号。但一个帝王究竟可以使用多少年号，并无定制，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少则一个，多则几个、十几个不等。从历史上看，元以前，一帝多年号的情况十分普遍，明清两朝则基本上是一帝一年号。独有明英宗，因其先后两次即帝位，故有“正统”、“天顺”两个年号。所以，我们今天称呼古代的皇帝，元以前多称其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等，而明清的皇帝则习惯以年号为其称谓，如洪武帝、万历帝、乾隆帝、宣统帝等。
我国古代的年号名称繁杂，但多表达吉祥、太平、国泰民安及皇权的神圣性的意思。年号的用字，以二字年号居多，也有少数三字、四字的，如王莽时的“始建国”，武则天的“天册万岁”，宋徽宗的“建中靖国”等。最长的是六个字，如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惠宗的“天赐礼盛国庆”。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余年，究竟出现过多少个帝王年号？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印的《中国历史纪年表》(1976年1月第一版)，就有历代主要年号五、六百个。如把重复的计算在内，那就更多了。
6、皇帝有哪些称号？
自从秦始皇首立“皇帝”名号以来，这一称号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尊贵的称号。每当开国君主“正位建号”或其后裔承袭帝位时，都要举行隆重的“上尊号”仪式，以表示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帝。另外，皇帝也要给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尊奉正式的称号：“太上皇”、“皇太后”、“太皇太后”，这些也称为尊号。
到了唐朝武则天时，尊号又有了新的含义，在“皇帝”这一称号前再加歌功颂德、神化皇权的美称。如武则天的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尊号一般是在皇帝生前就由臣下奉上的。
皇帝死后，其后世子孙和公卿大臣要为他追立两个正式称号：一是庙号，一是谥号。庙号是与封建宗法祭祀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帝王死后，其后世子孙要根据他在皇族宗亲中的世系，将他的灵牌奉入祖庙祭祀，并追尊他为某祖或某宗，以确认和显扬他在皇族宗亲中的地位。他被后嗣子孙所追尊的某祖、某宗，就是他的庙号。一般来说，开国帝王多称“祖”，之后，承袭帝位的列代皇帝皆称“宗”。
谥号是皇帝死后，大臣们为评价帝王一生的德行和功业而拟定的一种称号，而且还可根据需要不断予以增加。唐朝以前的皇帝，谥号多为一、二字，简明易称，所以人们习惯于称呼他们的谥号，如汉武帝、汉明帝等。唐宋以后，由于谥号越拉越长，不便称呼，故后人对唐宋至明清的皇帝，相率改以庙号来称呼了。
帝王的庙号，始于商代，而谥号则始于西周初期。之后，庙号和谥号为历代所沿袭，直至清朝灭亡。
7、谥法是怎样规定谥号的？
在封建社会中，帝王后妃，文武百官以及名儒学者等人死后，其子孙和后人会依据其生前行绩，给予其一个特殊的称号，叫作谥号，而关于给谥的规定就是谥法，谥法是“礼”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谥法最早的记载是先秦古籍《逸周书》中的《谥法解》：“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可见立谥制度始于西周初年，立谥的对象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有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以及他们的王后和夫人，汉朝则规定除帝王，后妃外，生前被封为列侯者，死后才可由朝廷赐谥。唐朝又规定三品以上职事官才有得谥资格。这一规定为历代王朝所沿袭，直至清末。
因谥号是根据死者生前的行绩，由后人予以评价的称号，故有褒扬和贬抑之分，大体分三类：美、平、恶。美谥是褒的，如：经天纬地曰文，威强睿德曰武，圣闻周达曰昭，行义悦民曰元，布纲治纪曰平，辟土服远曰桓，温柔好乐曰康，布义行刚曰景，柔质慈民曰惠，圣善闻周曰宣，安民立政曰成，照临四方曰明，聪明睿知曰献，布德执义曰穆；平谥是怜的，如恭仁短折曰哀，慈仁短折曰怀，世国遭忧曰愍；恶谥是贬的，如好内远礼曰炀，杀戮无辜曰历等等。封建统治阶级十分重视谥法，对各种谥号的涵义都作出明确规定，就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
谥法中还有追谥、加谥、改谥、夺谥等名目。追谥是给死了很久的人赐谥。加谥，是在原有谥号上加字。改谥是改变谥号，夺谥则是撤销谥号。这些多因时局变化所致。
除王朝赐谥外，还有一种私谥。私谥是宗亲门生亲属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崇敬和怀念而给予死后谥号的一种行为。如晋代陶渊明死后，颜延年为他作谏，谥为靖节徵士；宋代张载死后，门人谥为明诚夫子。它在春秋末年出现，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民国时仍有残余。
8、什么是礼？
在古代，“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典章制度，都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人们的行为规范。
我国古代关于礼仪制度最著名的儒家经典是《周礼》、《仪礼》和《礼记》，它们总称“三礼”，是各种礼制的总和，包含了礼的全部内涵。其中，《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记载古代礼仪制度，包括冠、婚、丧、祭、饮、射、燕、聘、觐礼等的具体仪式；《礼记》则主要是阐明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
礼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原始人类认为鬼神祖先是唯一能对人类生活进行干预的力量，因而常常举行祭祀鬼神祖先的仪式。随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各种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入，仪式的范围就越来越广，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从各种神事发展到各种人事。正如郭沫若所说：“礼之起，起于祀神，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等各种仪制。”(《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尽管礼仪三百，复杂万分，但其中心内容和基本原则就是维护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每个人只能按着自己的社会地位，遵循相应的礼，绝不允许贱用贵礼，卑用尊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就是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有自己特定的行为规范，任何人都在礼的约束下生活。
礼不仅构成了我国传统伦理学的核心，也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9、古人是如何规定座次尊卑的？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座次，因为座次是分别尊卑的重要标志。《仪礼》、《礼记》都有关于座次尊卑的规定。如《仪礼•士昏礼》中的夫妻对席礼，夫坐东面西，妻坐西面东，这一座次就表示夫尊妻卑。
在封建官场中，是以官阶大小来分座次的，而座次的尊卑则是通过方向来表示的。如皇帝聚会群臣，最尊贵的皇帝座位是座北向南的。因此，古代常把称帝叫作“南面”，而把称臣叫作“北面”。大臣们一般面向北而坐，按官位高低以东往西排列。这样，官位高的居右，官位低的居左，这也是古代“右为上”的道理。
我国古代贵族的房屋一般都是堂室结构的，它座北朝南，前堂后室。在堂上举行的礼节活动，以“南向为尊”；而在室内，则以“东向为尊”。这是因为室一般是长方形，东西长而南北窄，故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座西面东，其次是座北面南，再次是座南面北，最后是座东面西。由于大量的日常活动一般皆在室内进行，因此，这种室内的礼节性位次尊卑影响也就更为广泛。
诚然，以上所说的只是位次尊卑最一般的形式。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时代的变迁，位次尊卑也会有种种变化。如明人余继登的《典故纪闻》卷一所载：“至吴元年十月，太祖始令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余官如之。”
10、什么是跪拜礼？
古时候，在正式社交场合，人们必须严格遵守跪拜礼，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表示敬意的礼节。所谓跪，即两膝着地，腰杆挺直；跪而以手碰地即为拜。《说文》曰：“跪，拜也，从足危声。”说明了跪后必然拜，跪拜密不可分的关系。
跪拜礼有所谓“九拜”之称：一曰“稽首”，即拜头至地；二曰“顿首”，即拜头叩地；三曰“空首”，即拜头至手；四曰“振动”，即两手相击而拜；五曰“吉拜”，即拜而后以额抵地；六曰“凶拜”，即以额抵地后而拜；七曰“奇拜”，即屈膝后空首拜；八曰“褒拜”，即拜而再拜；九曰“肃拜”，即作揖、鞠躬。其中，稽首、顿首和空首这三拜是所谓“正拜”，为跪拜礼的基本类型，其它种类都是从“正拜”中衍化出去的。
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要求人们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施行不同的跪拜礼。
跪拜礼中，“稽首”为“拜中最重”，用于十分正式、庄重的场合，如拜天、拜神、拜祖先、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师等等。“顿首”是平辈之间的礼节。“空首拜”是位尊者对于位卑者稽首拜的答拜礼。“吉拜”和“凶拜”礼行于各种祠祭及丧葬礼中。“奇拜”是军队中所行特殊的跪拜礼。“褒拜”是宫廷礼仪。以上诸拜主要是男子所行的礼仪。由于女子在封建社会地位低下，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她们是没有资格行跪拜礼的。
所以说，封建制度是跪拜礼的根源，而跪拜礼又是封建制度的表现，两者互相依靠，不可或缺。
11、我国古代的宇宙理论有哪些？
从远古时代起，我国古代的先民们就对宇宙结构、天地关系等问题作出种种推测，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天高地卑的盖天说。战国时期，随着天文观测材料的积累，人们对天圆地方提出了质疑，出现了第二次盖天说。它认为，天是半圆形的，地是拱形的，日月星辰附着天而平转，不能转到地的下面等。这一学说一直到西汉时还很流行。
汉代，人们对宇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出现了浑天说和宣夜说，它们和盖天说一起被称为“论天三家”。浑天说是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理论。它认为，天形浑圆如鸡蛋壳，地居天内似蛋黄，天地乘气而立，载水而行，比较近似地说明了天体的运行。宣夜说则阐述了“天无形质”的思想，认为天是没有形质的，七曜星辰均浮空，依靠气的作用而运动。它打破了其他宇宙论中认为存在一个有形质的天球的思想，在人类认识宇宙的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三家宇宙理论，它们是断天论、穹天论和安天论。断天论是由孙吴太常姚信所创。他认为，天之体类人，南低北高。冬至太阳离人远，所以变冷，夏至太阳离人近，所以天热。穹天论是晋虞耸提出，其理论不出盖、浑两家所论。而安天论则是由晋虞喜据宣夜说而创。认为天高地深皆无穷，星辰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
一直到西方现代天文学说传入以前，我国在宇宙理论上再没有大的突破。
12、我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历法，情况如何？
我国古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历。阳历主要以太阳运动为依据，以一个回归年，即太阳从春分点运行到下一年的春分点为一年。阴历则主要以月亮运动为依据，以一个朔望月，即以月亮从合朔(月亮位于地球和太阳的正中间)到下一次合朔为一个月。十二个朔望月共有354天，比一个回归年还少11.2天。我国古代，以回归年为一年，朔望月为一月，其日子的相差数隔若干年添加一个闰月来弥补。阳历的年与阴历的月相结合，叫做阴阳历。
古代的历法，主需安排好年、月、日的配合，须正确地定出冬至的时刻，使每月的初一是朔日，安排闰月用以调整各个回归年中相差的日子，安排好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还要预报日、月食的来临，等等。
大致从商代就开始，我国就已实行阴阳历了。从春秋战国到清代，我国历代行用过的历法，共有66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十余种。
战国时出现的“四分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它以365 1/4日为一回归年，每四年需要增加一日为366天。汉代由落下闳、邓平等人创制的太初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它首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以冬至所至之月为十一月，以正月为岁首，规定以没有中气的月作为闰月的置闰原则（二十四节气，从冬至起每隔一气的十二气叫中气，其余十二气叫节气。由于两气所含的日子，多于一个朔望月的日子，所以会发生没有中气的月份），并推算出日、月食的周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革。大明历是南北朝的祖冲之创制的。他在制历时首先引进“岁差”概念，测得太阳在冬至那天的准确位置在斗15度，这是中国古代历法的第二次大改革。到了隋朝，刘焯撰进皇极历，在历法中首次考虑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三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视运动速度，还改革了节气的计算方法，这是中国古代历法的第三次大改革。授时历是古历中最优良的方法，它是由元代的郭守敬、王恂等人编制的，它正式废除上元积年，截取近世任意一年为历元，所定数据全凭实测，数据同用现代方法计算所得大都相差无几，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革命，明代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授时历，把两种历法看成一种，即为中国历史上施行最久的历法，历时364年。
我国古代的历法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值得我们科学地加以总结的珍贵历史遗产。
13、我国古代是怎样记时的？
我国古代记时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逐渐有了笼统模糊的时刻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依据最常见的天象(如“日上三竿”)、行事(如吃午饭时称为“晌”)、物候(如“鸡叫三遍”)等来标志时间。由于当时的天文学和数学不发达，所以这种记时法只能是概略地标志某一时段，而不能对一天之内的小时段作定量分析。这种运用模糊的时刻概念记时的方法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得到了极广泛的运用。在殷商时代，人们把一昼夜分为“日”、“夕”两个大时段，分别指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夜晚有月亮的时候。此外，还有许多表时刻的专名，如表示天刚亮的“明”、“朝”；表示中午的称“中日”；表示太阳落山天色昏暗时的专名称“昏”、“暮”等等，秦至两汉时期，人们对于时刻的确定和记录，在殷商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增加了不少新的记时专名，并且能对一昼夜间的时刻加以整体划分。至东汉时，民间分每日为十二个时辰，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时指夜十一时到次晨一时，丑时指凌晨一时至三时……午时指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一时，余此类推。宋以后，又把每个时辰平分成“初”、“正”两部分，即分十二辰为二十四辰，称为“小时”（见下表）。
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漏刻、圭表、香篆、辊弹等计时器的发明，使记时进入了计量化的新阶段。东汉时，人们利用计时器把一昼夜分成均衡的一百刻，“刻”开始成为计时单位，这是记时法的大变革。百刻制确立后实施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明末提出了96刻制的改革，至清初定为正式的制度，并沿续到今天，在96刻制里，每个小时就是四刻，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小时”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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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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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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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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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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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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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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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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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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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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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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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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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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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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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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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国古代是怎样用数字记数的？
远古时代的先民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逐渐有了事物数量的概念，起初略知“一”“二”，后来，知道的数目日益增多，随着识数的增多，在对具体事物个数抽象的基础上产生了数，有了记数的符号。甲骨文中已有了“一二三 ”这些符号来表示一到十。以后经过金文、篆文、隶书、楷书等文字形体的演变，遂成为一、二、三、四……等记数符号。另外，从甲骨文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记数法已遵循十进制。对十、百、千、万等数，除以专门的文字表示这些倍数外，还用合文来书写，如50即用“ ”与“1”合记作“ ”，这种文字记数法含有明显的位值制，与现代位值制记数法基本一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对这种记数法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说：“总的说来，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从万至亿的数，有四种不同的记数法：“一，以十万为亿，二，以百万为亿，三，以千万为亿，四，以万万为亿。”(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很早以前，我国在记数中就以囗代表零位和空位。后来因为书写的方便囗就变成0了，0在我国记数法中的使用约始于南宋。
现在，数学上通用的阿拉伯数码字约在公元十三世纪由伊斯兰教徒传入我国，但当时我国对数码并未采用。明清之际，随着西方历算知识的传入，基本与近代相同的阿拉伯数码字体再次传入我国，人们在记数中逐渐使用它们，称为“洋字”、“洋文码子”或“码子”，直到近代才在实际运算中基本以它取代了传统的算码和中国数字。
15、何谓“算经十书”？
我国古代在数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数学家，留下了不少数学典籍。其中，《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和《缀术》等十部书是汉至唐一千多年间的最重要的数学著作。唐初著名学者李淳风奉诏为这十部数学著作作注，书成后成为唐朝国子监算学馆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因而有《算经十书》之称。
《周髀算经》原名《周髀》，是一部阐明盖天说和四分历法的古天文著作。由于天文历法要应用数学计算，因此书中有许多数学内容，如分数的乘除法、公分母的求法、勾股定理等。
《九章算术》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它是世界著名的数学著作之一，书中一共收集了246个数学问题和解法，并按问题的性质分为九章。
《海岛算经》是三国刘徽撰写的一部关于测量数学的著作。主要讲述利用标杆测量目的物的高和远的计算方法。
《孙子算经》成书于公元400年前后，它分为上中下三卷，主要叙述筹算方面的内容。
《夏侯阳算经》是唐代韩延撰写的一部实用算术书，书共三卷，概括地叙述了乘除法则、分数法则。《张丘建算经》是北魏数学家张上建所撰写。该书是对《九章算术》的一些问题提出新的解法。《五曹算经》、《五经算术》都是北周著名学者甄鸾撰写的。《缀术》是南朝祖冲之撰写的，其内容主要是根据天文历法计算中的实际问题提出数学解答。《缉古算经》为唐代王孝通撰写，书中介绍了建造堤防、勾股形及从各种棱台的体积求其边长的计算方法等二十个问题。
“算经十书”不仅在我国数学史上的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数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6、我国古代对地理的认识是怎样发展的？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地理环境，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和增长了地理知识。原始社会，先民们就知道选择河谷阶地和依山傍水的地方建立村落，这样既接近水源，又能防止汛期的洪水为害。这说明他们对居住地周围的地理情况有相当的了解，随着社会的进步、交往的扩大，人们的地理知识日益增多。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就将已知的地理知识记载下来，以便世代相传。甲骨文中，记录了不少地名及与地理环境有关的风、雨、雪等自然现象。战国时期，出现了系统的地理著作《禹贡》和《五藏山经》。其中，《禹贡》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当时中国的地理环境，把全国分为九州，分别记述各区的山川、土壤、植被、物产和交通，是中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
秦汉以后，地理知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地理著作大量涌现，这些著作按性质和内容分为以下几类：
一、地理总志。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开创了疆域地理志的先河。以后历代编纂的正史，多数都有地理志。此外，还有许多专门记载全国地理的总志，如南朝顾野王的《舆地志》、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明代的《寰宇通志》等等。
二、边区、域外地理及游记。汉代以后，由于政府对边疆的不断开拓，边区及域外地理知识迅速增长。这些知识在历代正史的四夷传和外国传中有大量的记载。另外，我国还有各种游记，如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明代的《徐霞客游记》等等。
三、河渠水利。《宋史》以下各正史都有河渠志，记载全国主要河流的水患、治理、变迁等情况，专门记载水系的著作也有不少，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清代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等。
四、方志。方志是相对总志而言，为记载某一地区情况的地方文献。现有历代方志共约八千多种，基本上都是明清两代的，宋元志传世者不过三十多种，宋以前只有几种。
17、我国历史上人口情况如何？
在封建社会，人丁承担着国家的各种义务，如兵役、徭役、赋税等，因而，人口的多寡往往反映了国家的盛衰状况。我国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人口的控制和统计工作，史籍中保存了大量的人口资料。
甲骨文中有关于人口的零星记载，但真正见诸于正史的人口资料，是从汉代开始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达五千九百余万，反映了“文景之治”后西汉国力强盛、人口繁荣的景象。
从西汉到清初，在长达一千七百余年的时间里，人口发展的峰值始终未超过六、七千万的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这种现象一直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才得以改变。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人口从乾隆六年(1741年)的一亿四千多万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四亿一千多万，出现了封建社会中人口发展的高峰。就在这一年，马克思在《 》中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了如下评述：“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综观历史上的我国人口，其发展趋势呈周期性律动，人口增长曲线呈波浪形态，其频率和王朝兴衰、更替相一致。一般来说，在某一王朝初期，人口往往增长很快；到了王朝的中叶，人口达到高峰，但增长势头渐缓并趋于停滞；在朝代更替、兵燹战乱的动荡时期后，人口往往锐减。不过，我国人口的这种周期性律动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反复，而是在剧烈的升降中呈缓慢增长的趋势。
18、我国古代货币制度的情况如何？
货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据现有资料推断，我国的货币起源于殷商。因为商代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资本论》第一卷)。
最初作为货币的物品有牲畜、布帛、贝壳等，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扩大，到商代晚期，出现了象形的铜贝，这不仅是我国，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货币。春秋战国时期，金属货币开始流行，有布币、刀币、环钱等铜铸币，秦统一全国后，统一了币制，使用外圆方孔铜钱：秦半两。从此以后，方孔圆形成了我国铜钱的固定样式。在东汉至唐代的七百多年间，我国的主要货币是五铢钱(铢是一种重量单位)，这一时期，铸币币值同重量名称相统一。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始铸“开元通宝”迄清“宣流通宝”，历时一千三百余年实行制钱制度，不再以重量作为货币名称，铸币名称改为“元宝”、“通宝”等，并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清光绪年间，开始铸造铜元，铜元逐渐通行全国，成为货币的主流。以上是我国古代铜币演化的过程。
我国古代除了以铜为货币外，还以金银、铁钱、谷帛作为货币。从春秋战国起，历代均以金银条块的重量参与流通使用，属于称量货币。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铸造了中国最早的铁钱。每当时局动荡不安，钱币严重贬值时，谷帛就自然代替金属货币担当起货币的职能。比如在王莽末年、南北朝时期，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内，都曾以谷帛为货币。另外，我国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唐代的“飞钱”，已具有纸币的某些特征。北宋的“交子”和“钱引”、南宋的“会子”，则是真正的纸币了。到了元代，元世祖于中统元年（1260年）发行“中统宝钞”，禁止金銀和铜钱流通，规定公私均用纸币。元代的纸币制度在世界币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总之，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国古代形成了以铜币为主体，兼用金银、铁钱和纸币的多元化货币制度，最后演变成近代的货币。
19、我国古代金银作为货币的情况如何？
金、银作为贵金属，都曾作为货币先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首先是黄金在秦汉前后被广泛使用，然后是白银在宋代开始登台唱主角。金、银在货币流通史上的代兴，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春秋时就开始有以黄金作支付手段的文字记录。进入战国以后，黄金被广泛地用作货币，但大多限于国君、贵族等富裕阶层使用。黄金流通需要计量，它以“斤”（旧制一斤为十六两）、“镒”（一镒相当于二十两或二十四两）等重量单位作为计量单位，因而黄金是称量货币。秦代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汉承秦制，仍以黄金为上币，但改以斤为单位。秦汉时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是黄金一斤值钱一万。西汉末黄金大量上流，到王莽时国库积贮达六十万斤以上。不过，王莽政权败亡之后，黄金大量散失于民间，使得黄金流通量在东汉急剧减退。
自东汉至唐末，是铜钱作为主币流通的时期。白银是在唐末时进入货币领域的，主要用作军费、政府经费等。进入宋代以后，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的范围更加扩大。但是，白银不能直接用于日常交易，一般须换成钱才能使用。金人一向通用白银，白银的使用以五十两为一锭计算，每锭对铜钱作价百贯文。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铸“承安宝货”银币，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这是我国有法定计数银铸币的开始。元代和明初，政府为推行纸币政策，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直至明英宗时方才解除用银之禁，从此白银正式以合法货币的身份登上经济流通舞台。万历年间，全国推行以赋役折银征收为内容的“一条鞭法”，从而使白银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员必需的货币，成为财富的主要标志。到了清代，则以用银为本，用钱为辅。白银被铸成不同规格的货币：元宝(五十两)、中锭(十两)、锞子、滴珠等，但交易时，仍需称量，银与钱的法定比价，明清相同，均为银一两值钱一斤。
20、什么是天干地支？
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地支合起来简称“干支”。干支在我国古代有广泛的用途，主要有：(1)用干支依次组合的方式纪年，即以天干的单数配地支的单数，天干的双数配地支的双数。如甲子、乙丑、丙寅等纪年，六十年一循环。古人称年龄相同为“同甲”或“同庚”。以十二地支和十二属相(肖兽)相配合，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六十年中有子年、丑年等各五年，子年称为鼠年，丑年称为牛年，余类推。人到六十岁，旧称“花甲”，是“花甲子”的简称。干支交错配合，由甲子年至另一甲子年，历六十年。(2)用地支纪月。按阴历(夏历)，寅为正月，卯为二月，余类推。(3)用干支配合的方式纪日，六十日一循环。(4)用干支纪时。一昼夜分为十二时辰，称子时、丑时等。夜半子时(23点至1点)称子夜，也称午夜。古人又分一夜为五段，即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称五更或五鼓。(5)用地支表示方位。子是正北方，午是正南方，酉是正西方，卯是正东方。天干也表示方位，甲、乙在东，丙、丁在南，庚、辛在西，壬、癸在北。(6)用干支作为人名。如商代帝王太乙(商汤)、太甲、盘庚、文丁、帝辛(商纣)等。文丁或他的后人称文丁的母亲为“母戊”。到了西周，用干支作人名者很少，而用伯(孟)仲叔季行第称谓作人名者渐多。这大概也是商周文化传统不同的一种表现。
古人还把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色──朱(红)黄蓝白黑，五声──宫商角徵(zhǐ)羽，四季──春夏秋冬，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有黑甲)四组星宿──也称四灵，同地支及方位配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见下图）。例如，秋季也称“商秋”、“素商”，秋风也称“金风”、“商风”。秋季配白色，所以称为素商。
21、国外史籍对中国的称呼有哪些？
在1840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以前，中国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统一多民族的主权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和交往中，中国逐渐为世界各国所熟知。
国外对中国的称呼，与陆上中西交通的历史相联系。在中古梵文中有Cina一词，古佛经有支那、至那、脂那等汉译。现在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中对中国的称呼，多自古梵文Cina衍发出来，一般认为此称起源于“秦”。在古希腊、罗马著作中还有Serice一称，意思是丝国，称中国人为Seres，汉译为赛里斯。
中世纪时，东罗马史家把中国称为Taugas，伊斯兰文献则写作Tamghaj、Tomghaj或Tchgaj，此称是由古突厥人对内陆或中原王朝的称呼衍生而来。最初的汉译形式见于元《长春真人西游记》，译作“桃花石”，是指内陆汉人。对此称起源，有多种解释，一般认为此称起源于建立北魏的拓跋氏。其它，蒙古人与西北一些民族曾因契丹（辽）统治中国北部进而将内陆亦称为契丹，传至中亚与欧洲，有些国家即以契丹称中国，至今俄语中仍称中国为Kumau，盖源于此。
到了唐代，文明昌盛超过前朝，对周围各国以至阿拉伯世界都发生过重大影响，而此时南方海上交通已取代陆上交通而居于优势的地位，因而国外又称中国为唐，称中国人为唐人。此种情形见于北宋人记载并流传至今。
22、我国古代皇位是怎样继替的？
自秦始皇首立“皇帝”号，至清朝帝制被推翻为止，皇帝一词作为封建专制君主的称呼在中国流传了两千余年。期间，皇位的更替接连不断。总的来说，我国古代皇位的继替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同姓相继；一种是异姓相代。
同姓相继，是指皇位世世代代限于同一始祖的父系后代继承，即皇位的世袭制，这在皇位继替中占据主流地位。皇位世袭制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大致有四种情况：一、预立太子。皇位世袭制中，以父死子替为正宗。但历代皇帝妻妾众多，儿孙满堂，为了避免皇子之间因争夺皇位而不顾手足之情，预立太子就成了皇位世袭制的核心。从汉到明，历代王朝都将册立太子看作一件国家大事。立太子的法则是“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二、密定皇储。这是清代特有的制度。雍正年间，下诏废太子之制，改由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诏，秘而不宣，等皇帝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诏，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三、禅让于子。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当朝皇帝让位与子而自成太上皇的情况。如乾隆帝让位于嘉庆帝。四、逼宫夺位。由于封建皇帝至高无上，因而父子兄弟间为争夺皇位而自相残杀的事例不绝于史。
皇位的异姓相代存在两种形式，要么是通过大规模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来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要么就是以外戚、权臣、后宫的身份夺取皇位。
23、我国古代官吏品阶制度的情况如何？
品阶，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表示官员级别高低的标志。我国古代的官员很早就有高下之分。西周时期，官即有九命之别。九命为最高级别，一命最低。汉代，每一种官职都有固定的俸禄，因而俸禄的多寡就成为区分官职等级的标志，俸禄越多，其等级就越高。
官员正式以品来表示等级高低，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这一时期，官员实行九品中正制，将官分成九品，一品最高，九品最低。北魏在此基础上，又从每品中分出正、从两级，从第四品起，正、从品又各分上、下两阶，这样官的等级从正一品至从九品下阶，共有三十等。隋唐以后，我国古代官吏以九品为等级的制度基本上固定下来。
除了在职事官的品阶制外，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还有一种虚的品阶制，它表示官员享有某一等级的荣誉称号，作为领取某一级俸禄或享受某种礼遇的依据和标志，通常称为散官。它是在汉代时候出现，到了唐代则形成了独立的散官品阶制度。唐代散官品阶有文官散阶和武官散阶之分。文散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二十九阶，武散官自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共四十五阶。散官与职事官的品级不一定一致。有低级散官而任较高级职务者，称“守某官”，有高级散官而任较低级职务者，称“行某官”。待遇则仍按其散官之品级。明清时，官员职务为几品，即授予几品阶官。散官的名称便因此废弃。
24、我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是如何演变的？
选拔官吏，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我国古代选拔官吏制度大约开始于周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争霸图强，纷纷打破原来官爵世袭的制度，按照“选贤任能”“论功赏爵”原则来选拔官吏。汉代在选拔官吏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经形成明确的选拔官吏制度，即“察举征召”制度。所谓“察举”，是丞相、列侯、刺史等推举的人才经过朝廷考核后，任以官职。所谓“征召”，就是朝廷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才，由皇帝召见，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其办法是：州、郡、县的中正官负责考察本籍士人，评定出品级，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九品”，是根据德才和门第，将士人分成九个等级，从一品至九品。由于中正官全由士族控制，则形成评定士人品级重门第、不重视真才实学的情况，九品中正制成了士族地主垄断选举的工具。
隋唐时期，科举考试的出现为庶族地主进入仕途提供了条件。但此时，科举考试及格，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被授予官职，还要经过一定的考试和选拔。唐代选拔官吏是通过铨选制度来实现的。所谓“铨选”，就是通过朝廷主管部门的选拔，授予科举出身、勋官出身、胥吏出身等人担任官职。唐代铨选种类很多，有“吏部选”、“兵部选”、“小选”、“南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吏部选”。参加“吏部选”的应选人要接受“四才”和“三实”两方面的考察。所谓“四才”，即“身、言、书、判”。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宏词辩证”；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所谓“三实”，即“德行、才用、劳效”。“德行”指道德和品行；“才用”指工作才能；“劳效”指在任职期间的考课等级。唐代以后，选拔官吏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的，也就是科举考试一旦通过，便可按名次授予官职。
25、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是如何演变的？
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出发，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早在战国时期，便以“上计”来考核官吏，即群臣于年终须将赋税收入写于木券，呈送给国君考核，以考核的优劣决定官职升降。两汉对官吏的考核，仍以“上计”为主，各县令将该县的户口、钱谷出入等编为计簿，呈送郡国；郡守再加汇编，用副本上计于中央的丞相，每三年考核一次以定升黜。魏晋南北朝时，对官吏的考核发生一些变化。考核对象从地方官吏扩大到中央百官，考核办法改三年考核为每年岁终考核，到了第六年，总计历年考核结果来决定官吏的升黜任免。
唐代具有严密而完备的官吏考核制度，以“四善二十七最”作为对官吏的考核标准。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始勤匪懈”，这是各级官吏的道德规范。“二十七最”则规定了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各个部门的长官依据这一考核标准，每年评定属官的行状，分别列为九等，并给予一定的奖惩。宋代由于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官吏们只要在任内不出错就可升迁，因而各级官吏苟且因循，坐待升迁。元代则沿袭了历代汉族地主政权的考核制度。
明代官吏考核制度更趋完善，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通过“考察法”来实现的。所谓“考察法”，即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法考察官吏。考察又分为“京察”和“大计”。“京察”是每隔六年对中央官员进行考察以决定去留。从州县到府道司，三年一次，层层考察属官，再汇总至督抚复核，造册上报吏部。这种考察地方官的制度称为“大计”。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致使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逐渐成为虚文。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京察”和“大计”制度，并一概改为三年举行一次。
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官僚集团的日益腐败，考核制度的作用也愈来愈小，最后终于名存实亡。
26、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怎样演变的？
科举制度，是指封建王朝通过定期举行的科目考试来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长达一千三百余年，对封建时代的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代废除了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炀帝创置进士科，标志着我国科举制度的正式产生。
唐代建立后，继续实行科举取士，这一制度更加完善起来。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常科和制科，性质不同，因而在考生的来源、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即京师或州县学馆学生，送尚书省应试者；二是乡贡，即非学馆出身，先经州县考试合格，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五十多种，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考试内容主要是诗赋。常科登科之后，不是立即授予官职，而是要再经吏部的考试合格后，方才能授以官职。
唐代制科名目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等。应试者可以是得第作官之人，可以是登过常科之人，也可是庶民百姓，考试一经合格即授予官职。
宋元时期的科举制度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改革。宋太祖时正式建立殿试制度，即礼部考试后由皇帝在殿廷主持最高一级考试，这样宋代的常科就分为州府试、礼部试、殿试三级。元代科举考试内容与唐代相反，是重经义而轻诗赋。经义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选题，答案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发展到了极盛。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校与科举紧密结合，进学校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由之路。
明清时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举行，考中者称举人。举行乡试的次年，举人在京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及格者再于当年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中选者为进士，分一、二、三甲。考试的办法是，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以程、朱的解释为依据，文章的格式规定为八股文。
明清科举考试中还设有专为选拔武艺人才的武科。武科始于唐武则天时代开设的“武举”，以后历代皆续有开设，但不定期，至明代始定武乡试、武会试之制，清代沿袭。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本身的消极因素就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明清八股取士之后，科举制度更成为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即废除。
27、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有哪些特点？
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每个封建国家建立后，都会制定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制度。从战国李悝撰封建法典《法经》开始，直到清代的《大清律例》，我国封建社会的成文法经过二千多年的沿革和发展，形成别具特色的法律体系。
概括起来，我国封建社会法律体系的主要特点有如下几点：
一、立法以礼教作为指导原则。自西汉武帝确立了儒家思想正统地位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在制定、修撰国家法律的活动中就坚持以儒家的礼教作为指导原则。西汉时，董仲舒、公孙弘等汉儒主张以《春秋》经义断狱，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全面推进了以礼入律的发展，“八议”“准五服以制罪”等相继法律制度化。到了唐代，立法以“一准乎礼”为指导原则。《唐律疏议》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礼教法律观达到成熟的阶段。之后，“律出于礼”的思想被沿袭下来。
二、体现礼教法律观的刑事政策。自汉至清，刑事政策主要是“刑德并用”、“出礼入刑”。礼是本，是纲；而刑不过是礼的辅助。对教化不成构成犯罪者，才实施必要的法律制裁。
三、反映礼教规范的法律内容。我国封建社会以家族为本位，因而法律也把维护族权、夫权、父权的封建家族制度放在首位，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礼教规范，移于治国立政之道，所谓“正家而天下正”。儒家礼教的核心是“忠”和“孝”，因此封建法律的许多内容围绕“忠”“孝”来展开，具体表现在：从罪名看，“十恶”是直接侵犯封建王权和封建伦理的不忠不孝行为；从刑罚看，有“族诛”、“缘坐”、“入官”、“没籍”等等；从民事法看，婚姻由父母之命；离婚有七出；父母在，子孙不许“别籍异财”，等等。
第四，法典的结构形式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中国封建法律一直是以刑事立法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括民事、行政、诉讼及经济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28、我国古代公文的情况如何？
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绵延四千余年，政府公文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形式也丰富多样。从公文制成的材料看，殷商王朝的卜辞刻在龟甲兽骨上，商周的铭文铸刻在青铜器上，秦汉时使用最多的是竹简和缣帛，东汉以后有了纸张，公文书写材料逐渐用纸张替代，一些特殊的文书还用金、铁制成，如武则天祭嵩山的金简文书，宋、明颁发给勋贵的铁券诰命等。从书写公文的文字看，唐宋以后楷书是公文书写的主要形式，有些公文对文字有特别的要求，如一般用于封赠的公文以篆书书写，用于罢免大臣的公文以隶书书写，有些朝代还规定不得用行书、草书书写国家正式公文。至于公文的种类更是名目繁多，主要有：
典、谟、训、诰、誓、命。它们是保存在《尚书》里的我国上古时期公文名称。典指国家的法典、法规；谟是谋的意思，指规划一类的文书；训是训示、训令；诰是告示、布告；誓是誓言、誓词，相当于后来的檄文；命是常见的命令之类。
制、诏、策（册）、戒、敕、旨、谕。它们是封建皇帝在政务活动中颁发的各种公文的名称。制书是皇帝用于颁布重大制度时所用的文书；诏书多用于对官僚的训示、答复臣僚的上奏、皇帝即位的布告；策书是用于封赠或罢免大臣的命令性文书；戒书是皇帝对臣下进行训诫所用的文书；日常政务活动中所用的命令性文书称敕书，即民间称谓的“圣旨”，明代则称敕谕。
奏、章、表、议。它们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奏的文书形式。奏是封建时代官僚向皇帝言事的主要公文形式。章多用于庆典时向皇帝致敬，官员就任新职，亦例须撰写谢章感恩。同类的公文还有表、笺。议是臣僚向皇帝表达不同意见的文书。
启、移、谘、关、札、状、檄、露布。它们是政府衙署相互往来或个人与官署交往的文书。启是官府往来的书信或下级给上级个人的书信；移是同级衙署互相送达的文书；谘是两个衙署相互商量事情；关是此衙署通知彼衙署有关事情的文书；札是上级官员给属员的文书；状是百姓向官府申诉的文书；檄与露布是指军事行动中讨伐性文告。
我国古代各种不同类型和名称的文书之间有着继承和沿革的关系，文书种类繁多反映了国家政治事务的复杂多样。
29、我国古代冠制的情况如何？
冠制，是我国服饰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衣裳的产生，头上戴的冠帽也产生了，就是利用兽皮缝合成帽形而加之于头上。冠与帽的区别，前者只罩住发髻而后者则覆盖整个头顶。在阶级社会，冠帽是贵贱等级的标志。等级不同，则冠帽不同，贫贱无身份的不准戴冠。
周代冠的形制有冕、弁两种。冕的基本形状是冠上加一木板，前后有垂旒，旒以玉珠穿成，随等级差别及种类用途的不同而垂 的数目也有差别（见图1）。天子最尊贵的衮冕是十二旒，等级最低的大夫玄冕仅二旒。周代以后，这种冕一直为历代所沿用，作为正式的礼服，直至清末。弁仅次于冕，其形如覆杯，自天子至士都得戴之，是在一般性的正式场合所用，有爵牟、皮牟（见图2）、韦牟之分。古人服冠，讲究与衣服的搭配，戴什么样的冠，必须穿什么样的服，因此冠服常常连称。
汉代的冠式，都作前高后低，倾斜向前形，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是：文官所戴的进贤冠，以冠上加横梁的多少来区分身份的高低；武官所戴的武牟大冠，以漆纱制作，上加鹖尾或貂尾为饰，冠内都要衬帻。汉代冠与帻的配合有一定的规矩，如进贤冠必配介帻，武牟必配手上帻，等等（帻见图3）。汉冠制度对后世影响颇大，历代冠制都是在此基础上稍加变化而成，一直持续到明代。
魏晋南北朝时，正式官服仍袭汉冠制度，但人们戴冠帽的习惯却有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代替帻的巾开始流行，以巾裹头，开始以两角后裹，后来裁成四方，两个巾角向前系住髻，两个中角向后系住下垂，称幞头（见图4）。幞头在唐宋时期很广泛，辽、金、元的礼服和公服在沿袭汉族旧制的基础上，仍保留着民族特有的服制风格。明代公服中戴乌纱帽（见图5），它是从前代的幞头演变过来的，其形制是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到了清代，官服之帽废明代旧制，皇帝和官员夏天戴敞沿的凉帽，冬天戴折沿的暖帽，上缀朱纬，帽顶饰顶珠，有功勋之臣，皇帝还赏以用孔雀毛做的花翎，戴在帽上垂向后方。
30、我国古代帝王服装和官服的情况怎样？
我国封建社会帝王服装和官服大致分两类，一类是礼服，分成祭服、朝服等小类，祭服专用于祭祀，朝服则用于大典礼；一类是常服（公服），用于一般性的正式场合。为了显示尊卑等级，这两类服装都依身份、官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从西周初年开始，帝王和官员都以冕服作礼服，即头戴垂 旒的冕，身穿绘绣十二章花纹的衣裳，腰束革带，下穿舄，依身份和用途的不同，垂旒、花纹的多少，带、舄的质料和色彩都有所不同。周以后，冕服一直是各代祭服的主要形式。
汉代的朝服是冠服，头戴冠，身穿深衣，下穿履。从冠形、冠梁的多少和佩绶可区分出官员的等级。汉代的冠服制度，以后为历代沿用，作为朝服的主要形式，直至明代末年。
周代的公服，主要是牟服。汉以后公服的变化较多。到了唐代，帝王和官员的公服是穿圆领袍、裹幞头、穿长靿靴，其等级的区分在于：1、品色衣，即以服装色彩区别等级。2、革带，官员所带革带上饰有不同的饰片，品阶不同，饰片的材料不同。3、章服，唐代官员皆有随身鱼符以袋盛装，作为身份的证明。规定三品以上衣紫者袋饰以金，五品以上衣绯者袋饰以银。唐代的常服制度基本为宋、明两代所沿用，明代还增加了以补服区分官品的方法。所谓补服，就是在胸背缀以象征不同官阶纹饰的补子。
清代基本上以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作为官服，即头戴凉帽和暖帽，身穿圆领袍，挂以朝珠，使用补子。清代官服的等级区别，还有：1、冠帽上所饰顶珠的色彩、质料不同；2、朝珠的质料不同；3、腰带的不同；4、袍上蟒纹的不同，三品以上九蟒，四至六品八蟒，七至九品五蟒。袍外用石青玄青缎子、宁绸、纱等作外褂、前后开衩，如出于特赐，还可服用黄马褂。清代官帽上的花翎也很有讲究，一般只限于有爵位和皇帝匠侍、王府护卫、禁卫京城内外的武职营官有之，从一翎到三翎不等，其他则须有军功和出于特赐才可戴用。
总之，历代的帝王服装和官服与封建职官制度紧密相联，渗透着等级尊卑的观念，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集中反映。
31国号由什么决定呢？
一般来说大致有五个来由:由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而来，来自创建者原有卦号、爵位；源于创建者原始所或政权统治的区域；源于宗族关系；寓意吉祥。
1/夏: 据传禹曾受卦于夏伯，因用以称其政权为“夏”。另据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禹的儿子启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一带）后，才称“夏”。
2/商: 相传商（今河南商丘南）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卦于商，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名。后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又以“殷”或“殷商”并称。
3/周: 周部落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武王灭殷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前期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后来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因在镐的东方，就有“西周”和“东周”的称号。
4/秦: 据《史记》记载，本为古部落，其首领非子为周孝王羊马有成绩，被周孝王赐姓为“嬴”，并赐给了一小块土地（今甘肃天水县，另说是陇西谷名）。后来襄又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皇统一六国，始建秦国。
5/汉: 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国号称“汉”。汉朝前期都长安，后期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6/魏: 汉献帝曾封曹操为“魏公”、“魏王”爵位，曹丕代汉后便称“魏”。以皇室姓曹，历史上又称“曹魏”。
7/蜀: 刘备以四川为活动地区，蜀指四川，其政权帮称“蜀”。历史上也称“蜀汉”。汉指东汉的继续。但刘备视其为汉朝正统所以自称“汉”。
8/吴: 孙权活动于长江下游一带，历史上曾建吴国，曹魏曾封孙权为“吴王”，故史称“孙吴”；又以地位在东，也称“东吴”。
9/晋: 司马昭逼魏帝卦他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他的儿子司炎继承他的爵位，逼令魏帝退位，自立为皇帝，国号“晋”。
10/隋: 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隋文帝后袭用此卦爵，称为“随朝”。他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改为“隋”。
11/唐: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佐周有功，被追卦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太原起兵后，李渊称“唐王”，后废杨侑建唐朝。
12/辽: 辽原称“契丹”，改“辽”是因居于辽河上游之故。
13/宋: 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宋州（今河南商丘），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故陈桥兵变后，发迹在宋州，国号曰“宋”。
14/西夏: 拓拔思恭占据夏州（今山西横山县），建国时以夏州得名，称“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称“西夏”。
15/金: 金都城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位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相传其水产金，女真语“金”为“按出虎”。
16/元: 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是取《易经》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与图腾有关，有的认为与佛教有关。
17/明: 朱元璋是元末起义军之一，是继承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于白莲教组织。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对黑暗的元朝统治。所以又称“光明教”。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他曾为小明王左副元帅）。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国号称“明”。
18/清: 满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在北宋时建立金国。明末女真势力复强，重建金国（后金）。后金为了向外扩展，割断了同明朝的臣属关系，清太宗皇太极把“女真”改为“满州”，把“金”改为“清”。在宋时女真人受制于契丹人，他代针对“辽”字在契丹语中是“铁”的意思，因此命名“金”，表示比铁更坚强有力，可以压倒“辽”。“金”改“清”的原因，史学家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皇太极要避免引起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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