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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时期的优抚 一般认为我国奴隶制社会从商朝开始形成（公元前 21 世纪 ― 前 16 世纪）。在这以前的社会生活如《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天下为公”,“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尉缭子·治本》）那时的社会尚未形成国家，仍属于氏族公有制。当然也还没有军队、警察等政权机构，人们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过着“神农无制令而民从”的“和平生活。” 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奴隶主之间用暴力手段强行掠夺对方的财富和奴隶，最初的军事冲突便产生了。在夏王朝以前兵农是合一的，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夏商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逐步强化，兵农才开始分家，到晚商中后期军队组织已经趋向制度化。文丁期卜辞中已提到王室中有“三师”，边防有左中右三戍，可见当时已有“师”或“戍”的固定编制。商代军队的主要骨干由贵族家族的成员组成，即由王族和子族组成。王族是商王的本族成员，也是军队中的主体；子族比王族略低一等，是一般的贵族阶级，也是军队中的重要成分。当时编在军队中的土卒主要是居住在商都及其周围的平民。战时兵员紧缺时也有调用奴隶从军的，但他们只能充当徒兵或为作战部队服务的杂役，并不属于在编的正规军。 南宋学者陈傅良认为，西周时，统治当局已实行以井田制为基础的普遍义务兵役法（《历代兵制》），实际情况是，当时服兵役是一种等级权利的体现，真正被征召服役的是国人，即自由平民；而野人，即奴隶是无权当兵的。但野人却往往要负担极其繁重的军需劳役，平民也不是同时服兵役，每次都出征。一般以七户为单位轮流被征发服役，就是说征发七次方才能轮流一次，士兵出征时所需的兵器，粮株等，均由这七家共同承担。野人的境况更苦，据 《尚书·费誓》所载：几作战所需的器械、草料等均由野人供应，稍有怠慢延缓，就会被处以极刑。这一时期，军队的数额已很可观，战争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据《史记·周本纪》所载：“帝封闻武王来，以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即使这个数目有夸大，也足见当时双方撕杀之烈了。大规模的战争必然带来大量的伤亡。 为鼓舞士气，慰勉部队，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优抚。尽管当时的条件还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制度，但最初的优抚思想已经产生，并有了些简单的规定。相传文王死后，太公吕尚（即姜子牙）继续辅佐武王从政治军，他进一步提出了对作战士兵死则善葬，伤则重医的优抚思想。指出：“凡行军吏士有伤亡者，给其丧具，住住而葬，此坚军全国之道也。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治，鞭之。”（《六典》146页）在这里他认为，给战死的军人置备葬具并妥善安葬，是稳定军心保全国家的良策。他要求军吏一定照料好伤员，对那些玩忽职守的军臣要施以鞭答约刑罚。他的这些优抚思想和规定，对完成征战，协助武王灭商无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当时对军人的优抚与惩罚是互相配合的。西周的刑法中就有“乏军兴罪”的规定，即如奴隶主发动征战时，军队作战的后勤出现匮缺匮乏现象则属犯罪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甚至还规定，各家给军队准备的干粮如果不合格，也要受大刑，直至杀头。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奴隶社会时期，尽管统治阶级出自本阶级利益的需要，产生了优抚的萌芽思想并采取了一些行动措施，但从总体上说，士兵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伤亡的士兵如鸡似犬，一般不被重视。他们是在奴隶主的残暴胁迫下，被迫参加征战的，奴隶甚至没有当兵的资格，直到随着战争的发展，兵员医乏，才不得不征召他们同去作战。纵然如此，他们的地位和人格也是被漠视的。当兵作为一种公民权利是按等级区分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共权利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巨，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2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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