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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极度自尊、刚愎自用的朱元璋，对于"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灵魂的存在，是一百个不情愿。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曾下诏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朝野大哗。如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就"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劝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见《明史·钱唐传》）经过大臣们这么一闹，朱元璋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只得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但他一直又心有不甘，于是几年之后，便把这一腔的无名之火发在了孟子老先生的头上了。
其次，要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原因。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民本"思想在孟子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谁能保护人民，那他就一定能称王。因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如果残害百姓，就是孤家寡人的"一夫"，这种人是不配得天下的，即使得到天下，也应该被打倒。推翻这样的天子，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正如周武王"诛一夫纣"推翻殷纣王的统治一样，是为民除害。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得到天下的人，如果失去了人民，那就一定会失去天下。反之，没有天下的人，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那就一定能得到天下。"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就是说，丘民即人民比天子更重要。所以，汉代的赵岐在注"民为贵"一章时所说的"言得民为君，得君为臣，论君民社稷之轻重也"（《孟子注疏·尽心下》），深得孟子的旨趣。 天子若不能保民，天下之人就可以得而共诛之。所以，孟子并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姓一人。孔子曾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那么，如果君使臣不以礼，臣将如何办呢？孔子并没有继续往下说。而孟子却接着孔子的话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在孟子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君臣关系也是相对的。他说："说大人则藐视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若"天子不仁"，则"不保四海"（《孟子·离娄上》）。这里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为了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天子就必须实行仁政，爱护人民。 那么，怎样才能得民呢？孟子认为，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即为民兴利和为民除害，孟子把这种"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之为"仁政"、"王道"。与此相反，"以力服人"而丧失民心，孟子称之为"霸道"、"暴君"。比较这两种政治，孟子进一步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天子若"以德服人"，就是"仁者"，而仁者则是无敌的（见《孟子·梁惠王上》）。"仁者"为什么会无敌于天下呢？孟子说是因为"得道"，"得道者多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和"，当然也就会所向无敌了。以力服人的暴君，企图用武力征服别人，就不断地发动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就犯了大罪，应该"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生活于战国战乱不休、杀人如麻这种乱世之中的孟子，能有这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些思想火花，对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来说尤其刺眼。再加上朱元璋本来就对孟子那个时代异说纷呈的各种学说很反感，还在洪武元年的一次与儒学之臣讨论学术问题时，朱元璋就曾说过："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诸侯急于利者多从之，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之以亡，此诚何益？""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明史纪事本末》卷14）基于这种心理，政暇之时，经常翻阅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书《孟子》的朱元璋，看到这些内容就不高兴了，因此厄运也就必然地降落到孟子的头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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