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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书讲义》(上)——《三字经》(1)

 nice83 2011-03-13
 
《蒙书讲义》(上)——《三字经》(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05b800100ej26.html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一句看上去很浅显的话,但它蕴含着深邃的哲学道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哲学与中国传统读书人人人有关,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会用哲学启蒙。非但《四书》是哲学,就是作为识字课本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也是谈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冯先生说:哲学就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锻炼人的理性思维,一个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就要探讨人性善恶的问题,故人性善恶就成了中国哲学中一个讨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对此,历史上各家各派都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有孟子的人性善论、荀子的人性恶论、苏东坡等的性无善恶论、老庄等的性超善恶论、董仲舒等的性有善有恶论、王充等的性三品论、朱熹等的性二元论、戴震等的性一元论。为真正弄明白性善论,我先将这些观点的主要精神作简要介绍。

 

    荀子所谓性恶,是将人生下来就有的本能当作人性,他举例说,人生下来眼睛就喜欢看好看的,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嘴巴喜欢吃好吃的,心好贪图利益,身体喜欢安逸舒服,若顺着这些本能发展下去,就会生出争夺、残贼、淫乱等丑恶行为。所以荀子认为作为人的本能,人性是一切恶的根源,并得出结论:善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在后天习得的。故荀子特别强调后天教化的作用。

 

    无善无恶论,是说人的天性本无善恶,善恶都是后天的改变。性如白纸,善恶都是外力染色的结果。教善则善,教恶则恶。

 

    性超善恶论是道家顺其自然思想在人性论中的体现。他们认为人性本来圆满,无所谓善恶,一切善恶的辨别改造皆是乱性。人无知无识,不作任何善恶辨别,顺其本性生活就是至善。

 

    性有善有恶论认为,人性中既有善的要素,也有恶的要素。人只要克服性中之恶,就能彰显性中之善。这一论调下有一部分人主张性善情恶论,以董仲舒为代表,认为性中有情,情是恶的,去掉情,本性中之善便显露出来。

 

    性三品论则认为,人分善人、恶人、中人三等。就是说有些人天生至善,有些人天生至恶,有些人则天生不善不恶,或可善可恶。性三品论也主张改造恶人,引导中人。

 

    性二元论起于宋代。其理论认为人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是宋朝哲学家朱熹。朱熹认为宇宙由理与气二者构成,理即事物的规定性,亦“天地之性”,气则是事物的物质基础,理与气结合即“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事物的共性,“气质之性”乃事物的个性。气有清有浊,清浊之气分别与理结合则表现为事物之善恶。从人来说,人的理即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即人之共性。每个人的规定性都是一样的,但构成某一特定的人的物质基础不一样,有的人气清,有的人气浊,当清气与人的规定性结合时,这个人就表现为善性;当浊气和人的规定性结合时,这个人就表现为恶性。人想要向善,就要不断地去认识、乃至穷尽人之所以为人的共性,并在生活中以此共性要求自己,努力达到共性,也就是不断朝人之理努力。当人的个性与人的共性合一时,人就达到至善。

 

    性二元论出现后,人性学说在此后数百年相对统一,不像以前那样众说纷纭。明朝以后又出现了性一元论。性一元论认为理与气是一体的,“天地之性”与“义理之性”也是相同的。性一元论的集大成者是清朝的哲学家戴震。戴震认为,作为人的物质基础的血、气、心、知就是性,除此之外无所谓性。血、气、心、知包含欲、情、智,故而欲、情、智就是人的性。性中有智,智可辨义理从而向善,所以戴震讲,人性是善的。而人要善,就必须靠性中之智来约束性中之情和欲,如此方能为善。

 

    以上诸多关于人性的学说,其核心都是希望人能够向善。《三字经》一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是儒家的亚圣孟子提出来的,也是所有人性论中最早、影响最大的一家。孟子所说的性善,不是说人生下来一切都是好的,而是说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孟子也承认人身上还有其他成分。这些成分本无善恶,但若不加以控制,其中有些就会转向恶。这类成分人与动物共有,它代表着人的动物性。对这部分,孟子并不认为是人性。孟子所谓的人性,是指人异于禽兽之处,是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那么人与动物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孟子认为,这就是一切人都具备的“四端”——四种善的萌芽,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羞恶之心就是羞耻心,辞让之心就是推辞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辨别善恶之心。孟子说,没有这四种心就不是人,有了这四种心,便有了仁、义、礼、智四种常德的发端。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初,性本善”的善,就是指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人只有将人的四端充分发展,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既然人都有善的四端,为什么有些人又变成了坏人呢?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将人性的这四端发展扩充起来,而是发展了人身上动物性的部分。一般人,只要将天生的四端发展起来就是好人,发展到极致就是圣人。“性善论”为儒家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的主导思想,人性善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人关于人性的主要学说。蒙书是儒家思想最初的传播载体,因而《三字经》一开篇就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

 

    人读书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完善自己。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全部儒家哲学的核心就是将自然人变为理想人。那么,自然人怎么才能变为理想人呢?关键就是将人的四端扩充培养起来。小孩子懂得“人之初,性本善”的道理,才能懂得发蒙读书的意义。小孩子读了第一句,就应知道人有同情、羞耻、礼让、是非四心。在生活中要随时想到这四心,同情弱小,同情孤老病残,同情受苦的人,尽量去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做了不好的事要感到羞耻,要让自己坚决不做不道德的事;在自己喜欢的好东西面前知道谦让,把好的让给别人,次的留给自己;在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能够辨别是非善恶,而不会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小孩子做到了这几点,也就有了做人的基本品格。小孩子如果发蒙读书读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也就先入为主,根深蒂固地相信人是善的。如果他一生都不改变这个善的信念,那么他一生都会是幸福的。我们的祖先正是首先用善来给民众启蒙,才培养出我们中华民族善良的民族性格。这正是《三字经》的伟大之处,也是传统蒙学的伟大之处。

 

    “性相近,习相远”出自《论语》第十七篇《阳货》。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孔子是中国第一个讲人性的圣哲,但孔子没有谈善恶,只说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后来所以有不同,是习惯使然。人的习惯又是在环境中形成,所以人的性格的形成与环境有极大关系。孔子强调了环境对人的性格形成的重要性。《三字经》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放在一起,就是说人生下来都有善的四端,这是相近的,后来所以各不相同,乃是习染的缘故。这样一来,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便被连成一体。既然性格的变化与后天的习染关系这么大,那后天的教化就显得格外重要。就如宋朝的大儒朱子所说:“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这也说明了先天的善根固然重要,而后天的教化更为重要。而对于儿童来讲,首先对他的性格形成发生作用的就是家庭,所以家庭在孩子的教育中是最重要的。人的很多习惯、品行乃至性格都在家庭中养成,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培养完美人格的摇篮。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苟当如果讲,迁指迁流往下。此句是说如果儿童不接受教育,性情就会流于污下。人身上的动物性本能,如吃、喝、拉、撒、睡等,是不用教都会的,但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则都必须教而后能。吃不需教都会,但吃饭端碗、拿筷子则需要教才会。拉屎撒尿不需教,但进厕所拉,男孩进男厕,女孩进女厕则需教。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将人从动物性中解放出来,让人真正享受人的快乐。人不接受教育就会顺着动物性发展。顺着动物性发展是往下走,顺着人性发展是往上走,往下容易,往上难,所以俗话说:“学坏容易学好难。”比如对待父母,顺着动物性发展,则长大了不认父母,顺着人性发展则要孝敬父母。不认父母不需教,孝敬父母则需教。我们祖先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教育:小孩子有母教,在家有家教,读书人有名教,七十二行,行行有行教,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有邦会的邦教,这五教合起来就叫文教。西方社会的安定靠宗教,我们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则靠文教。小孩子读了这一句就应该知道受教育的重要性,然后认真接受家长师长的教育,努力读书,好好做人。

 

    “教之道,贵以专”,这句是说教育的原则,是贵在使小孩子能够专心。专心即是让心集中于某一件事情上,而不三心二意。人要想将任何一件事做好都需要集中心智。读书学习也如此。专心对人的一生来说都是重要的,人的心不能专注于一境,则随时会受到外来的影响,终至一事无成。人一生有太多的诱惑,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事业和理想追求,方方面面随时都会受到外来诱惑的影响。当每样东西都可以影响你时,你的心就已经被外物牵引进而迷失。所以孩子从小修炼专心,他定会逐渐让自己的心守得住。在外来诱惑前不动心,这个人就能入圣进贤。专心是心不为外物所动的基础。要做到心不为外物所动,必须先从专心做起。心不为外物所动,正是圣贤的境界。颜回吃着粗茶淡饭、住在破旧的巷子里,仍不改变快乐的心境,即是心不为外物所动的最好体现,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三千弟子,唯独最称许颜回的原因。非但读书写字如此,如果将这种专心的品格用于人生,努力完成自己,不受名利情色等外物的诱惑,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也就可以成为圣贤。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昔当过去讲。孟母即孟子的母亲。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人。邹国在今山东曲阜邹县,邹县今尚有孟庙、孟府、孟陵。孟子是儒家亚圣,先秦著名哲学家,著《孟子》七篇。孟子父名激公宜,母仉(zhǎnɡ)氏。择邻处就是选择邻居相处的意思。孟子很小即丧父,母亲为守节而迁居墓地边,孟子就跟着那些上坟的人学哭丧。孟母说:“此非所以居子也。”意思是说这里不适合儿子居住。于是孟母搬家,搬到了屠户隔壁,孟子又跟着学杀猪。孟母说:“此非所以居子也。”孟母再迁,这次搬到了学宫旁边,从此孟子就学着作揖行礼,进退跪拜。孟母见了很高兴,说:“此真可以居子也。”从此就定居于此。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这个生动的故事反映出环境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意思是说居住在民风仁德的地方才是美好的事,不选择仁德的地方居住,是没有智慧的表现。

 

杼(zhù),指织布用的梭子,机杼代指织布机。“断机杼”,是将织布机上的布砍断。这句也是讲孟母教子的。孟子稍稍长大,跟随先生读书。一天厌倦逃学回家,孟母正在织布,见孟子逃学回来她很生气,拿起刀将正在织的布砍断,孟子惶恐,一下子跪在地上问母亲什么原因。孟母责备说:“子之学,犹吾之织也。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今子学为圣贤,乃厌倦而求归,犹吾织布未成而自断其机也。”意思是说:儿子你的学业就像我织布,一丝丝积累起来定成寸,一寸寸积累起来定成尺,尺寸积累不止,定成丈匹。你现在求学做圣贤,而半途回来,正如我织布还没织成就将其砍断一样。孟子听后,很是惭愧,从此发愤勤学,终成为一代大儒。孟子的成就与孟母的教育是全然分不开的。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在邹县孟庙中有一块碑,上书四字“母教一人”,就是称赞孟母是中国母教的第一人。宋朝史学家司马光说:“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意思是说做母亲的人,谁都不会担心她不慈爱,担心的是她只知道慈爱而不懂得教育孩子。世间很多母亲对孩子百依百顺,看到孩子有不良行为却不教育,听之任之,甚至姑息纵容,这样的母亲是很不称职的,也不可能教出优秀的子女。孟母真正是既慈爱又懂得教育的母亲,所以被奉为千古母教的典范。母亲是儿女最亲近的人,也是子女第一位老师。儿女在母亲体内孕育,又吃着母亲的奶生长,母亲的性情、思想情感、道德品行都直接影响着儿女。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把母教放在第一位。明儒吕坤更说:“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本。”可见母教的重要性。

 

    王相与贺兴思在注解《三字经》时都特别强调母教的作用,还特别说到胎教。所谓胎教,就是母亲怀孕时的言谈举止、精神情绪对于胎儿的影响。古人讲,胎教就在一个正字,母亲行为端正了,子女定能培养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怎么正法呢?那就是睡不能侧,坐不能偏,站不能偏伸一足,饮食茶饭不能乱吃,目不能斜视,耳不能淫听,口不能恶言,诵诗听音乐,心气平和,这就是胎教养正之法。《三字经注解备要》中讲:“妇人怀妊之时,乃形生神殿之初。感于母气之正者,则为善为美;感于母气之邪者,则为恶为不肖。”意思就是说妇女怀孕的时候,胎儿形体开始生长,精神开始发育。这时候胎儿感应到母亲身上的正气,那么这个孩子以后就是善良的、美好的;胎儿接收到母亲身上的邪气,这个人以后就是恶人、不好的人。这便是胎教在母教中的重要作用。其实从生命的角度来讲,女性最大的价值就是培养优秀的后代。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窦燕山,五代后晋人。原名窦禹钧,因家住在古燕国之地,故号燕山。“有义方”,就是说窦燕山这个人教育子女有很正确的方法。义当应该讲,应该的也就是正确的。

 

    窦燕山有五个儿子,分别叫窦仪、窦俨、窦侃、窦偁(chēnɡ)、窦僖(xī)。因为教育有方,五个儿子都考取功名,皆是宋朝初年的名臣。窦燕山年轻时家境极富有,但心术不正,骗财欺贫,丧失天良,三十岁还没有儿子。忽然有一天,他的父亲给他托了一个梦,说他坏事做得太多,将无子短命,要想挽回,必须广行善事。从此窦燕山改过行善,做了许多好事。一次在客店中捡到了一袋银子,窦燕山等候了一天,直到失主寻来;有贫苦人家的儿女嫁娶,窦燕山则出钱为他们置办聘礼、嫁妆;他还资助贫苦人家的子弟读书上学。忽然一天,窦燕山的父亲又给他托了一个梦,说他广行善事、功德浩大,将来生的五个儿子都会金榜题名,他自己则会活到89岁。后来窦燕山果然生了五个儿子,他教育极严,以身作则,家庭温馨和睦。当时有诗称赞窦燕山:“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后两句的意思是说一株灵椿(chūn)老树上面长出了如丹桂似的五枝美好的花,比喻窦燕山一个老父亲生出了五个优秀的儿子。椿是古代的一种长寿树,用以比喻长寿,后也代指父亲。讲了孟母,再讲窦父,这是中国文化中父母教育的典范,说明家庭教育对人的重要意义。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结合前面两句,我们应该明白,“养不教,父之过”是对孟母、窦父教子的总结,而不仅仅是指父亲,这里的父是指代父母亲。父母亲只生养而不教育子女,就是父母亲的过错。养主要是对身体,教主要是对心灵。现在的父母大都知道教育的重要,但多重智力而轻德行。把子女送入学堂读书,只要成绩好,什么都可以不管,还送去参加各种培训班,以考级得奖为能事,至于小孩的行为规范、礼乐性情、品德修养则较少注意。所以现在不少小孩虽有一技之长,但生活习惯极差,娇生惯养,自私任性,这都跟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父母之教,首在培养品德性情,要特别注意使子女养成善良、敦厚、孝顺、勤劳、克己、爱人、乐观、开朗、热情、向上的品性。有了这些良好的品性,再去学习其他的技艺才是有意义的,才是锦上添花。否则便是本末倒置。父母要在品行性情上教育子女,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自己要以身垂范。希望子女做到的,自己首先一定要做到,并给子女营造一个祥和的家庭环境,所谓“身教胜于言教”。若父母长期不和,家庭成员你争我夺,相互攻击,则很难培养出好的子女。更甚者,有些父母分居离婚,不管子女,那就真是“养不教,父之过”了。

 

    前面讲了父母亲教育的重要性,接着强调老师教育的作用。子女进学堂读书,教育不严格,那人们就会指责这老师懒惰,不负责任。古人说“严师出高徒”,只有严格的老师才能教出高明的徒弟。师严不光是对学生有好处,还显现了道业学问的尊严。古之名师没有不严格的。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除了颜回,孔子很少全面称许哪个弟子。问他某个徒弟怎样,孔子总是回答“不知也”。并不是说孔子真的不知道,他是要让弟子明白,你虽有这样那样的长处,但仍然存在不足,还需要不断努力。真正的好老师让学生既不沾沾自喜又不灰心丧气,既能受到鼓励又能随时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过严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扬州八怪之一、清朝画家郑板桥在一首诗中就写到做先生的困难,诗云:“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功课少了学生家长嫌你这个老师懒惰,功课多了学生又觉得你这个老师讨厌。所以小孩子读了这一句后应该明白,老师严格是为你好,不要再埋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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