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理念》一文全面梳理和总结了部分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理念。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看，毫无疑问，教育理念是引领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价值准则，是教育的必然规律与应然理想的完美结合，对教育现实具有强大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总结和归纳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的特点，不仅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揭示这些大学走向卓越的思想根基，而且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的特点
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不仅是这些大学走向世界一流的共同经验，也是高等教育活动基本规律的反映，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积淀与现代文明的思想结晶。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一流大学既有共同的思想内核，又有匠心独运的个性化创新，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极具特色的教育模式。
第一，教育理念是世界一流大学历史发展的积淀。
大学是文化集成的产物，任何存在的大学都是一种文化的外显和历史传统的再现，历史悠久的大学如此，历史短暂的大学也是如此。在大学的精神信念中，历史文化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就世界一流大学而言，它们更多地承载了大学精神文化的历史积淀。在人才培养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侧重于培养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精英，麻省理工学院重视培养工程技术英才，尽管它们在培养目标上旨趣各异，但培养社会英才却是其共同的追求，而且这一追求与大学恒久的历史使命是不可分割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脱胎于古典大学，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延续了其一以贯之的历史命脉；而麻省理工学院在赠地运动中兴起，最初的定位是为工业生产培养技术人才，尽管这一适应时代需要的创新塑造了其崇尚实用的品格，但在其走向一流的征程中，又不断注人追求卓越、造就英才、服务社会的大学历史文化元素。历史与文化虽然无形，但却无声地孕育出了世界一流大学。
创新教育理念，既要准确把握时代需要，又要尊重大学的历史与文化，避免历史虚无主义。教育理念创新不能拍脑袋，不能指望灵光一闪，它需要扎根于大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在文化积淀中寻找值得继承的传统，这样凝练出的教育理念才有生命力。教育理念可以继承和借鉴，但不可简单移植。看见别人有什么先进教育理念，一味照搬的“拿来主义”做法不仅难以推行，而且也不会产生多大效果，相反还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影响大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有必要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深人到其历史与文化中去理解其教育理念的精髓，汲取其文化传统的营养。
第二，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的发展不仅关涉知识传授，还包含道德养成；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同样还要有人文精神；不仅要服务社会，服务国家，还要心系人类，胸怀全球。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一个统一体，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培育英才是其教育理念的核心，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总体目标与要求，是高等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注重道德和责任教育，强调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不能忽视了人格的养成、道德的提升；重视营造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表明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奉行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力求在教育活动中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重视教育的开放性与国际化，重在让学生具备国际视野，站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观察问题，探寻解决之道，进而增强使命感与责任感。这些理念紧扣几对主要矛盾关系，确立了大学教育的基本准则。
创新教育理念，要遵循教育规律。洪堡在论及柏林大学时指出，大学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列文也谈到，“我们的责任是教育和引导，塑造更广阔世界的价值，这些价值可以激励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尽管这两人生活的时代相距一百多年，但他们对教育的看法却有着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大学要重视学生的品格修养，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无疑，这些相同的认识属于教育规律的范畴，是创新教育理念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对教育的深度理解直接关乎教育理念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世界一流大学正是基于其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尊重教育规律，才确保了其走向卓越的正确方向。
第三，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与其自身发展定位有着高度的契合性。
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是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的共同外显特征，它们对人才培养的定位十分明确，能够有针对性地组织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活动。比如，在学科布局上，世界一流大学并不贪大求全，且不说像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小型大学，即便像哈佛大学这样的巨型大学，它也只有11个学院，其中１个本科生院（即哈佛学院），10个研究生院。尽管多次有人提议设置工学院，但哈佛大学不为其所动，坚信要办就要办出世界先进水平、办出特色，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宁可不办。哈佛大学这样表述它的教育信念：致力于克服各种限制，让学生全面参与，使学生发现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智力和潜能；哈佛大学的教育应该为学生提供一种基础，使其养成自我依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以使其在今后的生活中发展知识，增进理解，服务社会。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哈佛大学的各个学院也有着清晰的办学定位。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立足于培养为民主社会服务并致力于解决公共问题的领导人；法学院定位于创造一流的法律教育知识，以造福世界，等等。
创新教育理念，应当避免空想主义，而要与自己的发展定位保持一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定位是否适切直接影响发展水平，过大或过虚的办学定位都不利于大学发展。我国大学在发展定位上“浪漫主义”色彩过重，很多大学的发展定位远远超过了当今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尽管这种敢于超越的精神无可厚非，但宏伟的目标如果不建基于现实，就无异于空想。教育理念指引大学前进的方向，发展定位则是大学的办学目标，二者结合起来方能形成合力。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既有明显的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
虽然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有诸多共同之处，但每一所大学的教育理念又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致力于培养英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教育追求，但在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一样的做法。自由教育传统悠久的剑桥大学，在教育活动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养成学生自由的心灵，反对教育功利主义。其前副校长约翰·巴特菲尔德曾强调，我们需要警觉，大学与工商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致损害我们的学术水平，或者导致我们不去认真研究问题。而斯坦福大学则直言不讳地主张，教育要使学生为个人的成功和生活中的实际工作做好准备，强调要培养有用的人，要掌握未来职业所需的实用技能，鼓励学生创业。为此，斯坦福大学率先在大学建立科技园，支持教师和学生开办公司，孵化科技成果。当然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并不排斥普通文化的作用，也十分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学。
创新教育理念，要从实际出发，避免本本主义。我国大学在重视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应当重视发掘自身的优秀传统、培养自身独特的个性。对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的共性，需要深刻领会与把握，学习与借鉴，但更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使命和具体环境，创造有自身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引领我国大学稳健地迈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
第五，创新教育理念离不开教育家校长。
社会的期望决定大学的成就，而大学能否与时俱进，敏锐捕捉社会发展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校长的素质。大学是学术组织，其使命在于造就高级专门人才，传承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文化科学技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只有让懂教育的人来掌管大学，才能保证大学的发展不偏离教育的逻辑，因此，大学需要教育家校长。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证明，教育家校长和现代一流大学有着高度相关性。谈到哈佛大学，人们不由得想起艾略特40年治理下哈佛大学发生的巨变；谈到卡内基一一梅隆大学，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论及理查德· 赛特；谈到斯坦福大学，人们不会忘记华莱士·斯特林和特曼……这些校长的任职时间有长有短，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开启了自己所在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门，带领大学迈上了正确而又快速的发展之路。
创新教育理念，校长是核心人物。对志在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来说，更需要遴选教育家校长。教育家视教育工作为生命，将个人的生命价值寄托于教育，对教育工作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对教育与人的关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教育与人类的关系有着合乎规律和传统的深刻理解，具有将自己的认识转化为办学行为的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项格式化的工作，没有万灵妙方，不进行理念创新，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为教育家校长提供了成长的沃土，而且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
二、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的启示
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是实然教育理念和应然教育理念的结合体，世界一流大学在办学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教育理念毫无疑问是实然的教育理念，当然，其中不乏应然教育理念对教育现实的关照。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历程，考察其教育理念的思想内核，提炼总结其教育理念的特点，就是要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以期指导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实践。
第一，准确定位，培育英才。
大学以教育立身于世，培养人才是首要使命。世界一流大学不光要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更要培养杰出人才。学生质量是大学办学水平高低的直接反映，只有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大学才堪称世界一流大学。不管是有着古典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建校才百年左右的世界一流大学，他们都以培育英才为目标。诚如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所言，“让每一个学生拥有才智以及具备成为良好公民和英明领导者的必备性格”。当然，对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英才”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们对“英才”的理解既丰富又具体，有着清晰的定位。受古典文化传统影响极深的牛津大学，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培养出的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比其他所有大学加在一起还要多。英国历史上的40多位首相中，有29位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政治家、银行家、企业家和学者更是层出不穷。柏林大学兴建于国家危亡之际，是为振兴民族精神而采取的“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的战略举措，“是国家重新缔造时期的首要任务”，因此，柏林大学从创办开始就承担了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材的重任，它不负众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效率培育了一大批熠熠生辉的文化、科学英才。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有造就硕学鸿儒之志，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杰出人才定位。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国大学不仅应当志存高远，更要在教育实践中将培育英才的目标落实到各个具体教育环节中去，尤其应当通过大学的基本教学制度来保证杰出人才培养，使杰出人才层出不穷。
我国一些追求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将科研放在第一位，而将教学放在第二位；将研究生教育放在第一位，而将本科教育放在第二位。这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相去甚远。在筹建柏林大学时，洪堡遍访大学名师，盛情相邀，使学校一开始就会聚了一大批一流学者。正因为其盛况空前的师资队伍，柏林大学才得以后来居上，造就出世界一流的学术人才，从而奠定其现代大学之肇始地位。我国大学应当调整办学定位，正确认识本科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使其回归到教育的中心。培育英才需要有一流师资，尽管我国以创建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学都在努力建设一流的教师队伍，然经年努力，却收效甚微，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在于制度的羁绊。我国大学经过了多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但教师的单位所有制还没有根本性突破，人才流动仍然困难重重，想要的人进不来，不合适的人又出不去。还有的大学不以真才实学取人，以“门槛”取人。诚然，如果不能建设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愿景。我国大学应当抱定宗旨，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对教育负责、对学生负责、对社会和国家负责的态度，以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为目标，大胆改革教师人事制度，实行能进能出、有进有出的教师聘用制度，坚决解聘不符合教育宗旨的教师，使每一位教师都能胜任教书育人之责。改革教师评价制度，改变重量不重质、重门槛轻水平的评价标准，杜绝师资队伍中存在的有文凭缺水平、有职称没成就的状况。广开人才引进渠道，逐步建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聘用机制，在国际层面汇聚一流人才，形成人才的国际流动局面。
第二，德育为先，注重修养。
重视道德教育，既是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学术活动的内在要求。大学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如果大学培养的人才才华出众却缺乏为人之道，满腹经纶却缺少对知识和真理的敬仰，学贯古今却缺少科学的精神和自由的信仰，这样的人才是不符合英才教育理想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培养未来社会的领导者为使命，对学生的道德修养格外重视，其中以柏林大学“由科学而达致修养”的教育理念尤为典型。柏林大学的师生都有一种境界，即微耳和校长所强调的：“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应忘记，大学的学习具有远大的目标：科学修养、道德修养以及丰富的专业知识。”毫无疑问，大学要关注专业知识，但更要关注科学和道德修养，正如洪堡所认为的：“受到纯粹科学的教育，是教育人们去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想，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动。受过这样一种教育的人，以后在生活中也就是一个对集体最为有用而且最能作出贡献的人，因为他拥有品格。”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浪潮日益侵人我国高教界，在各种量化标准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我国大学教育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倾向。我国大学应当反思市场经济冲击下教育的价值与功能，着力培育修养高尚的人才。在关注学生专业发展、技能培训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同时，大学更应该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修养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及生活指导中，更多地融入价值观教育、理想教育、信念教育、伦理教育，使大学生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从而引领社会文明进步。
我国大学不可谓不重视道德教育，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大学的道德教育与教学活动是分离的。道德教育对师生在科学和学科专业方面的态度、精神和价值观少有影响，因此，大学生中常常出现有才无德、才高德浅的问题。德与才的分离是我国大学教育应当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实现两者的结合，造就一代又一代高素质人才，是我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
我国大学应当进行道德教育改革，将人的养成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充分认识学科专业教育的道德养成功能，明确学科专业教育既是道德教育的途径又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建立学科专业教育与道德教育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学科专业教育对提高师生德行修养发挥有效作用。改革德育课程，改变道德教育就是单纯地教学生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传统认识，将道德教育与个人人格的独立性、理智和理性的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养成结合起来，实现德与智、人与才的统一。改革德育方式和手段，树立全员德育的观念，使全体师生员工置身德育环境中，每一个人既是德育工作者，又是德育目的的体现者，通过德育实现全体师生员工的道德升华。
道德教育应当融入教学活动，通过教育提高学生修养。长期以来，我国大学高度重视专业教育，追求大学所学与社会之用的直接结合，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品性、修养、责任、情感的培养，导致大学生中比较普遍地存在有文化、没教养的现象。部分大学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设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以弥补文化教养课程的不足，扭转传统专业教育之过，收到了一定成效。有的大学甚至开始借鉴美国大学的经验，实施通识教育。这都是可喜的改变，但仅止于此却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大学在教育理念上的问题并非开办几次文化素质教育讲座、甚至实行美国式的通识教育就能解决。执世界大学教育之牛耳的哈佛大学，一贯认为培养有教养的人是一种境界，是大学对社会的责任。哈佛大学将培养有教养的人置于其教育目的的首位，课程设置、教学要求、教学活动、校园生活等都服务于培养有教养的人的目的。
我国大学应当反思60年来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尤其应当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的目的和手段。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只是现行教育问题的补丁，而应当是大学教育的核心要素，应当纳人大学教育改革整体框架之中，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时数、教学活动、教学条件等各方面进行规划和落实，从而使大学人才培养真正落实到“教养”上，提高大学所培养人才的道德水平，使其不但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和领军人物，而且还是社会的道德楷模，社会文明进步的典范。
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应当建立在大学自身的道德建设上，如果大学自身缺乏道德，缺乏社会责任感，大学领导为做官而办学，教师不以学术为上，不能潜心学问、献身真理，那么，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是不可能有效开展起来的，即便在形式上开展了，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大学应当成为社会的良心，大学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应当是高尚社会文化的结晶，大学应当以优良的文化塑造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应当以优良的文化领导社会进步的方向。
第三，加强融合，造就全人。
专业性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属性，培养专业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但如果只局限于专业领域的教学，势必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芝加哥大学前校长哈钦斯认为，如果教育内容过分偏重科学知识而忽视人文知识，就会影响学生能力的充分发展。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和谐发展、健全有用的人，如果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一味地注重专业技能而完全忽视其他的人文社会需要，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标。观诸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以学生的充分发展为出发点，重视专业教育但不过度专业化，重视科技教育但不偏废人文教育。
我国大学应当调整专业教育与非专业教育的比重，进一步解决教育过度专门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很多大学改革了旧的专业教育模式，调整了学科专业结构，但成效并不明显。大学是为明日社会培养人才，如果过度专业化，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适应面窄，而且还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是会学习的人，而不再是以前那种只具备某一学科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我国大学应当解放思想，深刻认识专业教育的意义及其社会局限性，尤其是以创建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学，应当大胆尝试，努力突破过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建立服务于学生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的教育模式。转变过度刚性的专业概念，改革专业设置方式，扩大专业的内涵和包容性，增加跨学科专业和多学科交叉专业，加强专业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使专业教育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树立新的人才观，科学理解专业人才的内涵，准确把握社会对专业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新需要，以此为依据，调整专业培养目标，使人才培养工作具有更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各有其合理的内核与现实价值。科技教育发展了人的专业智慧与知识，使人在征服、开发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解放人性，实现人的价值，使人自身得到肯定。从实质上讲，它是实现教育最根本目的的手段，是以求“真”为主的教育。人文教育重视人性的完善，努力提升人的道德精神价值，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它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即除了求“真”外，更要注重求“善”、求“美”。麻省理工学院的刘易斯报告指出，大学教育不仅仅是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教育应该为生活做准备，应该为学生提供能够适应生活的完整教育，对科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勿庸置疑，且与日俱增，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背景，任何一名专业人员都不能在其所研究的领域内保持领先。
我国有志于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当积极推进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的有机结合，大力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培养基础宽厚、学养扎实、综合素质高、发展潜力大的精英人才。剑桥大学前校长布罗厄斯曾指出：“剑桥在艺术和人文方面的成就绝不逊于科技方面的成就。”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表明，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并不是对立的，实际上，两者相辅相成，科技教育为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而人文教育能使人的身心、思想和行动、理智和情感都得到健康而全面的发展。我国大学应当立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加强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不仅教给学生创造物质生活的知识和技术，更要培养他们领略善与美的能力，造就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全人。
第四，弘扬学术，追求卓越。
学术是大学教育的生命所系，没有学术的大学教育无异于僵化呆板的生产流水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制造型号、品牌、规格、标准完全相同的产品，缺少活力，更缺少不断奋进、创新进取的精神。世界一流大学以追求卓越为导向，以发展一流的教育为目标，努力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教学制度和学术组织体系，营造一个开放的、严格的、高强度的学术环境，造就学术和社会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我国大学应当弘扬学术，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我国大学在教育方面还没有能够享有充分的自由，既缺少教的自由，更缺乏学的自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受到多方面限制，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来自制度方面的。除此之外，还有落后教育理念的制约。正因为缺乏自由，所以我国大学教育缺少活力，更缺少激情，师生不是在兴趣的驱使下进行知识和智力活动，而是在被动地完成一种不得不承担的任务；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刚性有余，灵活性不足；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啃书本，教学内容千篇一律，缺少变化，缺少创新。难怪钱学森感叹：“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我国大学应当赋予教育充分的自由，让教育从各种外部和内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师生能够在一种宁静、宽容、开放、和谐的环境中切磋学问，修养德行，发展智慧，提升境界。给予教师更多教的自由，让教师在课程开设、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运用、教学活动组织等多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鼓励教师开展教学改革，为教师采用研究性教学方法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给予学生更多学的自由空间，减少对学习的各种限制，消除驱使学生学习的各种“功利动机”，使学习成为学生自己的意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学科专业和课程，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大胆探索，锻炼意志，磨破品格，拓展认知，掌握学问之道。改革教育教学管理，改变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建立指导与服务体系，在指导与服务中体现和实现教育教学管理的价值，减少对教学的限制，为教师和学生及其教学活动营造一方自由的天地。
卓越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识，它不仅表现在大学教育的结果上，而且表现在大学教育的过程中。不能说我国大学缺乏追求卓越的精神动力，但我国大学缺乏应有的气概。有的大学将追求卓越写在报告文件中，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踏踏实实、真抓实干的行动却较少见到。从专业设置、课程教学、教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指导、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看，我国大学在追求卓越的进程中，实的少、虚的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大学应当抛弃各种杂念，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树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气概，扎扎实实推进教育水平和质量稳步提高。研究和改革教育模式，将卓越的品质融入到教育过程各环节各要素中去，建立以追求卓越为内在动力的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教育管理制度与机制，建立注重品质和内涵的制度标准，一切为了高质量教育，为了高水平人才，使制度为优质教育教学服务，为教师和学生高品位的学术生活服务。
第五，扩大开放，与时俱进。
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高，来自世界各国的教师和学生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事务，在交流与合作中学习，使教育教学活动建立在国际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为造就世界一流人才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国大学重视国际教育合作，但长期以来，存在派出人员多，吸引人员少；以学习为目的的多，以教育输出为目的的少等现象，造成我国的海外留学生和学者人数众多，但国内大学的国际化元素却非常有限的局面。这种状况应当改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当牢固地树立国际化教育理念，大力增强教育的国际化元素，包括教职员工的国际化、学生的国际化、课程的国际化、教学活动的国际化等，通过深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国际化教育，增强教育实力，提升教育水平。
国际化教育不应外在于现有的教育体系和环境，而应当是大学教育体系和环境内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化教育的基础在于学术的国际通融性，在于国际学术的可交流性和可合作性。尽管我国大学具有后发性，但与生俱来便不乏国际化教育，只是长期受意识形态影响，国际化教育属性未能得到充分彰显。21世纪的我国大学应当以学术的国际性为基础，大力拓展国际化教育，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合世界各国先进文化，促进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国际化教育应有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建设一个多元文化交融、拥有跨国界学习便利的国际化教育体系。
我国大学应当进一步改革开放，将学术的普适性作为重要的教育原则付诸实践，将共享理念植入校园精神文化中，努力扩大其开放性，拓展其共享覆盖面，使其国际化特征更加显著地体现出来。改革各种阻碍教育共享的规章制度，在共享中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和质量，在共享中不断创新和发展教育组织与形式，使教育具有更强的时代性、更好的适应性。进一步加强国际化教育，尤其是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经验，改革教育教学制度，提高教育和管理人员的国际化素养，增强教育的国际适应性，吸引更多的国际学者和学生参与教育活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要有与世界分享的勇气和胸襟，在开放和共享中为世界高等教育增添中国特色，从世界各国的教育经验中获得创新和超越的动力与智慧，为稳步迈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奠定牢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