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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罗汝芳 罗汝芳，学业者称为近溪先生，明中后期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明末清初黄遵宪、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罗汝芳(1515年6月13日-1588年10月21日）字惟德，号近溪。学业者称为近溪先生，江西南城泅石溪(今南城天井源乡罗坊村)人，明中后期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 罗汝芳1515年五月二日（6月13日）生，自幼聪明好学，5岁从母读书，稍长则博览群书，后独钟理学。16岁赴南昌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颜钧。尽受其学，得王艮泰州学派真传。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举，二十三年参加会试后，自认为“吾学未信，不可以仕”，不参加廷对，退居故乡达10年之久。翌师胡清虚学烧炼，师僧玄觉谈因果。他探幽索隐，触类旁通，精究细研，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他四处游访，考察社会，探究学问，并在从姑山创办“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学子，从事讲学活动。他一生深入下层，宣讲哲理，教化士民，以发人“良知”和济人急难闻名于世。其学虽源于理学，但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提倡用“赤子良心”、“不学不虑”去“体仁”，持见新奇，颇有创见，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故被誉为明末清初黄遵宪﹝按：当作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汝芳赴京参加殿试，进士及第，授太湖(今安徽太湖)知县，开始从政。在任上立乡约，饰讲规，召集诸生讲学，公事多在讲席上办理。两年后，朝廷提升他为刑部山东司主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任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知府。他为政重教化，以讲会、乡约为治，又主持修缮径县、南陵、太平等县的城池，政绩斐然。嘉靖四十四年(1565)，因父丧回南城守制。 万历元年(1573)，罗汝芳守制期满，复为朝廷起用，补东昌(府治今山东聊城)知府。他治理东昌有如宁国，末满三月，即令士民大为叹服。不久，改官云南道巡察副使，分守永昌。上任之后，即着手整治昆明堤，疏浚滇池，兴修水利，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很大便利。万历五年(1577)，罗汝芳官拜右参政。不久，因公进京，应邀至城外广慧寺讲学，朝中人士纷纷前往听讲，引起了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不满，疏劾他“事毕不行，潜往京师，摇撼朝廷，夹乱名实”，罗被罢官归里。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二日(10月21日）卒，享年74岁。 罗汝芳一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理学思想方面。青年时代，他受到了明朝程、朱学派理学家薛垣的影响，认为“万起万灭”的私心杂念长久以来就困扰着自己，必须把它除去。于是，便在寺中闭关静坐，在几上置水一杯、镜子一面，要使自己的心像水一样静、镜一样平，久之，遂成重病。其父授之以王阳明《传习录》，使他领会了“致良知”的学说，其病方愈。后来，罗汝芳赴南昌会试，师事颜钧。颜钧认为，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远不会泯灭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时刻保有着它，人只要发扬这种道德观念就可以了，因此，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从“制欲”人手。罗汝芳听后，如醍醐灌顶，完全接受了这种“制欲非体仁”论，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学观点。罗汝芳反对朱熹、王阳明等人所倡导的以省、察、克、治为基本手段，以“制欲”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修养方式，并认为这是与孔孟之道相违背的。 罗汝芳认为，“大道只在自身”，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答，以至弹子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这个“道”的作用和表现。只要具备了一个肉体的形躯，就有了做圣人的条件。他主“拟不学为学”，“以不虑为虑”，不学不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在他看来，人的良知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不以修炼而增，也不以不修炼而减，圣愚的差别只在于“觉”与“迷”之间，因而成圣、成贤简直是容易非常。 罗汝芳热衷于讲学，善于把玄妙、平易的讲演表达出来，为广大平民所接受。即使是不通文墨之人，俄顷之间，也能令其心境开明。他出任太湖知县，颁布讲规，召集诸生研习经文，“公事多决于讲座”。出守宁国，同样召诸生会文讲学，并兴建了志学书院、水西书院等一批讲学场所。在京都时，礼部尚书徐阶，集两司郡县候选吏人，大会济灵宫，聘汝芳讲习，听者数千人，无不动容铭心。入滇五载，罗汝芳虽然年逾花甲，讲学热情依然不减，昆明五华书院和春梅书院都是他讲学的重要场所。致仕以后，他仍然壮志落落，愤然率弟子游金陵、福建、浙江、湖广等地，频频讲学集会，继续阐扬泰州学派的思想。这一切，说明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学术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为泰州学派理学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罗汝芳还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比如，他在太湖知县任上，有兄弟为争遗产来投诉，他闻之家境艰难，“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止”。又创开元会，罪囚亦令听讲。他以传统道德融于真情，动容感化，从而化解民事纠纷。他在做宁国知府时，集诸生会文讲学，让诉讼者在讲坛上跏跌静坐，触目观心，以此判案，并把政府的库藏馈赠给他们。这种情况，在封建官吏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作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这种从赤子之心出发救贫恤难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一提的是，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泰州学派的主要人物罗汝芳，受到了反正统宋学思想的熏陶。这是他能深刻认识当时腐败社会的腐败，使他成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进步文人，在文学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代思想大师罗汝芳》序
友人罗伽禄新著《一代思想大师罗汝芳》行将问世。发来书稿，命我作序，我欣然应之。作为这部新著最早读者之一，从中颇多启示，且为此部新著的问世而感到高兴。 自上世纪50年代 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叶崛起于民间的一个儒学派别。有人称之为王学左派，也有人称之为民间儒学派，我们称之为平民儒学派。它的创始人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是一个灶丁出身的儒者。王艮先祖来自姑苏（今苏州），世占灶籍，家境贫寒。7岁上学，11岁便辍学了，后跟随父兄在煎盐的亭子里干活，成为一名盐丁（也叫做亭子）。19岁时，父亲命他经商，贩盐到山东。由于他资质聪颖，善于理财，不几年工夫便发了家。此时王艮还年轻，便想读书。25岁时，路过曲阜，参观孔子庙，看见孔夫子神像，非常钦仰，慨叹说：孔子是人，我也是人！于是他决心学孔夫子，读儒家经书。王艮一边经商，一边读《孝经》、《论语》、《大学》等书。当时在安丰一带找不到老师，他只好逢人质义，以知者为师。经过十几年刻苦自学，王艮终于成为一名儒者。自然，他的自学经历，也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一种不重师教而重自得，不守章句、不泥传注而好信口说解的平民学风。38岁时，王艮听说江西巡抚王守仁（阳明）与他的思想相同，便买船到南昌求见。他和阳明见面后，经过两次辩难，终于称弟子，拜阳明为师。王艮执贽阳明之门下八年，接受了阳明良知之教，但也保留了自己的格物学说（即后人所谓“淮南格物”）和平民学风。阳明殁后，王艮“自立门户”，讲学于东海海滨。他以其尊身立本思想、百姓日用之学，吸引了大批弟子，名闻天下。王艮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终于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祖，这不但在当时儒林中独树一帜，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泰州学派是明代平民儒学的主要代表。众所周知，平民儒学并不始于明代。孔子以来，儒学就具有平民性。至战国时期，儒学虽已成为显学，但它也还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自汉武帝以后，儒学才真正成为享有“独尊”地位的官学，孔子逐渐成为最高的思想权威，儒学经典进入学术文化的最高殿堂。与此同时，儒学亦因此逐渐失去其自身的平民性。但自唐宋以后，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中国文化表现出不断下移的趋势。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提升儒家哲学的思想理论水平；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儒学向社会普及的进程。尤其是提倡易简工夫与指点现成良知的陆、王心学派，提供了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理论教条，对于儒学的平民化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清初学者李颙曾经指出：“象山虽云单传直指，然于本体犹引而不发。至（阳明）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咸可循之入道，此万世之功也。”（《李二曲全集》卷七） 泰州学派继王学而起，成为明代平民儒学的主要代表。所谓平民儒学，有多种说法。大体上说，平民儒学是与官方儒学、缙绅儒学以及经生文士的章句儒学（应可称为应试儒学）对应而言的，无论其思想与学风都有鲜润的平民色彩。就泰州学派而言，其特点是：第一，传道对象大众化。泰州学派继承了孔子和先秦儒家“有教无类”的平民传统，致力于发展平民教育。王艮的传道宗旨是：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王栋更强调儒学的平民传统，他说，孔子开创的儒学本是士农工商共同共明之学，但自秦汉以后，此学为少数经生文士所垄断，孔子儒学的平民传统反而被泯灭了，所幸心斋夫子将其恢复过来。事实上，在泰州门下，士农工商都有，而占多数的，还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灶丁、农夫、佣工、陶匠、商贩等等。大学士李春芳（扬州兴化人）曾在安丰场向王艮请益（求学）月余，他亲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群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王艮）曰：‘坐，坐，勿过逊废时。’”（《崇儒祠记》）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普通平民百姓的儒学课堂。在这里，没有师道尊严，教学又不重记诵章句，而是着力于“澡雪其胸臆”、“牖发其天机”（同上），沟通思想、启发自觉。王艮死后，泰州后学中有一部分人走向民间，他们或是周流天下，传道讲学，以启市井愚蒙；或是深入田间，与农民班荆跌坐，以倡道化俗为己任。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泰州学者一方面力图将经生文士的章句儒学转化为普通百姓的日用之学，激发人们对“王道”社会的追求，这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任意谈解经书，而必然曲解经书，导致儒学水平的降低，甚至潜伏着动摇、瓦解传统儒学的危险。这也是泰州学派往往受到时人或后儒责难的原因之一。第二，儒学理论简易化与儒学经典通俗化。陆王心学派从来重视儒学理论的简易化。如陆九渊称赞“易简工夫终久大”；王守仁也说：“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王阳明年谱》嘉靖六年）王艮继承了陆、王的学术传统，进而将儒学简易化与儒学平民化联结起来，宣称孔门圣学，即以“简易”为宗旨，认为“此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家常事，随时有处无歇下手，故孔子为独盛也”（《重镌 泰州学派上述特点，反映出明代平民儒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历史风貌。而泰州学派的上述特点，在作为其重要传人的罗汝芳身上得到了生动、且又深刻地体现。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著作今存有《近溪子文集》。他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知太湖县，擢刑部主事。出守宁国府，以讲会《乡约》为治，后又补守东昌。迁云南副使，悉修境内水利，转参政。万历五年（1577年）进表，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者。张居正恶其讲学，以潜住京师的罪名勒令致仕。归与弟子在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讲学，所至弟子满坐，而他自己却未尝以师席自居。罗汝芳是颜钧的学生。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后因避万历帝讳更名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颜钧因自幼多病而受父母宠爱，智力发育较迟。《自传》说：“生质淳庞，十二岁始有知识。十三至十七岁，随父任常熟教，习时艺，穷年不通一巧。”（《 同王艮、颜钧等先辈一样，罗汝芳十分热衷讲学，致力于民间文化学术活动，积极地在各阶层、尤其是底层民众中进行儒学普及教育。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以后，罗汝芳开始参加乃至组织大的会讲，如二十九年，他“约同志大会留都，秋会江省月余；沂流至螺川，集会九邑同志”（杨起元《 我父师止以此件家当付我，我此生亦惟此件事干。舍此不讲，将无事矣。况今去官正好讲学！（盱坛直诠》卷下） 此后，罗汝芳一心讲学，足迹遍及江南，“得请致仕，还从姑，开诲来学。遍涉抚、吉、洪、饶、楚、粤、闽、浙、留都、徽、宁诸郡，大会同志。东南之学丕振。”（王时槐：《近溪 盖此与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一个讲学招牌，此等去所，须是全副精神，透切理会，直下承当，方知孔、孟学术如寒之衣、如饥之食，性命所关，不容自已。否则将以自爱，适以自贼。故《大学》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矣。（《罗近溪先生明道录》卷三） 在他看来，所谓“格物”之学离不开讲学，讲学乃是“物之大本”，是与自己性命息息相关的一大要事。若拒斥讲学，与世隔绝，名为“自爱”而实则“自贼”。他倡“今受用的即是现在良知”（上书卷五），有屡言“捧茶童子却是道也”，“圣人即是常人”、“圣人本是圣人”，认为圣人与常人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参阅上书卷七）他还强调指出：“人人现成，尽是格物”之说乃“古今一大关健。细观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识得，其他贤大儒总皆忽赂过了”（上书卷二）。总之，在罗汝芳看来，天下万物原是一体之存在，所以，“讲学”是自家“性命所关，不容自已”的人生大事，而“格物”工夫不过是“讲学招牌”而已。 罗伽禄早在10余年前即研究罗汝芳，除发表过一些颇受学界关注论文外，又参与《罗汝芳集》的整理工作。如今，他的这部书以清新的文字对罗汝芳一生的行事、学思更作了全面介绍，又将之置于明代社会历史、尤其是晚明思想文化背景下予以评析。全书详略得当，创见屡见，加以作者系江西学者、罗氏族裔，故而发掘了一些新的资料。读者 该书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切的有三点，一是由于罗汝芳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教育上，在长期的教育之中也形成了他自己的教育思想，故而伽禄这部《一代思想大师罗汝芳》特设专章对近溪教育思想进行论析。作者从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及学习方法等方法介绍近溪的教育思想，揭示其特色，而这些特色又正是平民儒学所以异于官方儒学、经典儒学、章句儒学之处。以往的研究者对之关注不够，伽禄的这方面阐析则可以说填补了罗汝芳研究的空白。二是对与其个人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罗汝芳的“死固不死”的思想观点的介绍和评析，这方面展示的是近溪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体认以及由此引发而出的对生与死的态度。伽禄颇有感情地描述了“罗汝芳不仅在理论上对于死后之人文生命十分看重，在行动上也如此。在去世前夕，他写下绝笔，也算是他的遗嘱，对于自己的身后事做一个交待，这一交待应该说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学问（精神）的重视，对于人文生命传承的重视……”；“当友人来探望罗汝芳的病情，他们建议用‘玄门工夫’来医治他的病，以求得寿命的延长，但罗汝芳拒绝了他们的好意。罗汝芳只希望人们把他的学问继承下去。他认为，这才是真正‘延我命于无穷’”。我想，读者展卷读至此处，多会在心灵深处有一定震撼的。三是伽禄甚为关注近溪之学对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千姿百态、生动活泼而又充满个性色彩、浪漫精神的晚明文学，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这是学界的共识。不过，以往的研究者多从李贽入手对之展开论析，而并不甚关注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其实，从思想文化角度看，正是由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对于束缚人们思想的经典儒学和章句儒学的冲击、对于个性的追求以及对于思想文化平民化与社会化的努力等等，才会有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晚明文学思潮的勃兴。即以近溪而论，他不仅自身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而且还提出了“言者，心之声也”、“情见乎词、各为歌咏”的文学思想。近溪对晚明文学思潮是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的，如伽禄书中所说，“罗汝芳的思想影响着汤显祖的戏剧创作。罗汝芳从理性思辨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汤显祖则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思想，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又不仅仅限于此，李贽对于罗汝芳敬重有加，其“童心说”（也就是罗汝芳所说的未受过任何浸染的“赤子之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罗汝芳的影响；公安派（以袁宏道三兄弟为首）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人们称之为“性灵说”），所受罗汝芳影响亦甚明显。从这意义上说，把近溪与卓吾并称为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精神导师，将罗、李二氏之学视为晚明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当不为太过。 罗伽禄书中对近溪与其师、友关系的介绍亦很有意趣，惟憾或许是受这书的写作体例及篇幅的限制，未能有更加进一步的深入阐析，而如做一些更延伸性的探讨则更妙。譬如，罗汝芳深受乃师颜钧的影响，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他们师生之间又有何异同？或者换言之，近溪在受其师影响的同时，对山农之学又有何发展或深化，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更具特色？又如，何心隐亦曾是山农弟子，何以心隐集中对其师几无所及，而近溪亦为何甚少（或几未）提到心隐？罗、何均受学于山农，都可称为平民儒学的重要传人，他们的思想又有何异同？或者进而论之，在平民儒学传承发展过程中，究竟形成了几种流派或类型，不同的流派或类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他如罗汝芳与耿定向亦曾有所还往，但他们的学说思想又有怎样的异同呢？如此等等，很望伽禄在已经取得诸多引人注目成果基础上，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展开进一步深入而又广泛地研究，取得更多而又更加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亦望学界朋友共同关注这些问题，共同推进对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以至整个晚明思想文化更深化的科学研究。 是为序。 陈寒鸣 二00九年元月于天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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