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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中东,权力变迁

 s1p2cn 2011-04-24

石油中东,权力变迁

作者:李鸿谷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1-4-22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基辛格
  
  发现石油,发现中东
  
  作为政治地理概念的中东,开启于两大事件: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与发现石油。
  
  1859年,苏伊士运河开凿始建;同一年,美国人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发现油井,这是美国石油开发的开始,也是世界石油大规模商业性开发的开始。只是,当时的美国,在发达的欧洲之外。石油需要得到欧洲人的肯定,才会重新影响美国与世界。
  
  后来晋升至英国海军上将的费舍尔爵士,在一般描述里,被认为是发现石油价值最重要的欧洲人。1882年,当时还是英国海军上校的费舍尔,认定那时只是用来做矿灯照明的这种“岩石油”未来前途无限——在当年一次公开集会上,他宣称:英国必须改变海军使用煤炭作动力燃料的现状,而应选择这种“岩石油”作为新型燃料。回溯这段历史,威廉·恩道尔在其《石油战争》里描述:当时只有俄国轮船使用这种被俄国人称为“黑油”的黏稠燃料油。
  
  费舍尔之所以被认为是石油最重要的发现人,在于他认真计算出这种煤炭替代能源的经济性:用石油为动力的战船没有黑烟,不会暴露目标,而烧煤的战船拖着长长的烟尾巴,10公里以外都能看见。烧煤的动力装置,要达到最大马力,需要4~9小时,而烧油则只需要5分钟。要给战舰提供油料,只要12个人工作12个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则需要500个人工作5天。要得到相同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1/3的工作量,每天消耗量也只有煤的1/4,这对于一支船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无论船队是商船队还是海军舰队,以油作为动力,其活动半径是以煤为动力船队的4倍。
  
  但是,当时英国人并不认可费舍尔的这种念头。很幸运,费舍尔熬到了英国海军大臣的位置。1904年,甫一上任,费舍尔即成立专门委员会,“考虑并确保英国海军石油供应”。
  
  英国人的第一个猎物是澳大利亚业余地质学家威廉·诺克斯·达西与他手里的波斯石油特许权。19世纪90年代,新波斯(今伊朗)国王希望国家进入现代化,他召见了达西,要求他帮助波斯建设铁路。作为回报并为了换取大量现金,国王1901年授予达西一项特权:在60年的时间里,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波斯的土地上自由探采石油,所有发现的与石油有关的财产,都将归他所有。达西支付了大约2万美元的现金,并同意只要找到石油,他都从销售额中支付给国王16%的矿区使用费。4年后,也就是在费舍尔当上海军大臣之后,英国人找到了达西,说服他将手里的授权转让给英波(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后来英国政府购买了股份,并占据了公司的主导地位,只是未有公布。英国获得了它的第一个石油资源。
  
  10年后,英国人在中东获得了更大的石油机会。1914年3月19日,根据《外交部协定》英波公司在重组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掌握50%的股份,德意志银行和壳牌石油公司各持股25%。另按协议,英波公司与壳牌公司各拿出2.5%作为“受益人利息”给土耳其石油公司创始人卡洛斯特·古尔本金。这一协定的签约方还必须接受一个“自我放弃”条款,即除非通过土耳其石油公司共同合作,他们当中任何人不得在奥斯曼帝国任何地方单独从事石油生产。这一限制性条款,表明这家新公司控制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土地上的石油资源。看上去,德意志银行在此获得了25%的股份,但如果深入探究,却不尽然。这时候,德国事实上被美国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所控制——标准石油公司所属的德国石油销售公司控制着德国销售总额的91%,而德意志银行只拥有标准石油公司德国销售公司9%的股份。
  
  1911年,温斯顿·丘吉尔接任费舍尔担任英国海军大臣,他立即游说,要求把海军军舰动力燃料改为石油。而且,同样也是在他敦促下,英国政府秘密购买英波公司(今为英国石油公司〈BP〉)大多数股份。石油成为英国未来战略利益的核心所在。
  
  在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中东成为连结东西方最便捷通道后,石油开始成为这一地区最有战略价值的资源,它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形成与发展。
  
  石油公司们的中东:权力基础
  
  “二战”之后,按马歇尔一揽子计划里的数据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欧能源消费结构中,有90%来自煤炭。由此可见工业发达并领先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对石油的重视,在当时之超前。战后经济重新启动,数据表明:1947年欧洲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仅占欧洲进口石油的43%,一年后即迅速增为66%,1950年则达到了85%。
  
  问题是,谁向欧洲提供了这些中东的石油?石油虽为国家利益所系,但并非国家本身提供石油产品。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石油作为产品生产及流通的现实状况。这种粗疏,任何立论都嫌空洞。所以,失去对石油公司尤其是其权力的观察,我们无可理解权力变迁。
  
  除了英波公司的伊朗石油,最为关键的是中东石油控制条约(1920年《圣雷莫协定》),即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结构安排:英波石油公司47.5%、英荷壳牌石油公司22.5%、法国石油公司25%、古尔本金5%。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获胜,保持住了自己对中东的控制。但是,这份具体保持对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控制的协定,却面临挑战。
  
  1911~1920年,美国的石油消费增长了90%;这一期间,美国机动车从180万辆增至920万辆,因此迅猛增长,石油供应能力成为美国人普遍的担心。而美国矿产局局长1919年预计:“在今后2至5年内,我国油田生产将达到上限,此后我们将面临日益加快的下降阶段。”对未来石油短缺的担忧,迫使美国石油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石油来源。中东的石油,对美国人而言,当然重要。但是,《圣雷莫协定》拒绝了美国公司,这一协定规定:非经土耳其石油公司共同合作,任何公司将不可进入这一地区开发。如果说,“一战”之前,土耳其石油公司还有25%股份归德意志银行所有,而美国控制了德国的石油供应,因而可以间接进入中东,那么,作为参战国并是胜利方的美国,战争结束后反而失去了机会。
  
  美国公司不能进入缅甸、印度与波斯,现在又挤不进最有石油潜力的奥斯曼帝国。《石油战争》里记录:1921年4月21日,美国国务院代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正式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参与中东的石油开采,英国外交大臣柯曾勋爵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发了一封简短而又粗暴的回信,声称在英国控制下的中东不允许任何美国公司进行石油开采。
  
  两届美国政府——威尔逊政府与哈定政府,都坚定地支持美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扩张;而且针对英国的粗暴,美国威胁说新泽西石油公司将切断对英国的石油供应。1922年,美英石油公司开始谈判,6年后土耳其石油公司(此时改名为伊拉克石油公司)重新确定股权结构:英波石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法国石油公司以及代表美国石油公司利益的近东开发公司各占23.75%的股份,古尔本金仍控制5%。美国公司终于挤进中东,代表美国的是5家公司:埃尔索(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纽约标准石油)、海湾炼油、大西洋炼油和泛美石油。
  
  签订这份新协定,土耳其石油公司创始人古尔本金说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拿起一只红铅笔,在一幅中东地图上沿着已不复存在的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画了一条线,确定了联合经营的范围,于是这个影响深远的石油协定从此以《红线协定》而著名。
  
  只是,红线未能阻挡住美国公司进入中东的步伐。
  
  正当美国石油公司(近东开发公司)挤进《红线协定》之际,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购买了巴林石油的租让权,这引发了美国与英国一年时间的外交交涉。最终加州标准石油仍拿到了巴林租让权,只是这里产量有限;随后,以巴林作为跳板,1933年,加州标准石油公司与沙特签订租让权协议;后来证明此举足够英明,沙特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而美国公司在沙特取得了近113.92万平方英里的租借地,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1/6,占沙特国土的70%。同一年,英国的英波公司与美国的海湾公司各持股50%,又拿下了科威特的联合开发权。之后,更多美国的独立石油公司以各种方式进入中东。
  
  至此,仅在1933年,美国在中东石油所占份额是:红线范围之内(原奥斯曼帝国版图)占23.75%,在巴林与沙特占100%,在科威特占50%。此比例已具领先之地位。重新分析英国捍卫自己中东权力的两次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倾其全力的战争,若以石油资源争夺为例,其实已然落空。这种悄无声息的权力演变,实则意味着控制范式的变化。“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美国已控制中东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的42%。之后,除上述巴林、沙特与科威特的份额外,美国新增的石油版图包括伊朗的40%,伊拉克的25%。
  
  我们回到“二战”结束后,欧洲尤其是西欧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大幅增长,其利润流向当自明确。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131亿美元的贷款,其中购买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生产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就花费了13.896亿美元。
  
  传统以殖民地安排控制世界的方式,以石油为例,迅速被要求门户开放、跨国公司进入的美国方式取代。经典的地缘政治分析模型,至此必须建立跨国公司参数,至少必须以此为基础理解权力安排。非此,任何分析都将失之武断与片面。未来的石油战争与作为武器的石油,亦须循此结构进入观察。
  
  萨达特的战争:以战致和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让当时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萨达特意识到:“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1970年,萨达特出任埃及总统,他在自传里他说:“纸牌的99%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尽管这让人生气。”要注意的是,萨达特说这些话时,埃及与苏联是盟国。
  
  不过,只是选择性地注意萨达特对美国的赞美,必将偏颇。作为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埃及在纳赛尔时代,被基辛格描述说:“纳赛尔竟然手法灵活,玩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以,我们理解埃及,必须从埃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进入。有意思的是,外部条件也极有趣。萨达特在其自传里描述他接任总统后第一次去苏联:勃列日涅夫问:“你是否知道清单里有4架米格25的战斗机?我再给你提供30架。”——这一说法解脱了先前萨达特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国防部长的争吵。那个争吵的原因是,苏联人说可以提供飞机,但飞行员必须由苏联指挥。萨达特当然断然拒绝。不过,米格飞机缓和了他们的争吵。4架米格25的苏联飞机果然到了埃及,但萨达特仍无权指挥。埃及最后通牒:要么卖给我们,要么开走。结果苏联人将飞机开回去了。
  
  作为大国的附庸,从来没有愉快。既然纳赛尔可以玩弄两个大国,那么萨达特为什么不可以?只是,萨达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不仅仅出于“玩弄”目的。1972年,萨达特简单直接:将全部1.9万名苏联军事专家驱逐回国,离开埃及。
  
  “二战”之后,40多年时间里,美苏两国以“冷战”的方式在全球争霸,这是我们过去的历史。但是,回到中东,回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个国家在中东的真实状况如何?无此观察,当无可理解萨达特以及埃及的选择,当然也无法理解中东经“十月战争”一役而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简单看,美国的石油公司虽然在中东占有绝对的石油资源控制权,但直到1972年,美国也仅有5%的石油进口,而且中东只占进口的18%。中东石油,作为国家能源结构比重,在此刻,对美国影响有限。再看苏联,“二战”之前,苏联即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二战”结束后,1958年苏联的石油产量接近当时世界第二位,出口量更巨,是美国石油生产的主要竞争者。由此来看,中东的美苏之争,深层因素,当然是意识形态而非单纯资源。至此,当苏联建立以埃及、叙利亚为主轴,美国完成以沙特、伊朗为支撑的中东控制体系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表现为埃及与以色列的冲突背后,只是美苏两国意识形态的征场而已。争斗20年后,两国当然耗资不菲。70年代,“不战不和”维系阿以现状,成为两国主体政策选择。
  
  在《我的一生》里,萨达特描述他接任埃及总统之际看到的美国人的一份关于埃及的经济形势分析:他们在报告里说:“让纳赛尔去叫喊吧。不久,他们就会因为经济因素,而跪下求饶!”萨达特找来埃及财政与经济部长,很遗憾,美国人的报告不是心理战。部长说:“国库空了。我们濒临破产边缘。”发展经济,而非成为阿拉伯革命中心,成为萨达特的选择。循此逻辑,经济之发展,需有和平之格局——“不战不和”,美苏双方都拒绝了埃及发展之选择。
  
  如此一来,和平竟需由战争来获取。这其间多重转折,基辛格说得明白:“萨达特不指望在领土方面得到多大的好处,而是希望出现一种危机以改变各方处于僵化的态度——从而开辟通向谈判的大门。他的目的与其说是着眼于军事,不如说是出于心理和外交上的。”
  
  埃及与以色列的战争,虽经“六五战争”形成埃及出战、阿拉伯产油国出资的惯例,但回到埃及、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能力比较,胜算仍是未定。埃及《金字塔报》编辑法赫米·胡韦达在其专文里比较:1971年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埃及占21.7%、叙利亚9.8%、以色列23.9%;而花在每个士兵身上的钱,埃及4600美元,叙利亚1571美元,而以色列平分在正规军每个士兵身上则达59360美元;即使加上后备军,每人的平均数也高达19273美元。“阿拉伯国家无论何种数字,都远远低过以色列的最低水平。”
  
  结果,“三流的国家,发动了一场一流的战争!”这是萨达特的天才所在。
  
  “十月战争”,在15天的战斗时间里,击毁坦克总数估计有3000辆。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场最大规模的坦克战——蒙哥马利与隆美尔在北非进行了6个月的坦克会战,最终双方损失的坦克也不过650辆。但是,战争以及胜利,并非萨达特的理想,只是手段。
  
  1977年11月,萨达特打破埃以之间30年来的敌视与对抗,对以色列进行历史性访问。在机场,他对不相信他的选择、认为这一如“十月战争”时的诡计的以色列参谋长穆尔·古尔说:“我绝不玩道德上的诡计。战略与战术上的诡计是允许的,但我不赞成道德上的诡计。”萨达特的选择,完成一种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史上伟大的逆转,即由对抗而谈判。为着这一和平的目标,埃及与萨达特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放弃大阿拉伯的幻象;将主导中东的政治权力让渡于石油,即经济权力。历史学家评论萨达特:“没有野心去统率一个疆域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作为一名埃及民族主义者,他想集中精力振兴埃及而不是实现泛阿拉伯主义的梦想。”
  
  “十月战争”的传奇当然不止于此。埃及驱逐了苏联专家,结果在战争真正爆发前,苏联人运来了他们3年前即许诺的武器。可是,当战争结束,苏联人却发现日内瓦和会的会议室里没有了他们的座位——可苏联却是战争和解谈判日内瓦和会的发起者之一。埃及与叙利亚选择美国、选择基辛格进行斡旋,并在斡旋下达成脱离接触协议。
  
  在埃及,苏联也出局了。
  
  石油作为武器:权力位移
  
  全球石油储量,每次新的探测,都会有新的数值出现,通观下来,在已探明的储量里,中东占有全球储量的2/3。但是,迟至上世纪70年代,无论美国还是苏联,在其本国石油这种战略资源的结构上,对中东石油,并无依赖。这构成了另外一种结构,即控制者与消费者的分离。
  
  谁更依赖中东石油?欧洲,尤其是西欧。以1973年1~6月统计,中东石油所占国家石油比,最高为意大利79%,最低为英国63%;除此之外,日本亦高达76%。
  
  如果回到石油的具体生产与流通,与控制者/消费者分离一样,资源所有者(中东国家)与资源的生产者(跨国公司),同样存在着分离。那么,当沙特国王费萨尔决定把石油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之际,相互依存,原本未为外人所知的隙缝,随即清晰展示。复杂的权力关系,因此战争有了结构性的变化。相对于萨达特的埃及梦想及其实现,他的十月之战,间接的价值更重要,完成了各种石油权力基础结构调整。只是它不像战争那样具有高度传播性而已。
  
  资源所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冲突,最早发生于伊朗。按西·内·费希尔的《中东史》统计:1947年,伊朗政府仅从石油产地使用费和税款中收到1988万美元,而英国政府却获得利税5600万美元。1951年伊朗国会通过关于石油工业国有化决议,随后当选的首相摩萨台坚决执行石油国有化……两年后,伊朗政府失败,巴列维国王执政。美国也由此进入伊朗,后来伊朗在近30年时间里,一直是美国在中东的一根支柱。坚持国有化的首相摩萨台,却被伊朗当局以谋叛罪判处3年徒刑,国王为他减刑1年半。伊朗后来的种种变故,这是起因之一。跨国石油公司,研究它不可忽视之处是它的背后始终有公司所在国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永远没有纯粹的经济,有的是政治经济。早期美国政府对中东石油的利益让步,是沙特,1950年因为朝鲜战争缘故,美国需要稳定的石油保障,促成阿美石油公司与沙特实行利润平分。由此,又诞生美国在中东的另一支柱:沙特。
  
  真正改变资源国与跨国公司关系并获得成功的例证,来自利比亚的卡扎菲。利比亚因其石油工业后发格局,采取了高度分散的租让模式,有17家石油公司在84个租让地上中标。那么,当苏伊士运河冲突发生,油轮运输中断之际,利比亚的地利价值得以显现——可直接而迅速穿过地中海运抵意大利或法国。1969年9月,卡扎菲推翻了亲西方的伊德里斯国王,随即要求石油公司提价……卡扎菲竟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枯燥的石油专门书籍里评论利比亚与卡扎菲对于中东国家的价值:第一,显示了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收入(之前只是提高产量,而产量越高价格越低);第二,跨国石油公司单方面决定原油标价的权力被打破了。此举的价值是,产油国重新开始争取主权和对本国石油资源控制权的斗争。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温和的沙特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器。阿以冲突,美国军事援助以色列,用以达成阿以平衡;而石油安全,储量最大石油生产国沙特不介入阿以冲突,即可保证。但是,“十月战争”,费萨尔再三向美国申诉阿拉伯国家权力与主张遭拒之后,石油作为武器,无可逆转。阿以冲突与石油安全两个先前断然分开的部分结合之后,格局巨变。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实行选择性禁运,以及提高石油价格之后,欧洲和日本立刻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拉开了距离。利益差异,美国与其传统盟国因石油而导致国际政策出现巨大裂缝;其结果,又反过来促使跨国公司与资源国关系的重新定位——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迪拜的石油业全部实现国有化。因此一役,石油输出口组织正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并成为国际石油市场决定性力量。石油权力在大规模位移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权力。
  
  1973年的“十月战争”,石油作为武器登上历史舞台,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方式,它所改变的世界直接而迅速。仅仅8年时间,1981年,石油价格由曾经的2.12美元,一路飙升到36~40美元。全球经济在经历石油冲击后,进入新的运行周期。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但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崛起,这似乎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
  
  高油价对全球经济巨大影响,甚至对石油输出国也未必无弊,这当然是“十月战争”带来的真实现实。但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后,新的疑问出现了:谁是高油价的受益者?
  
  以此次石油战争的“主战场”欧洲为例,复旦大学博士赵庆寺在其论文里梳理说:实际上,由于欧洲在1973~1974年的暖冬和油价上涨,欧洲石油消费下降,欧洲石油市场从未有过真正的短缺。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禁运期间),主要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可用石油只比上年同期低了5%。但是,真实的状况在那个时期,并不被人们相信与需要。甚至在进口中东石油极少的美国,公共舆论分析者扬克洛维奇在一份备忘录里写道:“民众正日益担心国家将耗尽能源。各种情绪结合一起已经造成一个由错误的消息、怀疑、混乱、恐惧交杂在一起的不稳定的公众情绪。”当年美国的舆情调查表明,认为国家会好起来的公众,1973年5月为62%,而11月则降至27%。
  
  除了埃及以及中东石油输出国,石油危机没有其他受益人?世界没有这么简单。在公众情绪极度混乱、充满怀疑与恐惧的美国,国会听证会是解决此种危机的一种途径。最有名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领导的参院常设调查小组主持的听证会,结论是:谴责石油公司提价赚取“肮脏利润”。石油公司利润从1972年的69亿美元增长到1973年117亿美元,1974年又增到164亿美元。即使从中东国家的角度观察,当年《金字塔报》总编辑海卡尔也描述说:“说来荒谬的是,正当人们认为存在着一场能源危机的时候,正当美国处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抵制的情况下,美国石油公司却获得空前未有的高额利润。据估计,1973年阿拉伯国家从石油涨价中获得了600亿美元,石油公司除了从原油中所应获得的利润外,又从各种附属的业务活动中获取利润,这样一来,产油国每获得1美元,它们则大约获得7美元。”
  
  当时的美国媒体基本倾向阴谋论的解释,《石油战争》的作者对“十月战争”的理解更是如此。媒体一般所论:基辛格策划了这场石油危机以提高美国同欧洲和日本的竞争中的优势;而此举则又可转移美国公众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关注。所以,海卡尔描述说:“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的统治正受到西欧、日本和中国这三个新来者的挑战。1973年以后,西欧和日本的挑战完全消失了,而中国则仍旧站在场外旁观。到头来,还是要由美国人来决定石油价格。”
  
  争夺石油的战争,与把石油作为武器的战争,结果当然会出乎一般人想象。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的这次“战争”,其结果,公允的评论来自赵庆寺:“石油禁运和国际石油涨价,美国继续从这种激进的变化中获益。首先,国际石油公司在石油危机之后获得了大量利润,大部分国际石油公司属于美国;第二,由于美国对进口原油依赖程度有限,美国能够使自己的能源定价体系脱离国际石油价格。由此使得美国工业比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工业享有更多的成本优势,因此美国能够在新形势下取得巨大的优势。”结果在意料之外吧。放松一些,不妨借用德国首相俾斯麦100年前的调侃:“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给予特别的保护。”
  
  石油,一种可以控制所有国家的战略资源,其控制与反控制,永远是高智力的活动。传统地缘政治所未及涉及的跨国公司,拥有何种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权力,仍是未曾明确的阴影所在。一场战争所带来的权力变迁,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观察。
  
  更复杂的后来
  
  萨达特启动的这场“十月战争”,可以肯定至少有一个失败者:被埃及抛弃的苏联。但是,历史的进程可以轻易地乐观或悲观?失去了中东埃及这个关键支撑点,苏联退场了吗?没有。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这当然可以被视为寻找中东的另一支撑点。
  
  从石油危机里获益的美国,当可乐观?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1979年11月4日,伊朗发生人质危机事件,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工作人员被扣留成人质。油价由此再度飙升,史称第二次石油危机。经营近30年的美国在中东的一个支柱,瞬间倒塌,至今仍未修复。
  
  1980年9月23日,伊位克、伊朗之间爆发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
  
  ……
  
  更为深刻的变化是,1994年,原本无须依赖外国石油的美国,其进口石油占其全部消耗量的50.4%,首次超过国内需求量的一半,而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又占到进口总量的一半。在这一事实之下,1991年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以及此后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其基础性动力,一目了然。
  
  这场海湾战争,加之此前发生的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冷战”宣告结束——所以,多数研究者将海湾战争定义为:美国在中东取得了主导地位。
  
  中东权力果然定于一尊?199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3年内引发的争论,“超过了这本杂志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亨廷顿论述说:“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实现之后又都反对西方价值而复兴本土文化,实现自我伸张。”那么,循此所论,在新的权力结构下的中东,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亨廷顿的答案是:(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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