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与国家：治国以德行仁使百姓“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
核心提示：孟子曾在《公孙丑上》中说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亦有古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中国历代圣贤明君无不恪守天道，以道德教化人民，使国泰民安。如周文王姬昌谨慎真诚、仁政兴国，受到万民敬仰，其宽容仁爱的胸怀垂范后世。
图为周文王 以德行仁者王 本段摘自《周文王如何使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以德行仁 王者风范》 孟子曾在《公孙丑上》中说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在这里，是在讲他的王、霸道之分。其中所说的“王道”的代表，是“以德服人”的商汤和周文王。而所谓“霸道”的典型，则是春秋时期以“尊王攘夷”为旗帜，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成其霸业的齐桓公和晋文公。“假”，借也，“以力假仁”而霸，就是以力为后盾，借仁的名义而称霸。 古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中国历代圣贤明君无不恪守天道，以道德教化人民，使国泰民安。如周文王姬昌谨慎真诚、仁政兴国，受到万民敬仰，其宽容仁爱的胸怀垂范后世。 盛德化人四方皆敬 商朝末期，姬昌为西伯侯，即西方诸侯之长，后称周文王。文王治理西周时，奉行德治，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从政理念。他推行教化，指出：“为人君应依仁而行，为人臣应立足于谨慎，为人之子女应立足于孝道，为人之父母应立足于慈爱，与国中之人交往应立足于诚信。”教导人们要心思端正，敬天、敬德等。 文王以身作则，做事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生活勤俭，穿平民衣服，还到田间和大家一起劳动。制定了很多惠民措施，如对农民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儿女不连坐。 对于穷苦无助的人，及时给予帮助和照顾。对于许多因直谏触怒商纣王而前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散宜生、南宫适、太颠、闳夭、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其部下称臣。 虞、芮两国都是商朝西方属国，两国国君为了田野的界限发生了争执，可是他们不愿找商王裁决，都慕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审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说：两国君看到周国是“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 两相对比，内心羞愧，两国君互相说道：“像我等小人，有何面目上君子之堂，让人家评理呢？”还没有见到文王本人，他们就都主动把所争之地让给对方，结果双方都推让不受，这块土地便被闲置起来，后人称之为“闲田”或“闲原”。 邻近的诸侯闻知此事，都以文王为典范。他们纷纷前来归附，形成了商朝“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势。
视民如伤泽及枯骨 周国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派祥和景象。一次，文王与群臣商议说：“我西岐乃道德之乡，物阜民丰。我想为百姓占验灾祥，建一‘灵台’以应灾祥之兆，又恐劳伤百姓。” 散宜生说：“大王既为应灾祥而设灵台，乃为西土百姓，非为游观之乐，万民自是乐役。若您不肯轻用民力，仍给工银一钱，任民自便，随其自愿，不去强他，这也无害于事。” 文王于是张告军民，军民人等看了告示都高兴的说：“我等蒙大王教诲，皆知忠孝节义，按此去做，百事无亏。今大王又为我们设台占验灾祥，如何反领大王的工钱？”众人踊跃造台，不日而成。文王视民如伤，看见每一个老百姓都如受伤受痛苦一样可怜，他就是这样慈悲、怜悯。 文王一次去郊外巡视，见到一些枯骨暴露在荒野，于是立即命左右随从把枯骨掩埋好。随从人员说：“大王，这些都是没有哀主的枯骨，何必怜悯他们呢？”文王说道：“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国的人，就是一国的主人。我本来就是这些亡者的哀主，怎说他们没有哀主呢！”随从人员听了十分感动，于是仔细的把枯骨埋葬好。 天下人听说文王对死者的骨骸都不忍被日曝雨浸，都说：“西伯泽及枯骨，更何况对于活着人的爱护了。” 道合天心尊贤重贤 商纣王暴虐无道，文王上谏纣王：“体上天好生之仁，敬修天命，退佞除奸，则万民幸甚。”纣王看后大怒，其亲信谗臣崇侯虎又暗中进言说：“姬昌到处行善，民心归附，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大王。” 纣王于是将文王拘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七年。文王在羑里，善化当地军民，教其修身、明礼，并效法天地之道潜心研究，演算出周易。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内含天地造化之妙、阴阳不测之机。 文王深明要治理好国家就要任用贤德之人，他思贤若渴，亲自到磻溪聘请姜子牙的故事流传至今，令人称颂不已。文王听说姜子牙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是当世大贤，就选定吉期，斋戒熏沐，极其精诚的亲自率众去请。 谈话中，文王看姜子牙胸怀博大，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安民之志，便高兴的说：“我祖父在世时曾对我说：‘将来一定会有个栋梁之才帮你将周兴盛起来。’你就是我祖父所盼望的人才。”说罢就请姜子牙与他同车而归，筹划治国安民的宏图大业。 因姜子牙是文王祖父所盼望的人才，所以被大家尊称为“姜太公”。姜子牙果然不负众望，辅佐文王，励精图治，后来又辅佐武王伐纣，一统天下，为后世开辟了治国兴邦之正道。 孔子说：“文王之道非常伟大，没有任何有意的举动而使人发生变化，没有有意做任何事情就接近成功，这是因为文王能够时时严格的修养节制自己和宽以待人。”人们常说圣人之心光照日月，是因为圣人之德与天相配，证悟到宇宙之真理，济天下苍生，积善行仁，德风仰止！ 王道与人民共和 本段摘自《王道与人民共和——从经学依据谈中国的宪政建设》，作者柯小刚 因为受到西方的形式主义政治思想影响，“君主制和民主制”往往被视为古今差别的大端，所以，如何贯通王道和人民共和，可能是今日宪政建设中通古今之变的关键所在。 王道首先是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第一个要辨析的关键问题在于王道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造成古今通变困难的主要障碍，可能在于对中国古典“王道”思想的过分狭隘的理解。“王”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世袭的王族和王位。王道首先是《礼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意思。这大概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古老、最根深蒂固、最能激发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和政治热情的本原传统了。《洪范》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就是这个传统的成文宪章表述。《中庸》和《大禹谟》的中道思想也在这个范畴之内。王道的第二个要义就是《春秋》公羊家说的，王道就是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第三个要义也是公羊家说的“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白虎通》卷二）根据这三个基本含义，“王道”并不是与“民主之道”相对立的“君主之道”，而是在一个时代，什么道能大公无私、贯通天人、得天下人往归，那个道就是王道。譬如在现代世界，如果民主共和能做到大公无私、贯通天人、天下往归，那么民主共和就是王道。“王”与“道”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其所贵者都是一个“通”字：上下贯通、古今贯通、中外贯通、知行贯通。共产党所谓“理论联系实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王道传统的现代表现形式，虽然还不是自觉的表现形式。所以，千万不可把中国古典的高级概念“王道”与西方政体分类思想中的“君主制”这个形式化的初级概念混淆起来，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已经混淆过一次了。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它总是将错就错，用“错误”的方式走“正确”的道路。君主制的推翻虽然造成很多便利条件的丧失（譬如民族边疆治理优势的丧失），但总的来说，是占据了时代话语的最高点，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条件。可以说，现代中国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人民共和制，是为王道的新命开辟了道路。王道至大，无远弗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王道绝不会脆弱到只能依赖太监嫔妃群中的那个男人才能延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主革命绝不是王道的陨落，而是王道的自我革命、重新开端。既然在现代社会，只有人民共和才是大公无私的、贯通天人的、天下往归的，那么民主革命就不是革王道的命，而是王道的革命，也就是王道的更新赋形、重新受命。
人民共和与王霸之辨 民主的基础是民意，王制的标的是天意；然而，民意之难知之与天意之不定，几无程度差别。因此，二者对于制度设计来说可能只有信仰差别，并无功能差别。所以，行大一统的人民王制（王以前是君主，现在王是人民），还是议会党争的霸制（霸以前是尊王的封建贵族，现在是代表多数利益的政党），这个选择仍然是今天面临的问题。无论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还是为民国拟宪的康有为，都是大一统的公羊家，主张放弃春秋霸制。而这在中国，还不用等到汉代公羊家，实际从孔子述古删定的《洪范》《禹贡》以来就是深入人心的主流传统。19世纪以来，列强分裂中国终未得逞，实有赖这一传统对于党国形态（无论国共）的暗中支撑。今日宪政建设，亦将有赖这一伟大传统。 今日宪法学，必须提高到制礼作乐的高度。康有为的宪政构想应该也是在这个高度来理解问题的。这是我们的宪政可能依赖的传统，而不是西方的约法传统。“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制礼作乐必须以建国大业为前提。“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制礼作乐需要权威来保证。而今天正好到了这个契机，有了这个机运。希望当权者在明智地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政治之后，也学会尽快放弃毫无追求的实用主义。政治***造就的建国伟业和实用主义带来的经济实力，如果都能顺利导向制礼作乐的方向，确立华夏宪政根基，则中国幸甚，人类幸甚矣。 确实，君主当王是自然的，合乎人类直观的（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王的含义和君主这个指称的几乎同一不分）。但是他的私人性，也非常直观。王的含义不必然对应君主这个指称，这是违背人类自然和历史的剥离，也正是现代政治的抽象之处。在这个抽象的剥离之后，在“人民主权”和“民主”中，公义或王道似乎显而易见，似乎民主就是天然公义的，合乎王道的，彻底摆脱了君主私人性的东西；但实际上更困难的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民主政治的私人性、非公义性，或者说违背王道的东西不再直观了。民主的问题在于，似乎大多数个人私利的总和就是公义。人民与王，这个超越人类天性能力的抽象整合体到处充满裂缝。很多现代政治的猫腻，或者说僭政，就是从这个裂缝里滋生的。 防范民主霸道，维护民主王道 把人民上升到神的高度，进行神道设教，是防止民主庸俗化、利益集团化（即封建化、霸道化）、行人民王道的途径。但是，这种人民神道教必须有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人民制定的宪法。一旦宪法既成，神还是供起来敬而远之的好。但是也不要把它忘了。什么时候忘了，什么时候它就会现身。和历史上有过的其他神一样，人民神现身的时候，也会降下火、雷电和洪水。这可能是最后的神。 《易》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人民这个多头的王，他的意志和欲望可能比一头的君主和寡头的贵族更暴烈，更贪婪，更喜怒无常。而当他被崇高的目的激动起来，在极罕见的机运（往往是民族生存危机）中被凝聚成一个人格或至少是一个代表会议的时候，他几乎就是神意和正义的化身，超过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帝王和贵族元老。这样的机运犹如“初筮告”一样极为罕见，也极为宝贵。在这样的初筮告之后，理性的宪法作为初筮告的结果将代替再三渎而不告的人民意志，行驶统治的权能。只不过，这个初筮告的人民意志始终藏在宪法的字里行间，犹如獬豸一般时刻警惕着利益集团对法的窃用，并且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现身，放下雷电和洪水，重新颁布他的敕令。 如何防范民主霸道，维护民主王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建议是“法律”：不能凡事付诸平民领袖的鼓动和人民的偶然意志。而只要是“法律”就意味着，民主必然含有贵族制的因素，因为任何代表会议、立法会议和法庭都必然是少数，既不是一，也不是多，虽然在理论上它可以代表多。在宪政民主中，代表会议是一种中介性的东西，也只能是一种中介性的东西。这个中介空间就是贵族的生存空间。中介机制从来就是贵族和霸道的产生机制，无论周礼的封建诸侯、秦汉以后的郡县委吏，还是今天的议员政客，无不是如此。所以，只要大国的宪政不得不因技术限制而建立在中介机制之上，“民主时代的王霸之辨”就不应期望彻底去除所有贵族制因素，它的目标只是把贵族制因素控制在为人民王道服务的范围之内；正如战国秦汉之际儒法两家共同促成的帝制王道的伟大创制中，反封建斗争不是彻底消灭贵族，而只是驯服贵族。无论古今，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豪右家族和利益集团，关键在于如何发挥他们有益王道的积极作用，防止他们上操国柄、下欺愚民、中互倾轧。王霸之辨的意义不在于一味攘除豪右集团，而在于教化豪右、限制贵族，让他们成为遵行王道的州伯连帅。而这首先便是要让他们知道，恰恰是大一统的王道，而不是他们的集团私利，才是贵族利益的最大庇护伞。诚能如此，则共和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矛盾可解，现代与古代的传统也可以通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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