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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学帖学之异同
 (2010-02-05 23:47:51)
曾国藩曾提出以乾、坤二卦来喻书法。他说：“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 碑学，属于阳刚之美的一极，帖学，属于阴柔之美的一极。此论正好符合碑学与帖学的特征。 碑学和帖学是书法史上两个最大流派。由于审美观念的不同，其创作方法便随之各异。其用笔的不同反映出用力也有很大的差异。帖多用指腕，而碑多用肘臂，结果使两派具有不同的审美意象与价值，并导致在立意、章法、结体、点画乃至运笔、用墨等方面有着一系列的差异。同时，也凸现和彰显了各自的特色。从审美上讲，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雄强豪放之美；帖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妍媚之美。如果说帖派书法属于“优美”风格的话，碑派书法则属于一种“壮美”的风格。
帖学书法由于体系的成熟和法度的精美，后人在传承中一旦将它看作固定的法式，就免不了陈陈相因而失去原有的风采。尤其是唐宋后的帖学，把理解原有的二王笔法寄托于后世刻帖，甚至以平铺、平动的笔法取代了二王的裹束、旋绞的用笔特征。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 因为帖学书风在运笔上强调点画二端的表现，强调逆入回收、藏头护尾，用之不当，就会使点画的势能受到裏束，产生拘谨和局促的不足。而忽视了逆入回收、藏头护尾的话，又容易在势感增强后的快速运行中，产生失控打滑、浮浅平滑、飘浮空怯等弊病。这也是后世帖学大坏的重要原因所在。 碑学书风的最大特征，在于原创精神的弘扬。在于取法造化自然之妙理。这样生出的线条，其中段变化多端，其造型不可预料。因为碑学的取法对象主要是金石文字，较大的字形，加上一些摩崖碑刻经过千百年的日晒雨淋、风化剥蚀，其线条变得斑驳残泐、浑厚苍茫，高古拙朴、犷野怪奇、险峭颇骏等，并具有“重”、“拙”、“大”的审美特征。为表现这种浑厚苍茫和夺人心魄的气势，碑学书家在运笔时特别强调中段的“涩行”，“行处皆留，留处皆行”，使整条线由许多点积累而成，提按起伏，跌宕舒展、厚重和遒劲。 为了要表现点画苍茫厚重的金石味，碑学书家每喜用长锋和羊毫，笔锋不讲究尖。而且其运笔的中锋是相对于整个笔的中锋，故其笔锋的使转空间相对较大，其用笔兼涵中锋、藏锋、涩锋、简锋。厚重的点画，决定了碑学书风开阔的结体、跌宕的章法。并通过造型变化，使每个字在上下左右的奇正关联与呼应配合中形成整体协调。 碑学书风厚重的结体加上滞涩的运笔，处理得不当，就容易削弱节奏，变得意象呆板、气息沉闷。而豪迈奔放，杀伐极端的挥运，更容易失之荒率粗糙、狂肆怪野。此外，过度追求结体和中段的变化，也会出现刻意摆布、颤抖做作的弊端。为了避免和克服碑学书风出现的一些弊端，有人提出了用帖之流美灵动之长，补碑的沉稳迟重之短的途径，这就是后来的碑帖结合。 总结帖学与碑学的来龙去脉、利弊得失，我觉得，两相比较，帖学偏重于传承，碑学偏重于原创。帖学书风在其千百年的传承中，偏重于对前人的继承。即便赵孟頫、董其昌这些帖学书风的大家，仍然显得传承有余，新变不足。考察帖学书风师法的源头，我们不难看到，魏晋时代王羲之的书法，本是极具开拓创造的“新体”。唐太宗曾说他“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 说明了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并且王羲之曾有这样的自述：“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我们除了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之外，王羲之还将他学习取法的对象从卫夫人转向了更为深远的书法传统――金石篆隶，转向了这些直到近代碑学兴趣后才重新被人看好的这些资源，这才铸成了他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的千古绝唱。又如欧阳询访碑的记载，说有一次他跟虞世南外出，途中见到晋代书法家索靖写的一块碑石，竟席地而坐，在碑旁细心观察描摹学习了三天。后来他又广泛地学习北朝的碑版石刻，同时吸取了当地一些书家的长处，再融入隶书笔意，终于形成了他“刚健险劲，法度森严”的书风。可见王羲之、欧阳询等早期的帖学大师已经对野外碑刻十分重视。这比后来的碑学书风早了整整1400年。而后期的帖学书家偏失于对前人法式的继承，局限于对唐人摹本的追逐和对刻帖的传习。这样以法为法、陈陈相因的结果，不但迷失了王羲之书法的真相，也失却帖了学书风的源泉和精髓。 人类艺术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创造性，二是继承性。艺术的创造性，来自人类的创造性活动；艺术的继承性，基于人类的重复性活动。继承只能是有选择的继承，如果没有新的创造，艺术的生命力就停止了。帖学重传承，碑学重原创。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创造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生机勃勃，异彩纷呈。其“一碑一面，一人一格；各尽其性，各造其极”的原创性特征十分明显。这在当今越发注重原创精神的时代，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如何重视碑学书风的原创精神、个性精神在当代的弘扬，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个人体验为基础，以其勃发的生命力和自由自主的艺术创作，从而不断丰富、拓展书法的内涵及意义，实现书法在现时代新的探索和发展，是每一个书法艺术家应有的历史使命。 中国书法作为一门程式化和规定性很强的艺术，在它的每个历程中，既需遵循既定的规范，又需不断开拓、创新。中国社会正在发展变化，艺术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嬗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总结分析碑学书风百余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创作经验及其利弊得失，并集合和建立起起一批具足原创精神的书法艺术家，成为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在当代性探索中的一个劲旅，从而在当下的艺术创作中作出应有的历史答卷，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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