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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乐：执政方式的再思考 （ ● 李永乐 狮城脉搏 新任教育部长王瑞杰，乘大学先修班研讨会闭幕式之际“微服出巡”，目的是亲身了解“更真实的一面”；在这之前，有个印度尼西亚少年不慎落水溺毙，掌管环境和水源部的部长维文和出事地点的议员、交通部长吕德耀，先后到现场勘察实况；兀兰组屋水槽藏尸发生后，该区执政党代议士马上协调，满足市民的要求，并且还喝水以安民心。 这一连串的事情，正好发生在本届大选后不久，让我们看到了执政党领袖们，在处理“民”上，无论是身段和方式，都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说是执政党在大选过后，承诺改革执政方式的明显征兆，当然也是民众乐见的最直接表态。 我注意到王瑞杰说的一句话，“秘访”未必是常态，但他和教育人员将继续访问学校，从教育前线“由下至上”了解之前推出的计划，而不单检讨政策。这番谈话触及执政方式——决策与执行当中 的“政治沟通”，这一极其重要的环节。 如何与民众接触，怎样获取最广泛而真实的民意，作为制定与执行政策的参考依据，是执政党必须因时制宜，完善执政方式的基本要素。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在政治进入分水岭的关键时刻，有必要在起跑点上进行深入的思考。 实际上，新加坡一路来的决策者，主要是执政党领导班子的权力精英，社会力量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任何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定的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和平衡的结果，西方的多元决策模式下，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利益集团乃至公众，会对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权力精英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就受到社会力量的限制，使到决策的有序性相当的明显。 所谓决策的有序性，就是政策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制定，决策过程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过程中充满了商议、讨论、分歧、说服、妥协、斗争，就是所谓“政治的折冲”。 新加坡硬环境和新加坡人两个层面，都经历一段成长的过程，30年前国人整体的素质，相对于政治精英，明显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决策前的“政治折冲”，主要呈现的是“由上往下”的模式。 随着国人教育的普及与程度的提高、财富的积累和视野的开拓，30年后的今天，“下面”已日趋成熟、水平逐渐提升，“政治折冲”不再呈现“由上往下”一边倒，“上下”之间可能出现矛盾和博弈，执政方式自然必须顺应变化与时并进，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方能取得最大的效绩。 决策与执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执行是更为艰难的任务，落实政策比制定政策通常更富挑战性，影响政府执行的因素，包括政策规划本身的合理性、政策问题的性质和施政条件与能力。 当中施政能力还涉及沟通的方式、如何建立准确有效的反馈机制，因为表面看决策与执行，虽有先后的差别，实际上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意思就是在一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进行新的决策，这就印证行政学家赫伯特西蒙曾提出的一个观点：行政活动就是一系列决策所形成的过程。执行的反馈可以修正和完善决策。 总体而言，政府的决策与执行，关系到“政治管理”的大课题，从前人们常把政治管理与政治相提并论，到了社会政治高度分工的近现代，政治管理在政治活动中的相对独立也日益凸显。 政治管理包含政治领导、决策、组织、协调、沟通与监督。考察当今新加坡的政治管理现实语境，前三方面（政治领导、决策、组织）可说卓有成效，执政方式比较需要“再思考”的环节，应该是政治协调、沟通与监督的问题。本文重点讨论协调和沟通。 根据政治学的解释，政治协调是指政治管理主体对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调节或调解，使之趋于平衡和谐的政治行为和活动过程。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各自的价值、观念、利益、感受的差异或公共政策等，都有可能导致政治冲突，政治冲突本身不决然是坏事，高明的政治家在治国的过程中，在没有冲突存在时，反而会鼓励某种有利于提高效率和目标的政治冲突。 采取有效手段协调政治冲突（比如政治干预、仲裁、协商妥协、协同合作、搁置回避等），能及早发现问题，并将冲突控制在发生之前，这也是激活管理思维、形成竞争机制的治理手段。 至于政治沟通，不仅包括政治精英对民众的信息传送，而且还指全社会范围内的信息沟通活动。政治管理意义上的政治沟通，是指政治管理主体对政治信息的沟通的接收、选择、储存、传达、分析和处理的一系列过程，是政治管理的中枢神经。 完备的政治沟通系统本身，是一套复杂的网状结构，它的基本要素包括政治信息的输送者或沟通者、政治的基本内容以及政治信息的处理。 妥善地将政治沟通系统各个环节，进行有机的统一，虽然不乏科学与技术手段，然而在政府一贯“高效”的形象下，如何体现一种“以人为本、人性关怀”的精神，显然比任何精英式的统计与逻辑思维，更能为大众认可和接受，这应该是思考执政方式、落实政治管理的一个总体要求。最近政治人物的一些言行，让我们看到这一喜人的苗头出现。 作者为本报新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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