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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贵州紫江人，著名实业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
6月13日下午，一场大雨过后，正阳门箭楼被带着水雾的脚手架包裹得严严实实。北京旧城中轴线上的这座标志性建筑，正经历着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 由正阳门箭楼北望，长安街车水马龙，它与城楼左右两侧的南北长街、南北池街，一同构成了北京旧城东西、南北走向的交通要道。我问同行的一个记者：“你知道改造北京旧城，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是谁？” “梁思成？”她答道。 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却并不让人意外。随着北京旧城改造不断进入媒体视野，梁思成等一批建筑学家已被大众熟知。但少有人知晓的是，从1915年起，北京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工程建设，正阳门箭楼、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街，都是在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之下改造与打通的。 同样少有人知晓的是，1925年，25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来北宋匠人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一书，“兴趣大增”，由此走上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路。1930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那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成为建筑学一代宗师。而《营造法式》一书的发现者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正是朱启钤。 “朱启钤是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没有他，就不可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像梁思成这样的建筑学领军人物，我们读到《中国建筑史》的年份，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崔勇这样评价朱启钤。 崔勇的博士毕业论文，题为《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写于2000年。但他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除10多篇后人回忆外，再无与朱启钤相关的研究资料，“由于历史的原因，朱启钤被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者们有意无意地抹掉了。” 何为历史原因？崔勇并没有详谈。但翻开史册，却能惊奇地发现，在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的政局动荡中，朱启钤留下这些痕迹：北京巡警厅厅丞，北洋政府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后曾因此被通缉)，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 宦海沉浮，毁誉交织，朱启钤的身影，就在这一次次的身份更换中变得日益模糊。但依旧清晰的，是他所创下的“累累实业”。 朱启钤督办修筑的津浦铁路，至今仍是我国最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之一。他任董事长的中兴煤矿公司，是其时仅次于抚顺、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他在上海创建的中兴轮船公司，是我国首家以民族资本兴办的远洋轮船公司，解放后成为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基础力量……《华盛顿邮报》曾热情洋溢地赞道，朱启钤“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 而在崔勇看来，朱启钤于1930年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更是将他的筹划与组织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术精英：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 朱启钤还以其深厚的社会人脉，动员许多财界和政界人士加入学社，直接从经费上支持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 曾有建筑史家这样评价朱启钤：“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能把这方方面面的人事统筹起来，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启钤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 梁思成晚年也曾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治安很差，每次野外勘测古建筑时，朱启钤均事先通过社员中的党政头面人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处，各县县长均亲自接待“一帮文弱书生”，并派员向导，必要时还派保安人员护送。 有数据显示，截至1937年，营造学社野外实地测绘重要古建筑达206组，因此“探索出一整套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科学方法，为撰写中国建筑史构建了扎实的科学体系”。 崔勇感慨，假若没有朱启钤，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又会是怎样的图景？ 如今，斯人已逝，营造学社停办也已整整60周年。6月13日的那场大雨，将故宫端门外西朝房冲洗得干干净净。游人如织，屋宇间却依旧透着落寞，此处正是营造学社旧址。而位于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的朱启钤故居，住着数十户人家，杂乱之中，依稀可辨当年气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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