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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4.5承包怀孕
曾经以“婴儿M”而广为人知的梅丽莎·斯特恩，最近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了，专业为宗教学。
作者：清幽杜仲 来源：东西 (http:///)
曾经以“婴儿M”而广为人知的梅丽莎·斯特恩，最近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了，专业为宗教学。至今距离新泽西的那场著名的、关于她的监护权的争夺，已经有二十余载，可是关于代孕母亲的争论仍然在继续。许多欧洲国家禁止商业性代孕；在美国，超过12个州使这一行为合法化了，另有12个州禁止这一行为，而在其他一些州，其合法与否仍然不是很明确。
新的生育技术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代孕经济，这些方面加深了它所体现出的伦理困境。当玛丽·贝丝·怀特海同意为了报酬而怀孕时，她提供了卵子和子宫，因此她是她所生出来的孩子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然而，试管受精的出现，使得由一位妇女提供卵子而另外一位来孕育它成为可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商业管理教授德博拉·斯帕（Deborah Spar）分析了这种新型代孕的商业优势。从传统意义上说，那些签署代孕合同的人，“本质上要购买一个‘卵子加子宫’的包裹”，现在她们可以从一处获得卵子（多数情况下包括那个有意向的母亲），而从另一处获得子宫。
斯帕解释道，这种供应链条的断开，推动了代孕市场的发展。“通过断开卵子、子宫和母亲这条传统的连接，妊娠代理减少了那些围绕着传统代孕的、法律上和情感上的危险，并因此给一个新型市场的繁荣带来了空间。”“由于从卵子-子宫这一捆绑中解脱出来”，代孕代理人如今在选择代孕者时“更加具有歧视性”——“寻找带有特殊基因特征的卵子，以及依附于某种特定人格的子宫”。那些可能要代孕的父母，不再需要担心他们所雇用来孕育他们的孩子的那个妇女的基因特征，“因为他们从别处获得这些”。
他们不在乎她长得怎么样，也不再那么担心她生出孩子后会索要孩子，或法庭将倾向于帮助她。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健康的妇女，愿意经受怀孕的辛苦以及在怀孕期间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
尽管妊娠代理增加了预期代孕者的供应量，需求量也同样有所增加。如今，代孕者们每次怀孕可以得到2万～2.5万美元的报酬。一次这样的安排（包括医疗费用和法律费用）一般来说总共要花费7.5万～8万美元。
由于价格的飙升，人们不难发现，那些预期要代孕的父母开始寻找便宜一些的替代者。像在全球经济中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有偿怀孕现在开始被承包给廉价的供应方。2002年，印度将商业性代孕合法化，以期望能够吸引国外的顾客。
位于印度西部的城市亚兰德很快将成为有偿代孕中心，就像班加罗尔是呼叫中心一样。2008年，这个城市有超过50名的妇女，为那些来自于美国、中国台湾、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夫妇代为妊娠。那里有一家诊所，给15个为全世界的客户当代孕母亲的孕妇提供集体住房，并完整地配有仆人、厨师和医生。这些妇女所挣的钱从4 500美元到7 500美元不等，通常超过她们15年所挣的钱，并使她们能够购买一栋房子或资助她们自己孩子的教育。对于那些满怀希望奔赴亚兰德的夫妇而言，这一安排是笔好买卖，大约2.5万美元的总开支（包括医疗支出、代孕者的报酬、往返机票、两次旅程的旅馆开销）大概是在美国代为妊娠所花费的总开销的1/3。
有些人认为，当代所实施的这些商业性代孕，与那次引发“婴儿M”案件的安排相比较，在道德上不是那么令人困惑了。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代孕者并不提供卵子，而只是提供子宫和怀孕的劳动力，因此，这个孩子在基因上并不是她的。根据这种观点，这里没有出售孩子一说，对孩子的索要也不太可能会遭到反对。
可是妊娠代替并没有解决这一道德困境。妊娠代替者们跟她们所生的孩子之间，不像提供卵子的代孕者们与她们所生的孩子之间联系得那样紧密——这一情形可能是真实的。然而，将母亲这一角色划分成三种（养母、提供卵子者、妊娠代孕者）而非两种，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谁更有权利索要这个孩子。
如果说，因试管受精而产生的承包怀孕带来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使得这些道德问题得到了更为明显的缓解。想要代孕的夫妇所剩下来的代孕费用，印度代孕母亲从这一行为中所获得的、与当地工资收入相比巨大的经济收益，让我们不可否认，商业性的代孕可以增加整体福利。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很难反对这种作为全球性产业的有偿怀孕。
然而，这种全球化的承包怀孕，同样也凸显了这一道德疑虑。26岁的印度妇女苏曼·多蒂娅（Suman Dodia），曾是一对英国夫妇的代孕者。在此之前，她是一个女仆，每个月的收入是25美元。工作9个月就能挣4 500美元的这一前景，对她来说肯定是太具有吸引力了而无法加以拒绝。她曾经在家里生过三个自己的孩子，并且从来没有看过医生这样一个事实，增加了她作为代孕母亲的心酸。当谈到她的有偿怀孕时，她说：“我现在比我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还要小心。”尽管她选择成为一个代孕母亲给她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是非常显著的，可是，我们却不能明确地认为，这个选择是自由的。此外，一个有偿怀孕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在贫困国家里依旧是一项审慎的政策——反映出：代孕通过将妇女的身体和生育能力工具化，从而贬低了她们。
我们很难想象出比生孩子和打仗彼此更为迥异的两种人类行为。但是，印度的那些代人怀孕的妇女们，与安德鲁·卡内基在内战中雇用来代替他的士兵，却有着共同之处。对这些情形的对与错的思考，将使我们直面那两个将两种不同的正义观念区分开来的问题：我们在自由市场中所作出的选择到底有多自由？是否有一些特定的德性和更高的善是市场所不尊重的，并且是金钱所不能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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