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吉功臣”吕明仁烈士传略 艾 明 王 欣
三十一个春秋何等短暂，而吕明仁在生命的三十一个年轮上，却记述了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科尔沁草原各族人民翻身幸福的功绩。明仁殉难的噩耗一传开，立刻震惊了许许多多战友和千千万万人们的心。 灵车碾着科尔沁草原人民的心，向舍伯吐方向驶去。沿途各村镇的群众自发地摆上牛羊，燃起香烛，举行路祭。有几位贫苦的长者怀着感恩图报的心情，跪在地上拨弄香火，让升腾的烟雾，飞舞的纸钱儿，寄托他们的哀思，祭奠烈士的亡灵。当晚，哲盟工委、政府和通辽、奈曼的党政机关，分别召开了追悼会。 明仁同志去了，他那文人秀士般的风采、舍己为人的品德、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 投身抗日洪流 吕明仁，原名吕其惠。1914年12月9日出生于黄海之滨，今辽宁省庄河县的大王家岛。他的父辈是从山东逃荒来的，靠打鱼捞虾度日。父亲吕仁昌有子三人，明仁行二，大哥其恩、三弟其宪。 1922年明仁在岛上读书。1926年去石城岛读高小。十多里的海路，全靠一条小船往返，这对大海的儿子来说算不得什么难事，他们爱大海，喜欢在怒海中流连与惊涛骇浪嬉戏。正是大海的胸怀陶冶了明仁那刚毅、爽朗、宽厚、机敏的性格。 1929 年夏，明仁考入庄河县初级中学。那是海潮般动荡的年月，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地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国内到处烽烟滚滚，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过着海水般苦涩的日子，呻吟在茫茫黑夜之中。那时的明仁，只有愤慨愁闷，却找不出解救中国的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风起云涌的抗日热潮使他心潮起伏，激动不已。第二年，他同大哥其恩到烟台八中读书，后不久，就在我地下党员柳文广的指导下，做交通联络工作。那时他年仅十七岁，常以学生身份奔走于烟台、天津、北平之间，往来传递党的文件。他多次巧妙地将文件藏在卷烟里躲过军警的搜查，安全地完成任务，受到党组织的赞扬。 1933年夏，烟台八中发生了一起学潮，起因是警察局长的小舅子强奸了八中的女学生，该生因不堪污辱，随即自杀死去。这事件激起了八中师生的强烈愤慨。他们在明仁等人的组织下，找警察局示威抗议，要求严惩凶犯，为死者出殡、祭灵。正义的要求，虽然得到人民支持取得了胜利，但握有强权的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隔不久就逼迫校方将吕明仁、吕其恩等开除学籍，并强迫吕明仁的父亲登报声明断绝父子关系。党组织见明仁等无法在烟台活动，就送他们去北平读书。 1934 年初，明仁在北平弘达中学高中部就读。1935年8月，经温健平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怒了北平学生。 在斗争中他同丁修（周扶宣）结识了。共同的理想和志趣，唤起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经过一段共同战斗，两颗炽热的心连在一起了，成为亲密的战友，革命的伴侣。 到 延 安 去 1936 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北平学习的进步青年不愿继续读书，纷纷议论要到延安去上“红大”，直接参加抗战。那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封锁，到延安很困难。恰好这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正在利用青年的抗日热情“招兵买马”，想拉一些青年到自己身边，以扩充实力。北平地下党组织借此机会，派几名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去山西阎锡山的民训班工作，等待机会再去延安。 12月初，明仁、丁修、苏伟、陈明等到达太原，住在国民师范学校。明仁被指定做学生工作。1937年正月十五那天，明仁等利用灯节的民俗，搞了一次提灯游行。在游行中他们开始喊“守土抗战”喊着，喊着，出于民族的义愤，就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阎锡山所禁止的。在场的警察闻声赶来抓人。明仁沉着机智，带领学生和警察兜开了圈子，转了半天他们也没有抓到喊口号的人。 在太原呆了两个多月后，他们弄清了去延安的路线，于1937年2月初启程，月底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1937年秋，明仁毕业留校任二队政治教员， 1939 年任二大队政治主任教员。他教学态度严谨，常常备课至深夜，讲课时观点鲜明，生动有趣，很受学员欢迎。革命圣地延安的许多新人新事激励着他，明仁拚命地工作、学习。不久，他累病了，身体逐渐瘦弱。他住在窑洞里，只靠一条棉毯难挡风寒，常常感冒发烧。但他从未躺倒，以顽强的毅力完成组织分配给他的各项工作。 1939年夏，明仁和丁修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到敌后去。那时丁修已经怀孕，他们怕因为生孩子而影响行期，决定弄掉孩子。一天，明仁和丁修把椅子和桌子摞起来，然后丁修登高下跳，以期堕胎。这冒失的行动居然成功了。虽然受到组织的严厉批评，却没有影响他们随队东征。 8月，从延安启程，经过曲折迂回，突破敌人重重封锁，于1939年秋进入太行山区。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他和丁修又返回老家山东。 走上领导岗位 1939年秋，明仁回到山东后，先后担任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减租减息工作团团长，西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为胶东区党的建设，西海区的重建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抗日根据地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明仁出任胶东区委宣传部长，主持全区宣传教育工作。那时敌人不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干部群众生命财产遭受到很大损失，斗争十分艰苦。为了激励斗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多次精辟的分析革命斗争形势，实事求是地讲明面临的困难，指出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和途径，鼓舞人们的斗争精神。 明仁理论水平比较高，鉴别是非能力较强。有一次党校召开纪念晚会，文娱节目很精彩，但有一个节目内容很庸俗。明仁看后在观众席上即席讲话，批评这样的演出是不严肃的，宣传教育科事先不审查节目是不负责任。他指出宣传工作要讲党性，要有高度原则性，不能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这件事给党校干部和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秋的一天，离万家村不远的董家村工作队长王哲来团部汇报。他说那里的雇工要求增资的积极性很高，顶着大雨开会，同地主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雇工要求年资增至千斤，地主迫于形势同意了。王哲以为这是群众发动起来的结果，超额完成了任务。明仁听完汇报后，笑着说：“王哲同志！你们工作队一走，雇工非失业不可。”接着向她说明政策是从实际出发的，减租减息既要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又要保障地主人权、地权、财权以联合抗日，所以必须合情合理，不能在政策上搞随意性。王哲当时思想还有些不通，以为是两厢情愿的事。但数个月后，事情真起了变化，一些雇工被解雇了。后来事情虽然得到一些解决，但这堂生动地政策教育课，使王哲永远不能忘怀。 事隔不久，明仁在党校召开了减租减息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各县经验，讨论了发动群众和执行政策问题。胶东区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得很好，广大农民生活有了改善，政治地位有了提高，各阶层团结抗日的气氛进一步高涨。这对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重建西海根据地 1942年5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和扩大占领区，采取“分进合击”、“对角清剿”、“梳篦式清剿……”对我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地进行“扫荡”。扫荡中晖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彻底摧毁我抗日力量。 1942年冬，日伪军出动二万多人，对我胶东地区进行“扫荡”。当时我胶东区有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四个专署和地委。东、北海是老根据地；西海区是1941年建立的新区。因为西海区是海陆交通要道，盛产黄金、海盐，所以是敌人扫荡的重点。西海区军民在专员常溪平、书记兼分区政委于已午、分区司令员邹一平等领导同志的率领下，展开了反“扫荡”的英勇斗争。终因众寡悬殊，虽然有些人冲出重围，但整个部队伤亡较大、五旅十三团政治处主任，在掩护群众突围中，身负重伤，最后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于已午与参谋长几次突阅未成，子弹打光，英勇牺牲。 敌人的疯狂扫荡，使我西海区遭到了严重破坏。1943年2月，胶东区党委为了恢复西海区，重建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决定派吕明仁到西海，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老红军陈华堂为军分区司令员，常溪苹任专员。他们率胶东军区一个主力营于16日进入西海大泽山区。地委、专署机关住西韭园，军分区机关率部队住马登。 17日晚，吕明仁召开区以上干部会议，会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扭转形势、站住脚、坚持住的问题。大家摆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想了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的办法。明仁最后讲了话，他说：根据地的工作就是群众工作，要求各级干部首先要做好驻村工作，不要依赖部队，过去部队总跟机关转，是背了包袱，以后要分散活动。 会后，他们整顿了机关，然后分散到各村庄活动。那时西海区正处于敌、伪、顽三股势力包围之中。日军有五个中队住在南掖、平西一带；伪治安军王铁相部住在平度；国民党顽固派李德元部住在平度、莱阳交界的大岭一带，王尚志部住南邑，他们常常出来袭村扰民。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明仁他们白天蹲山头、钻山洞，晚上进村工作，因为群众基础好，不论多晚，叫谁家门，都是一叫就开，有吃有住。 1943年5、6月间，正是胶东冬小麦成熟的季节。根据往年经验，敌人必定前来抢粮。明仁和陈司令员决定，为保卫麦收，全区武装都要积极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 在我军的接连打击下，日伪军惊慌失措，特别是国民党顽固派更怕被我吃掉，有的急忙收缩部队，有的则派人通过关系与我接触。 7 月的一天，平度西顽军司令阎村青派代表来我军谈判，表示愿意同我合作抗日，并说官兵是爱国的，因受挟持不敢公开表示抗日，希望体谅他们的苦衷秘密合作。明仁等领导同志，考虑到这对于巩固根据地，壮大抗日力量有好处，同意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在此之后，明仁通过我地下工作人员对顽固派高玉璞、李德元等进行争取工作，他们表示中立，不与我为敌。 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使西海区斗争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明仁便利用敌人一时不敢前来袭扰的机会，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会上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有关文件，决定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劳动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时胶东区党校学员毕业，按照明仁同志的请求，西海去的干部一律回来工作。他们的到来，为西海区增添了有生力量。 会后，明仁亲自领导武装斗争和政治攻势。他根据山区地势险峻，石头多的特点，在全区各地举办爆炸训练班，培养爆破手，自制石雷、地雷，大搞地雷战。每遇敌人骚扰，民兵就利用爆炸的威力赶跑敌人。在武力打击的同时，又在敌占区建立情报站，掌握敌人动态；在边缘区建立两面政权；并选派青年干部郭郝光、孙鸣志、周凤鸣、曹丹、修琪等同志组织若干武工队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他们破坏交通，切断电话线，还到敌据点指名道姓的喊话。为了威慑敌人，地委宣传部的孙卓先和平度县长一同到平度城边，向敌喊话，代表政府公布敌人的罪行，奉劝他们早日悔过自新，不要与人民为敌。在樱花盛开的时节，明仁同志组织人员给敌人送花，唤起日军思乡厌战之情。在我武力打击和政治攻势的作用下，敌大田伪中队就有 12 人投诚参加我军。 明仁还亲自领导和参加机关的大生产运动。他们翻种土地，养猪积肥，纺织自制服装，争取早日自给自足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在地委领导下，各县的工作都很活跃，他们一面领导减租减息运动，一面组织生产自救。那时天旱无雨，他们就发动群众，打了一百多眼井。 形势的发展令人喜悦，许多青年要求参军参战，民兵队伍得到了加强，各县独立营，兵强马壮，军分区扩编了独立团。 大田、马场的胜利，使西海区全盘皆活，大泽山根据地建设面临新的局面。明仁等同志决定建立西海实验区。 实验区的范围是塔山（后改龙山），它背靠大泽山面对平度城，从大泽山口的八格庄，一直延伸到平度城郊的李戈庄和酒馆，方圆四、五十里。实验区的主要任务是落实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开展大生产运动等项政策和进行党的整风运动。 明仁在这里从实际出发，创造性的运用了党的政策。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他借鉴东海的经验，对群众进行算帐对比，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他从当地实际出发，组织群众开展反奸诉苦斗争；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和汉奸，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平分了他们的土地。在大生产运动中他鼓励开荒，提出三年不交公粮。他鼓励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仅南掖合作社就包括 24 个村庄 1200多股，明仁在全区推广了他们的经验。这里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突出成果，一个苗圃一年就收入 42 万多元。 根据地建设有了良好的发展，敌人不敢冒然来犯，这样就有了一个较安全的环境。西海地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同时还举办了“民运训练班”。通过学习不仅提高了觉悟，而且挖出了暗藏的敌人。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西海区已成为胶东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军事、经济力量都增长很快，这不仅对山东各区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也为中央提供了部分财政。 明仁对恢复重建西海区抗日根据地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明仁初来西海时，人们对这位只有二十几岁一直在机关作宣传教育工作的书记，是有些疑虑的，他能打开局面吗？！经过两年的共同斗争，明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仁是忠诚党的事业的实干家，他过去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但事实说明他是名副其实的军分区政委。他不仅和陈华堂一道指挥过战斗而且亲自带兵打仗。 1943 年 6 月他带队攻打敌警备队的据点，歼敌 100 多人。1944 年冬的一天，明仁带一个连去掖县，走到马山区碰上敌汽车队。他沉着地指挥部队一个猛冲，敌人就垮了，慌忙弃车逃窜，我缴获一批军用品。返回的途中又与敌大岛部队相遇，当即短兵相接，双方拚了刺刀，不久敌不支逃去。 明仁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勤建设也很关心。西海区后方地下医院、地下兵工厂的建设，都是在明仁同志的安排下搞起来的。明仁还为军分区领导之间的团结，作了许多工作。军队搞好了是根据地巩固与发展的关键环节，所以明仁做为分区政委，积极参加领导军队建设；做为地委书记，他又很尊重军队，爱护军队，教育干部群众关心热爱子弟兵。军民团结是克敌制胜的根本。 明仁同志是优秀的领导干部，是干部群众的良师益友。他很重视干部的教育培养，在斗争中增长才干。 1943 年 5 月，掖县日伪军到平西“扫荡”。在通过我掖南九区时，与区中队遭遇，我兵力薄弱，仓促应战受了很大损失。当时的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魏坚毅同志，战后主动到地委报告情况请求处分。明仁不但没有批评，却鼓励他说：一次没打好，没关系，以后多打几次就好了。坚毅同志很感动。 1943 年夏，敌人在马驿修据点，以加强对大泽山根据地的封锁。有一天，四十多个伪军到白沙村去催砖瓦木料。坚毅得到消息立即带中队去拦截敌人，敌见势不妙稍一接触就撤退了。这一仗俘虏 4 个敌人和部分枪支。当送俘虏到地委时，明仁要坚毅留下来，给他开了祝捷会。这年冬天，敌掖县县长带几个区长住在夏立堡，准备骚扰我九区抢粮。明仁、华堂同志决定围攻夏立堡，指令坚毅打九区区公所，独立团打夏立堡。战斗打响不久，我区中队很快拿下伪区公所，抓住了汉奸区长祝汉三。这一仗坚毅指挥得当，作战勇敢，明仁、华堂等同志表扬了他，给他记大功一次。 明仁对干部的关怀是多方面的，那时环境残酷，生活艰苦，每逢有人从敌占区或边缘区来，他都嘱咐组织部长，要好好照顾，生活上要改善；即使是对勤杂人员，也关怀备至。马伕老沈四十多岁，和明仁亲如兄弟，每当有一点好吃的，明仁总要用茶缸盛出一些给老沈送去。 明仁对干部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严格当中充满着爱护。1943 年秋，平度县长乔光华调动工作，地委决定调专署秘书修琪同志代理县长，修琪当时只有十九岁。为了锻炼培养，明仁叫他随同西海区各救会长柳林去酒馆馆村蹲点。他年轻贪玩，到处跑来跑去，明仁批评他是水中的葫芦只能浮在上面，按都按不下去。后来明仁见到他，问到周围村庄的情况，他说得很浮浅，明仁批评他，他说：“不是叫我扎扎实实地蹲点吗？ ! ” 明仁说：“蹲点就得照顾面啊，不然蹲点还有什么意义啊。”明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耐心帮助年轻干部的成长。 修琪回县不久就得了回归热，这种病很危险，组织决定送他住院。院中生活枯燥，病好转没几天他就跑回来了。回来吃东西不注意得了急性肠炎，腹泻了几天，结果回归热复发，病情严重。明仁批给一两黄金，派侦察员进城买药。打了几支“六 O 六”，病情见好。明仁来探视时，决定送医院继续治疗。送别时明仁说：“你这可是祸国殃民、劳民伤财啊，再不好好住院治疗，就处分你，没有组织批准不得私自回来。” 那时的医院是在掖县城郊地下挖的大洞，生活单调枯燥，病员很难久住。明仁考虑到伤病员的精神生活需要改善，就将缴获的留声机送给了修琪。医院用它组织许多次游艺会，病员们很高兴。修琪病愈出院后，明仁又批给他一些钱，叫买只奶羊补养身体，修琪不愿再给组织增加负担，就把钱交给区中队公用了。 1945 年夏天，明仁、华堂等领导同志决定集中全区兵力，攻打平度城，很快就消灭了王铁相部主力，占领了平度城。以后又将潍坊、昌邑的一部敌占区夺了回来，建立了昌南、昌北、潍南、潍北四县，壮大了西海区抗日根据地。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吕明仁奉命奔赴东北，开辟新区，建立我巩固的根据地，至此又开始了他一生新的旅程。 打回东北老家去 他们的行进路线是：从蓬莱乘船到菊花岛登陆，再奔兴城，赴锦州。在船上，他意外地遇到了离别十多年的叔伯兄弟，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弟弟迫不急待地叙述了家乡情况，殷切地希望明仁回家去看望朝思夜盼的母亲。那时任务十分紧急，明仁是不能丢下同志专探家的。他含着热泪请弟弟代他向母亲请安，向乡亲们问好，表示东北解放了，一定早日回家。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明仁同志此次与兄弟相见，竟成了他与家乡亲人最后的话别！ 到锦州后，辽西专署专员张士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经张专员介绍，决定让吕明仁同志率同来的十几名干部转赴阜新，任阜新工委（后改为热辽边地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政委等职。 当时，阜新地区可谓阴云翻滚、时局动荡，处于多事之秋。苏联红军虽然于日寇投降后进驻此地，但由于有中苏条约的限制，苏联红军不敢发动群众也无意建立政权。所以那时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局势十分混乱。汉奸把头、土匪、地痞流氓，蠢蠢欲动，有的趁火打劫，大肆盗窃抢掠国家资财；有的则乔装打扮，与国民党相勾结，接受加官委任，组织反动武装，欺压百姓，残害人民。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人民惶惶不安，在正统思想的影响下，期待着国民党政府早日来人，以整顿秩序，安抚人心。阜新矿区多是敌产。那时全部停工，大批煤矿工人失业，不少矿工因生活无着携妻带眷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素有东北“煤城”之称的阜新，刹那间已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就在这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吕明仁同志来到了阜新。他放下背包便带领同志们到生活最为艰苦的阜新煤矿，探望拜访住在难避风雨的窑工棚里的工人，向他们问寒问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经与阜新矿区从关内被抓来的“特殊工人”接触商谈，通过他们组织工人们一边同汉奸、把头作斗争，一边检修设备恢复生产。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工人们很快成立了自己的组织——阜新煤矿总工会，工人们成为矿山的主人。“八大矿”的生产很快恢复起来，矿工生活有明显地改善。一向被称为“煤黑子”的矿工趾高气扬、奔走相告：“共产党派来的干部真行，和咱们穷哥们一条心，今后有奔头了。” 吕明仁在抓矿工恢复生产的同时，针对阜新动荡的局势，十分注意我武装力量的组织与建设。他很快就把一支以矿工为主体的革命武装组织起来，编为三十旅，并担任政委。同年10月 9 日，他为了扫清阜新地区匪徒们的骚扰，亲自率部队出击，横扫阜新至彰武铁路沿线之敌。当部队行至新立屯时，与追击残匪的黑、北、台、盘公安总队长赵文隆相汇合，即将赵部改编为三十旅六十六团，继续率队出击。经几次激烈的战斗，赶跑了盘踞在阜新地区的“国民党中央挺进军”孙百美、雷子阳部。接着，他又与彰武县县长罗光远相配合，于 同年11月，因东北形势的发展，我冀察热辽军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新四军三师及关内赶赴东北的大批干部先后集中阜新城。一夜之间，阜新这座仅有十几万人口的城市，猛增到几十万。人口的突增，给新区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这既要保障我主力部队供给，又要稳定阜新地区的人民生活。在困难面前，吕明仁同志不叫苦，不畏缩，夜以继日的奔跑在城镇乡村之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认认真真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圆满地完成了我主力部队供给等任务。 由于我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当时有些干部的思想一时搞不通，吕明仁同志总是耐心细致的做思想工作，反复教育干部明确必须依靠广大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道理。为了鼓舞人们的斗志，他提出了“坚持地区、坚持工作、坚持游击”的口号，动员人们全力以赴，支援前方作战。 1946年2月，国民党调集重兵，继续向我东北解放区疯狂进攻，锦州、北镇、黑山、阜新等地连连被国民党侵占。当月 15 日，吕明仁同志主持召开了地委会议。会上，他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继续北撤通辽，深入蒙古族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扎根科尔沁草原 早在阜北地区工作期间，吕明仁同志就曾率领地委的干部，深入到蒙族聚集的库伦旗开辟过工作。库伦旗地处科尔沁草原的南部，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息繁衍的地方。自清代顺治年间在此建筑兴源寺以来，库伦旗便成为漠南蒙古地区唯一的政教合一的喇嘛旗，终日香火不断。在这样一个宗教信仰盛行，蒙古族上层人物集中的地区开辟工作，困难是很多的。但是，吕明仁深深知道，开辟蒙区对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因此，他不断地派干部深入蒙区，调查了解情况，并与王爷、蒙古族进步青年及原来进驻库伦旗的我三师独立团取得联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组织蒙古族进步青年同伪官吏进行斗争，并与独立团建立了“八路军驻库伦旗办事处”——实质是我党在库伦旗的第一个革命政府。1946年1月初，吕明仁同志又亲自赶赴库伦，与刚刚来到库伦旗的东蒙自治军司令员阿思根以及库伦旗进步青年代表德勒黑等人举行三方会谈，商定成立库伦旗联合政府，组建东蒙自治军第八团（后改为蒙骑兵二师十四团），并决定解散原旗保安队。为了巩固在库伦开辟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吕明仁在返回地委平安地的第二天（ 吕明仁宰领阜新地委及北镇县委、政府的干部到达通辽后，当时由俞屏任书记的“通鲁工作委员会”，根据上级党委决定，由吕明仁率领的阜新地委接替，由于所辖区域的缩小，地委改为通辽中心县委（对外称“通辽人民民主建国会”）。书记吕明仁，副书记赵龙，委员有聂品、于洪深、徐鹤京、丁修等，领导通辽、开鲁二县的工作。通辽县委书记施介、县长聂品，开鲁县委书记赵龙，副书记孙瑞符，县长徐鹤京。因地委变为中心县委，干部普遍降级使用，故有的干部产生了消极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吕明仁同志总是满怀乐观态度，耐心细致地说服同志们，“要克服地位观念，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能上能下，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只要党的事业需要，就应该竭尽全力去完成……”在他的说服帮助下，闹情绪的干部很快统一了思想认识，放下了思想包袱，齐心协力地投入到开辟通辽、开鲁根据地的工作之中。 通辽、开鲁两县接壤，与蒙古族集中的各旗毗邻，地处辽西后方，是个蒙汉杂居的地区，是东蒙地区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关内与东北地区联系的要冲。开辟这一地区，对整个辽西根据地的建立，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当时，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官僚、地主到处招兵买马，接受国民党的委任，秘密组织反动武装，两县境内，匪患频起，大肆烧杀抢掠，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面对这恶劣形势，吕明仁和其他同志，一致认为，若想站住脚跟，就必须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认真帮助群众摆脱困难，把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才能不断的取得胜利。于是吕明仁亲自率领干部到第一线，主动接近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积极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明确的提出了“除奸、反霸、剿匪”的口号。 为打消群众顾虑，工作队同志在十分困难艰苦的条件下，节衣缩食，帮助群众解决吃、穿、烧等生活实际问题。群众觉悟很快有了提高。眼含热泪地说：“你们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 有一次，吕明仁与爱人丁修同志来到通辽城北菜园子的一位名叫唐继成的老乡家，攀谈起来，得知是同乡，因而谈话更显得亲热。老唐详细讲述了城郊菜农遭受恶霸地主廉正学欺压剥削的罪行。吕明仁听后，首先给他讲了穷人为什么受欺压受剥削的道理，接着又说，“你们要想摆脱困境，就必须组织起来，斗垮廉正学！” 几天后，菜园子农会宣告成立。吕明仁参加大会并讲了话。会员们手持扎枪，佩戴袖章，争先恐后地与恶霸地主廉正学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斗争廉正学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农会会员由几十人猛增到上百人。在我工作队的帮助下，通辽地区各种形式的群众团体不断涌现，并培养和锻炼出一批革命积极分子。 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地委于同年 3 月 20日至 24 日，邀请通辽各群众团体，蒙古联络部及社会士绅、贤达、名流座谈。不久，即召开参议会，本着和平建国纲领和地方自治精神，议员们对建设民主繁荣的新通辽献计献策，共提提案八十六件，通过了施政准则。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通辽县政府委员及县长，吕明仁被选为参议会长，聂品任县长。闭会时，吕明仁致词，勉励大家监督政府执行议案情况。会议根据议案要求，首先清算了日伪少将原通辽维持会长刘居正、沈事奇及垄断通辽经济命脉的“八大家”。清算斗争的胜利，使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得到空前的提高。在吕明仁的指导下，以清算的胜利果实为资金，逐步建立了运输合作社、木工、缝纫、纺织等合营小工厂以及商店等，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接着又建立了工农干部学校，吕明仁任校长，学员多来自于农牧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为哲盟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地方干部，也为日后哲盟根据地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月初，为了贯彻东北局“七·七”指示精神，吕明仁同志根据哲盟的特点，迅速组织地委干部，成立了三个工作队，深入远离城市的农收区。他亲自担任科左中旗工作团长，带领几名干部和蒙古族战士到腰力毛都村做发动蒙古族农牧民群众的试点工作。同月27日，他根据下乡调查的体会，写了一封长达近万字的《关于群众工作给蒙区领导同志的信》，指出在蒙区工作要坚持“打击个别，争取多数，不要树敌过多的原则。”开始意识到地委“七、卅一决定”有误。9月，他为了纠正“七、卅一决定”的错误，地委发出了《关于 l0月6日至 12 日，吕明仁同志主持召开了通辽、开鲁县区委书记会议。他做了总结报告，指出：“目前处于最困难时期，敌人进犯，日益逼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据省委的指示，吕明仁同志与蒙汉联军司令部首长研究决定，令蒙古骑兵二师从科左中旗境内迅速撤出，转入通辽县境内，从东面阻击大林方向向通辽进犯之敌；同时派骑二师二十六团的一个营，控制南面入侵之敌。并对盟、地、旗、县、区的干部、县（旗）大队、武工队、区小队，进行短促而周密的部署，迅速、沉着地组织转移，避敌锋芒，展开游击战争。 通辽、开鲁失守后，地委、政府机关及通辽、开鲁两县的干部，全部撤至扎鲁特旗境内。这时吕明仁的病情日益严重，每走一段路，就疼得全身冒汗。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强忍巨痛，让爱人丁修在疮口上上点白糖，以加快疮口的溃烂，希望早一天能长出新肉来。有些同志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劝他离队治疗，都被他婉言谢绝。在鲁北镇时，吕明仁带病同地委的其他同志研究如何展开游击战争，同敌人斗争。在他的倡议下，将各路汇集而来的地方革命武装，成立了“长江骑兵团”，他亲自担任团长兼政委。全团有五百余人，下辖三个连，地委机关干部及警卫连编为一个连，田敏生任连长，丁修任指导员；通辽县机关干部及县大队为二连，吕品器为连长，朱清波任指导员；开鲁县机关干部及县大队编为三连，张日新任连长，徐鹤京任指导员。经过短暂的休整，即转战于扎鲁特旗北部的高力板、哈拉吐达、瞻余及科左中旗北部舍伯吐一带。在寒流、飞沙、冰冷、饥饿、疾病等艰苦的现实生活中，吕明仁从不悲观，克服重重困难，和同志们生活战斗在一起；冒着寒风，给干部、战士讲述中央文件精神，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一次，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他们刚到科左中旗北部的一个村子，吕明仁就让地委秘书宋树功带着纸和笔，和他一起来到村外的一座庙里，以膝盖顶木板做桌，由他口述，宋树功记录，给省委写了一篇报告，讲述了通辽、开鲁撤退的经过和经验教训，以及当时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及时主动地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沟通上下级联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方上下左右难以联系，处境十分艰难，但吕明仁总是沉着迎战，斗敌有方。因此，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十分注意掌握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联系群众，严明纪律，组织警戒，规定口令、联络记号、集合地点，强调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当离开一地，他都要检杳群众纪律，做好收容工作。在他的领导与指挥下，取得了哈尔金、哈拉吐达、瞻余等地的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 1946年12月，吕明仁接省委通知要他从前方到白城子（今白城市）开会。由于他的病未能及时医治，加之终日劳累，背疮发作，高烧不止，有时竟达40度，同志们劝他休息几天再走。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拖着带病的身躯，冒着严寒，由高力板乘马，历经两天时间赶到省委，但他晕倒了。省委书记陶铸同志非常着急、格外关心，亲自把他送进医院。他连续三天昏迷不醒，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抢救下，才脱离了危险。住院期间，省委领导多次探视他的病情。当时部队刚打下博王府（科左后旗王府）缴获了一些牛肉罐头，陶铸同志令人要来几桶送到医院交给吕明仁。吕明仁却一口未动，准备病愈后带回去慰问伤病员。直到他牺牲时，罐头还完好地保存在家里。 吕明仁一向克己奉公，严格要求自己，热心关怀同志。在住院期间，同志们来看他时，他总是见面就说：“病了这么久，很多事情堆下来没有干，工作损失太大了。”并一再叮嘱护理他的同志，要尽量少花钱。出院时，他还亲自查问药费等开支。他痛惜钱花多了，连秘书给他买了一个饭盒，也受到了他的批评。但是，对于同志和战友，他却是那样的关心。他经常把组织上照顾他的药品、营养品分给其他伤病员。 吕明仁住院期间，因形势的发展，省委决定一、五地委合并，由他担任书记兼一分区政委，负责领导开辟一、五分区的工作。听到这一消息，他再也躺不住了，不顾伤口尚未愈合仍在流脓淌血，立刻接受南下的紧急任务，收复被敌占领的一、五地委管辖区。 陶铸满怀着革命的友情，带着党组织的重托，亲自来院为吕明仁送行。吕明仁表示，决不辜负党的希望，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沉着冷静地向着敌占区走去，迎接新的更严峻的考验。 英名誉满辽吉 1947年2月，根据形势的发展，我辽吉各部开始由战略防御进入局部反攻。吕明仁领导“长江骑兵团”迅速南下，收复失地。历经四个多月，转战五百多公里，“长江骑兵团”的干部战士经受了锻炼，在多次游击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7年2月，吕明仁任一分区书记后，即率领“长江骑兵团”和新并入的康平、铁岭、法库、昌图五县的干部战士迅速南下。挺进敌后，队伍旗开得胜，很快打开了局面。特别是康平敖力营子之战，击溃了国民党东北长官部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特务团一部，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干部战士的革命斗志。继而，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库伦、科尔沁左右旗、科左前旗、康平、彰武等地。 1947年4月，吕明仁刚刚从前线返回一分区驻地奈曼旗，得知开鲁县有重要问题需解决，便不顾旅途的疲劳，于 当他们三人扬鞭催马行至开鲁与奈曼旗交界的西辽河渡口时，正值船夫回家吃饭，一时难以渡过河去。急的吕明仁在河边直转悠，忽然发现河边有一行马蹄印，便毅然决定从这里乘马涉渡。哪知西辽河是沙性河床，坡陡流急，没走几步，河水就漫过了马背。见此情景，吕明仁沉着、冷静、关切地指挥着：“沉住气，抱住马脖子！” 突然，股急卷来，警卫员老康被打落水中。 “老康——”吕明仁见状边喊边拚命向老康奔去。 葺春的北方，河水冰冷刺骨。吕明仁那尚未痊愈的背疮在河水的浸泡冲击下，刀割般的疼痛。但是，他咬紧牙关同急流搏斗，他几次被打入水中，又几次奋力游出水面。突然，一阵眩晕，他四肢疲软，无情的河水终于吞没了他。这位出生于海岛的渔家儿子，为了抢救阶级兄弟，无私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西辽河在呜咽……
吕明仁虽身居要职，却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他从未向组织上伸过手；在矿区，他穿一套油渍渍的矿工服，深人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在农牧区，他穿一件落满补丁的薄棉袄，顶风冒雪与贫苦农牧民一起斗争汉奸地主；在战场上，他同战士一样，出生人死，奋力杀敌。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深深感到，他不是“官” , 而是克己奉公、身先士卒的人民战士。 吕明仁在阜新工作期间，日伪投降后曾丢弃下大量的物资，这是战利品。有的人认为应该先装备一下地委机关，可吕明仁却没有这样做。他向大家反复解释说明，革命尚未成功，党和人民都很困难，应该把这些物资用在刀刃上。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之后，他才按照先群众，后基层，最后机关的顺序，提取少量的军需物品分发给机关，而把更多的物资送交给主力部队。当（吕明仁和妻子丁修）地委机关从阜新市区转移到阜北地区时，他为了使物资不受损失，亲自组织搬运枪支、弹药及军需物资，并号召地委机关每人背出一匹布，他自己也毫不例外。当顺利转移到阜北农村牧区后，他又毫不犹豫地把布匹和枪支弹药送给主力部队和急需的群众，有力地支援了阜北根据地的建设。 由于吕明仁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工作，积劳成疾，身体日趋虚弱。同志们见他操劳过度，在一次分战利品时，给他分了一床绣花红缎棉被。他看后，立即叫通讯员把被子送了回去。 吕明仁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的干部甚至是自己的爱人，也是如此。日本投降后，他与爱人分离两地，难得团聚。时隔半年，组织上调丁修赴东北，路经东北局时，领导为了照顾她，分配给她一匹马专用。几经辗转，夫妻方在阜北相见。然而，他们见面后交谈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马交公。有的同志认为，马是组织上分给的，且局势不稳定，机关经常转移，丁修同志确实需要骑马，这也是革命工作需要。但吕明仁坚持按规定办事，把马交了公。丁修还主动到大灶去吃饭。他们夫妻的这一行动，赢得了同志们的夸奖。吕明仁不仅在生活上帮助丁修，就连她性格上的毛病也不放过。丁修曾以倔强、直爽自诩，明仁就耐心地诱导，直到牺牲前（ 扶宣（即丁修）: 你身体如何？念念。 最近工作忙一些，每天都在下半夜一点睡觉。我的习惯你是知道的，每当过了半夜就睡不着。最近两天，失眠。心脏、神经都很衰弱，而且患了一次感冒，好在支持未躺下。 开完会后，地委准备南移，我准备随主力活动一段时间。 如道南武工队向东去，你身体不能支特时，可留在开鲁或奈曼均可。 脑子里不要胡思乱想，好好效力于党的事业。在工作中求进步，不断地进步。 要克服自己的个性，不要放任。要不断地斗争，克服。不要认为这是山东人的美德，其实是一种没有涵养的表现。 致 敬礼 明仁 这封信随着丁修转战大半个中国，至今已四十余年了，但丁修却一直保存着，把它当作座右铭来激励、鞭策自己。这是多么珍贵的革命情谊，又是多么发人深思的珍贵遗产啊！ 吕明仁工作讲求效率，知难而进。他是个汉族干部，在蒙古族集中的地区开辟工作，自然有许多不便，但他注重实践，且很快在工作中摸索出了一套开辟蒙古工作的经验，结识了不少蒙古族朋友（同志），如李鸿范、色音巴雅尔、包忠爱并将他们培养成为我党在哲盟的第一批少数民族青年干部。 1946年夏，他去科左中旗，自已跑了一百多里路，晚上还找知情的同志谈工作，听汇报。他和一位同志谈到深夜，那位同志见他已经疲倦地不能支持下去了，便催他去休息。他却反过来问那位同志说：“你疲倦了吗？多扯一会儿吧，明天好再布置别的工作。” 那位同志知道他身体不好，一再劝他早些休息，他才睡下。当那位同志刚刚睡着，又被吕明仁的说话声惊醒，只好和他谈下去，好久才发现他是在说梦话。以后才知道，吕明仁经常在梦中谈论工作，可见他的脑子里装的都是革命事业啊！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吕明仁把自己的年轻生命贡献给了辽吉各族人民。辽吉人民也永远怀念他。在他献身的地方开鲁、哲盟所在地通辽，一分区所在地奈曼、辽吉省所在地白城市，至今仍能看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商店、医院、学校等。中共西满分局在齐齐哈尔为他修建了“吕明仁烈士陵园”。辽吉省委追认他为“辽吉功臣”，并在白城市树立了吕明仁烈士纪念碑。碑文这样写道： 刻美名于石上， 记丰功于永恒…… （崔云鹏、潘 杰 编辑）
 熬子营战斗结束后，吕明仁向战士讲话
 通辽市明仁小学
 1947年4月送吕明仁夫妇回五分区时留影，前排左四为陶铸同志
欢迎访问辽宁双拥优抚工作图书馆http://lnsyyfgz.360doc.com
|
|
|
1947
科尔沁草原在沉痛地悼念、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