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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汉人也有称为《春秋古文》的。《左传》之名始见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作者是“鲁太史左丘明”。司马迁说：“ 一、承袭司马迁、班固说，认为左丘明因孔子《春秋》成《左氏春秋》。左丘明是孔子同时的鲁人。古本《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相表里。”《论语·公冶长》记：“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这些有关左丘明生平言行的记载中，后人可略知其品格和为人。即是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以《左传》成书大约在春秋末年。 二、认为左氏非丘明，作传人不受经于孔子，《左传》不传《春秋》。这一说法由唐赵匡首次提出。宋王安石《左氏解》，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朱熹提出“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他认为“秦时始有腊祭”，《左传》作者应为秦人。叶梦得谓《左传》记事“辞及韩魏智伯赵襄子事，而名鲁悼公、楚惠王”，故以为“左氏应赵襄子之后”。郑樵则列举八条理由证明左氏为六国人。这些学者多认定《左传》为战国时著作，其主要依据是：《左传》记录了三家分晋等一些战国史实；《左传》里有部分预言的应验发生在战国时期；《左传》有岁星纪事，但各年岁星所在之次不是据当时实际现象观察所得，而是战国时人根据当时元始甲寅之年逆推的；此外《左传》所用助词不同于“鲁语”，作者也不可能是鲁人。 三、认为《左传》是刘歆伪作，成书于西汉末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提出，《左传》是刘歆将不编年的《国语》系上年月，和《春秋》比附、改编而成，《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故此左丘明所作为《国语》，并非《左传》。后来崔适在《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等书中又对康说做了补充。 以上诸说中第一种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其他各说缺少足够的根据。第三说实际上已为绝大多数研究者否定。 先秦时代早已经有解经体文字产生，称为“解”或“传”。“传”是阐释经义的意思。《左传》在唐代“九经”、宋代“十三经”中都被列为“《春秋》三传”之一。然而《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这个问题却在很长时间里存在争议。汉宣帝时，《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皆列于学官，立有博士，而属于古文经的《春秋左氏传》未能立于学官。至西汉末年，刘歆正式向朝廷提出将以古文写本在民间流传的《左传》列于学官，虽据理力争，但仍遭到今文学家的反对。汉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 《左传》是一部杰出的史学著作，其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不需要依仗《春秋经》才实现，它与《公羊》、《榖梁》有根本的不同。《公羊》、《榖梁》皆依经立传，是对《春秋》逐字逐句进行阐释，间或有一些叙事的段落。但若抽去解经得文字，它们就不能独立存在了。《左传》则不然。《左传》中有解经的文字，如五十“凡”，或称“书法”、“义例”，但它们大多游离于《左传》叙事之外，即使将其抽去，《左传》仍可独自成书。有人怀疑这些讲“义例”是文字是后人陆续窜入的，并经过精心弥缝，这种判断可备一说。有些“义例”文字本身就存在前后抵牾的现象，“质诸彼则彼碍，证诸前而后违”，因此唐宋以后的许多学者纷纷提出辩驳。 应该指出，作为一部单行独立的先秦历史著作，《左传》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左传》产生的前后，数十部杰出的著作先后问世，如《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国语》、《墨子》、《管子》、《晏子春秋》、《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等都撰著出来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左传》的作者与“诸子”不同的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不是思辨的形式申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而是通过具体地记录历史事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为统治者提供经验和借鉴。晋王接曾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宋刘安世说：“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然后通矣。” 根据《左传》自身提供的证据，可以大略确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它的作者是鲁人左丘明，但书中掺有一些后人的附益。这是我们研究《左传》其他问题的基本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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