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及其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及其与《春秋》的关系

李晓杰

《春秋》和《左传》都是我国学术史中的名著，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今天我们就试着梳理这一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们从书名说起。

“春秋”的释义

关于“春秋”的释义，学术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春秋”就是一年四季的简称，也就是选取春、秋二季来代表一年之四季。这是杜预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春秋”是赏罚的制度，叫做“赏以春夏，罚以秋冬”，也是赏罚各取一个字，变成“春秋”。第三种观点认为“春秋”有褒贬的意思，也是跟赏罚有点近似的。第四种观点认为这个“春秋”是跟孔子修《春秋》的时间有关，孔子于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就是说正好孔子修《春秋》的时候用了这么一年的时间，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比较一下上述四种提法，现在的学者大部分认为第一种说法比较切合实际。

《春秋》的主要内容

如果大家对中国古代典籍比较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春秋》是被称为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我们在这儿定义它为编年体历史著作可能会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因为《春秋》在儒家四书五经里是列入经部的。所谓编年体就是如果我们叙述历史事件，它是按年叙述的，然后同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年份，它会把它拆开，放到不同年份去讲。这个好处是什么呢？线索是按照历史时间来走，但是有一个缺点，同样的事件它可能会被割裂，所以就在编年体之后又出现了纪传体。大家比较熟悉的纪传体就是《史记》，它通过本纪、列传等形式来反映一些事件。其实纪传体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了照顾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会在不同地方重复某一事情，所以后来又有学者结合上述形式创立了纪事本末体。最著名的纪事本末体著述是《通鉴纪事本末》，把《通鉴》按年排的事件重新做了编排，所以说它的工作非常简单，虽然简单但依然有它的生命力。

再回过头来看《春秋》，有学者做了统计，《春秋》的字数是16572字，涉及的年份是242年，始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春秋》后来发展成三部书，一部是《左传》，一部是《公羊传》，一部是《穀梁传》，三部传前面都附有经文，就是所谓的《春秋经》，在《公羊》、《穀梁》前面附的经文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但是《左传》所附经文，要到鲁哀公十六年，所以三传所附的《春秋经》是不一样的。

《春秋》记载的内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当时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之间的征伐、会盟，会盟在当时是比较重要的事件；《春秋》里还记载了一些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现在是天文历法史上重要的史料；另外，《春秋》还涉及一些丧葬习俗方面的内容。

经传相配

我们现在如果想看《春秋》的话，要去看《左传》、《公羊》、《穀梁》所附的经文，《春秋经》本身不是单行的了。在古代，实际上《春秋》跟三传最初也不是并行的，是分别流行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提到了《春秋古经》和《春秋经》，《春秋古经》分成十二篇，《春秋经》分成十一卷。《春秋古经》实际上配的是《左传》。因为在汉代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如果用汉代的文字，也就是现在说的隶书记载的东西，在汉代人看来是属于今文；假如不用汉代的文字，而用的是所谓的古六国文字，则称之为古文，所以古文和今文在汉代是有严格区别的。《春秋经》可能就是用今文来记载的，而不是用古文记载的，所以有《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的区别。在篇数上和卷数上两者也有区别，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经》里把鲁闵公和鲁庄公这两个国君的记载情况合成一卷了，为什么要合成一卷呢？因为鲁闵公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年，所以在今文《春秋经》是分成十一卷的。

什么时候《春秋》与《左传》，或者《春秋》与《公羊传》、《穀梁传》配合的呢？《春秋古经》和《左传》的配合现在一般认为是始于西晋的杜预，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讲道：“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等于把《春秋经》拆掉了，每年每年拆开，跟相应的《左传》每年的情况放在一起，现在的《左传》就是这样的形式。今文《春秋》与今文《公羊传》、《穀梁传》的配合也有一个时间过程，具体开始在什么时候呢？不是很清楚，但是至迟在汉末的时候，还没有放在一起。《四库总目提要》做了一个推测，认为《春秋》与《公羊传》相配大概是在唐代，与《穀梁传》相配大概是在晋代。

“春秋”的通名、专名及作者

实际上“春秋”这个名字不是《春秋》这部书的专利，当时好多国家记载历史的时候经常会用“春秋”作为书名。《左传》昭公二年里有一个记载，就讲到晋国韩宣子到鲁国出使，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里提到了《鲁春秋》，也说明《春秋》不是鲁国的专利，其他国家当时都有可能会使用的。《墨子》这本书中提到了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这更可以说明“春秋”在当时是很多国家记载国史的通名。

学者们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是跟孔子有关系，孔子作《春秋》之后，《春秋》就变成专名了，其他的书就渐渐不再使用“春秋”这个名字了，最早提出这个讲法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提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有感于这种情况作《春秋》，孔子最后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他把这部书看得非常重。孟子接着讲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说孔子这部书影响非常大，可以作为那个时代价值判断的标准。《孟子·离娄下》又提到了《春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就是说晋国当时的史书叫《乘》，楚国叫《梼杌》，鲁国的史书叫《春秋》，它们三者是一样的。孔子又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等于说他用的史料是跟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一样的，只不过他选择了《春秋》这个名字。

在孟子之后，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讲了这么一段话：“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个意思就是说孔子的学生在孔子作《春秋》这件事情上他们是没有办法帮忙的。

对于这些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在汉代是没有异议的，汉代之后大部分学者多持这样的看法。最早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的，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是唐代的刘知几。刘知几著有《史通》，他在《史通·外篇·惑经》中提出《春秋》有“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到了北宋王安石，他有一个著名的讲法，称《春秋》为“断烂朝报”。因为《春秋》的记载主要以政府公告的内容为主，但是又不全面，所以叫断烂朝报。这个《春秋》如果是孔子作的，那王安石是不敢这么说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否定了《春秋》和孔子之间的关系。

到了近代，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更加激烈。周予同、童书业等人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论语》里根本找不到孔子作《春秋》的记载，所以他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疑的。另外，《春秋》这种过于简单的记载方式，也导致很多学者不大相信是孔子作的。现在大部分学者基本也是持这样的态度，就是说《春秋》不一定是孔子编撰的，但可能跟孔子修订有关系，然而现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看法。

《左传》概述

以上给大家介绍了《春秋》大体的情况，下面我们再看《左传》的情况。在《汉书·艺文志》里讲到《春秋》的传承有以下一些派别：公羊、穀梁、左氏、邹氏、夹氏。后来邹氏和夹氏断掉了。其中《左传》起止的时间和《春秋》是不一样的，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比《公羊传》、《穀梁传》的《春秋经》多出十三年，比《左传》经文多出十一年。另外在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这段文字跟鲁哀公二十七年是不衔接的，所以有人讲这可能是后人又附会上的。所以《左传》起止的时间是跟《春秋》不一致的。另外《左传》的内容除了有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之外，还写到了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

接下来看一下《左传》相关书名的情况。《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它早期的名字通过史书可以看到，司马迁《史记》里提到，《左传》叫《左氏春秋》，在《汉书》里称为《春秋左氏传》，在《史记·吴世家》里又称为《春秋》古文，就是说有不同的说法。在西汉初年或者之前，“传”其实有特定的含义，是解经的，而《左传》在当时并无“传”之名。到了汉哀帝的时候，刘歆提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到了东汉章帝时，《左传》的地位才得以最终确定，在此之前有一些反复。

《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关于《左传》作者和成书年代，也有不同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左传》是春秋晚期鲁国史官左丘明为《春秋》而撰写的文字，这是一个很大众的说法，而且有很多学者都持这样的态度。《史记》、《汉书》、《后汉书》、杜预等都持这个观点。我们重点看《史记》和《后汉书》里的表达。《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一个序文，这个序文里讲到“孔子作《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强调了左丘明和孔子的关系。接下来是《后汉书·班彪传》云：“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这强调了左丘明和《左传》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说，在左丘明作了《左传》与《国语》之后，晋国的史书《乘》和楚国的史书《梼杌》就慢慢不传了。

至于《国语》与《左传》的关系，实际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这两部书就是一部书分出来的。在汉代的时候，基于《春秋》，把《国语》和《左传》称为“内传”、“外传”，《春秋内传》当时认为是《左传》，《春秋外传》是《国语》。一般认为《左传》是以记事为主，《国语》是以记言为主。

第二种看法认为《左传》成书在战国初期，作者不是左丘明，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再传弟子，或者有人认为就是吴起，还有人认为这些人都不是，而是另外的人。

徐中舒先生认为《左传》的作者在记述的时候对魏国的历史有非常大的期待，只是看到了魏国的强大，但是魏国削弱的情况在《左传》里没有反映，他据此认为《左传》应该是魏国鼎盛时期的作品，然后根据古人的年龄做推测，他说孔子卒于前479年，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孔子死的时候子夏应该是28岁，那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是其晚年时事，假定当时子夏70岁（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的年代上限为62年，因此，推断出《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这种推测当然偶然性因素也比较多，包括子夏年龄的问题，但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接下来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他的《春秋左传读》里有一条叫“丘明”，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卫邑也。他联系到吴起曾经传《左传》之学，推断《左传》的名称不是来自人名，而是来自地名，根据就是《韩非子》里讲到的左氏是卫邑，而且是吴起住的地方。但这仅仅是推测，后来发展到钱穆先生就把这种推测完全直接化了，甚至认为你不需要这么推了，实际上《左传》作者就是吴起。另外认为《左传》作者是吴起的人还有一些证据，他们认为在《左传》里是尊鲁国季孙氏的，季孙氏重用吴起，所以吴起对季孙氏感恩戴德，所以《左传》里尊季孙氏是有道理的，这是一种讲法。另外，结合吴起的情况，吴起在魏文侯的时候得到重用，所以《左传》里写晋国的历史是尊魏氏的，但是吴起在楚国是受到排挤的，所以在《左传》里楚是被贬的。另外，再结合吴起是军事学家，《左传》里对战争的描写又非常多，所以综合起来看，应该是吴起。然而《左传》又比较强调应验，有些预言根据吴起的生平来看，他是看不到的，所以认为《左传》不是吴起写的，应该是后人添加进去的，这是他们的看法。

还有一个学者杨伯峻先生，他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这跟他认为《春秋》的作者不是孔子一样，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传说的，不大可信，而且认为不必要纠缠这些问题，他只是推测《左传》成书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04年以后，在公元前386年以前，就是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第三种观点认为《左传》成书时间在战国中期，是经过历代学者相传，最后形成的一部著作。这些学者的具体观点有：第一个是顾炎武的观点，《日知录》云：“《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换句话说，他认为《左传》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且在《左传》里还可看出，有些地方用的是周天子的历法，有些地方用的是夏正，历法的不同也说明了《左传》不是一世修成的。第二个是清代另外一个学者姚鼐，在《左传补注》中排出了一个传承表来讲《左传》是怎么形成的，他说：“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通过这个世系，他认为《左传》也不是一朝一夕编成的。第三个是现代学者沈玉成，他有一部书《春秋左传学史稿》，对《春秋左传》的历史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先秦古籍百分之九十的私学著作，真正形成比较固定的文本，要到战国中期后期才定型。”然后沈玉成认为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史官，他兼采各国史乘，却没有立即书之于竹帛，又以口授的方式传给门人，后来慢慢才定型了。

第四种观点认为《左传》的成书更晚，应为东汉时期，是西汉末年古文学家刘歆改编而成的，这些都是疑古派和今文学家的观点。清代有个学者刘逢禄，他在《春秋左传考证》里写道：“刘歆强以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要之，皆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他说《左传》这部书就是刘歆的一个改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这就涉及我们前面说的《左传》与《国语》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康有为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跟他的政治主张连在一起的。

对于以上这些说法持反驳的有这样一些人，一个是章太炎，再有刘师培和钱穆。章太炎对刘逢禄的反驳是非常有力量的；刘师培也结合历史的一些记载，把刘歆伪作说给攻破了；钱穆是通过《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指出刘歆伪作说有28项不可通，换句话说认为不可能是刘歆来伪造《左传》。

另外，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瑞典学者，汉学家高本汉在二十年代曾经写过《左传真伪考》，在这部书里，他研究的手法比较独特，是通过《左传》里的助词的用法，从语言学的角度具体来分析《左传》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左传》到底是谁写的，他最后得出三点结论：第一点，《左传》不是孔子作的。第二点，《左传》不是孔子弟子作的，也不是像司马迁所说的“鲁君子”作的，因为《左传》使用的文字方言跟鲁国是完全不同的方言。第三点，《左传》或者是一个人写的，或者是几个人作的而属于一派及一个地方，因为他认为《左传》的文法全书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他认为《左传》是经过比较详细地改订写出来的著作。高本汉的说法实际对刘歆伪作说的反驳是非常有力的，但是他认为《左传》不是鲁国人写的，却有很大的问题。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和《春秋》的关系，历来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左传》是史传。东汉桓谭《新论》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左传》，大家只看《春秋经》那17000字，即使圣人闭目十年来作为参考，也不能把内容了解清楚。有了《左传》，你不是圣人也很快可以了解。这是桓谭的一个看法，后来司马迁、杜预，包括现代的学者徐中舒、杨伯峻都是这样的看法。杨伯峻先生进一步把《左传》和《春秋》的内容传承的方式进行了总结，有四点：第一点，《左传》说明了《春秋》一般不是讲微言大义的。当然《公羊》和《穀梁》对《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得比较多。第二，《左传》补充了很多细节的东西，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春秋》里没有的。第三，订正了《春秋》的一些错误。第四，就是增加了无经的传文。

第二个流派的观点认为《左传》是独立的一部书，跟《春秋》没有任何关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晋人王接也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接下来清人刘逢禄更是这样的观点。后来的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通论》中云：“自幼读《左氏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氏考证《左氏》释经之文，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皆出晋《乘》、楚《梼杌》，尤可疑者。”他说看了刘逢禄的考证，他越发相信《左传》不是传《春秋》的了。

第三派认为《左传》不是史书，而是传《春秋》的著作。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春秋时期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但《左传》视而不见，如果真的是一部史书的话，这些重大事件《左传》是不会忽略的，这一派学者的主要代表是赵生群先生，他在《春秋经传研究》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另外蒋伯潜先生也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三传皆《春秋》之传，皆所以释经者也。”只不过三传有一个区别，《公羊》、《穀梁》重在义例，《左传》重在事实。

我们向大家就这三派做了介绍，因为我本人是学历史的，所以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观点。

《左传》与《春秋》的文本对应

下面，我们再具体看看《左传》与《春秋》有哪些主要对应的地方。

第一，我们看《左传》的传文和《春秋》的经文基本对应。赵生群先生作了一个统计，《春秋》记事数共有455条，其中有336条与《左传》记事是完全对应的，近总例数的四分之三。《左传》中直接解经的条目大约有1300条，与经文有密切关系的有一百几十条，同解经关系不很直接的仅占了300多条，所以他认为《左传》解经这个观点应该是基本能够成立的。

第二，我们看看《左传》对《春秋》凡例的说明。晋代学者杜预做过一个统计，归纳了五十条凡例，我们把“五十凡”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左传》里对各种制度的表述：如僖公四年“凡诸侯卒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这种对制度的表述，用“凡”字来说明。第二类是对鲁国历史记事用字规范的表述，像桓三年“凡平原出水曰大水”，庄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这些文字在《左传》里都有特定的含义。还有一类是对鲁史记事原则的表述，就是所谓应该写还是不应该写，也就是所谓“书”“不书”，这里面《左传》也有特别的说明，这些都是针对《春秋》来讲的，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出《左传》和《春秋》的对应关系。

第三，我们可以看出《左传》对《春秋》义理的解释。这个义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春秋》大义，举个例子，《春秋》襄公二十六年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一个比照。《春秋》襄公二十六年讲了：“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夏，晋侯使荀吴来聘。”《左传》相应的地方就会说“书曰”，表明这个地方是针对《春秋》讲的，以此可以清楚看出《左传》对于《春秋》是有针对性的。

《左传》与《春秋》之差异

接下来再看《左传》和《春秋》的主要差异。

第一，叫做有《经》无《传》，就是说《春秋》上有记载，但是《左传》上没讲。我们看《春秋》鲁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在这件事情上，《左传》没有对应的文字，所以给《春秋左传》做注释的杜预就特别注了一句“无传”。推测这种情况可能是史料的限制，如果《春秋》记载了，编《左传》的人没有看到《春秋》的这条材料，没有更详细的材料，可能就忽略了。这种情况在《公羊》与《穀梁》里同样也有。

第二，反过来，有《传》无《经》，就是《左传》讲得很详细，但在《春秋》里根本找不到。我们也举一个例子：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寘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我们在《春秋经》里就找不到这段文字。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这些文字也许在《左传》写的时候还有，而现在可能这段文字恰恰遗失了。

第三，《经》、《传》在某一年的文字完全对不上，这样的例子好在不多，在《左传》里我们看到仅此一例，即在鲁庄公二十六年，《春秋》的文字是这样的：“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杀其大夫。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左传》的文字讲的是晋国，“二十六年春，晋士为大司空。夏，士城绛，以深其宫。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这两段文字毫无关系，怎么回事呢？不知道是经还是传有脱落，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情况。

接下来《经》、《传》所记载的内容不尽相同。我们比照的是鲁桓公四年，《春秋》讲了春和夏，《左传》桓公四年是春夏秋冬都在一起，所以《春秋》是缺了秋和冬的，这点比较明显。

接下来就是《经》后之《传》，我们之前讲了，就是《左传》的文字比《春秋》的文字要多，这可能是后人附加的一些东西。

以上，我们就《春秋》、《左传》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给大家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希望对大家进一步去阅读《左传》原典有所帮助。

郭晓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主要学术兴趣在宋明理学与春秋公羊学，著有《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宋明理学》（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经学、道学与经典诠释》（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另在《中国学术》、《中国哲学史》、《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