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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百年前，作为盛墨工具的铜墨盒，以其盒盖上独特的刻铜艺术受到当时读书人的喜爱，成为人们案头必备之物，以至“墨盒盛行，端砚日贱……”
 铜墨盒大约出现在清嘉道时期，但那时还只是作为盛墨的器物。至于盒面上出现或书法或山水花鸟图案而形成艺术品，则是到同治初年了。齐如山在他的《北京三百六十行》中说：“刻墨盒始于陈寅生”。史学家邓之诚《骨董琐记》对此记之更详：“京师厂肆专业墨盒者，推万礼斋为最先；刻字则始详于陈寅生秀才……时同治初元也。”由此可知刻铜艺术始于陈寅生，其后名家辈出，如濮又、白玉楼等。然而刻铜艺术成就最高的仍为陈寅生。陈氏刻铜以字为胜。所刻书法如行云流水，用刀如笔，而且能在两寸见方的盒面上刻出《兰亭序》全篇。因此有人把他刻的铜墨盒与陈曼生的紫砂壶并为“二美”。   到了民国年间，北京又出了一位继陈寅生之后冠绝一时的刻铜大家，他就是当时琉璃厂同古堂图章墨盒铺的主人张樾丞。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宣统御览之宝”、“宣统御笔”等玺即出自张樾丞之手。   张樾丞的刻铜有两个特点，一是将竹刻刀法“沙地留青”用于刻铜，变陈寅生的只能刻阴文而为可以刻出阳文花纹，使图案更趋丰富多姿。二是他曾与当时许多名士文人如陈师曾、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等合作，由这些艺术家绘稿，供其刻用。   当时铜墨盒的刻制，除专业刻铜家外，还有文人画家的参与。如大画家姚茫父就时常奏刀，自己画稿自己刻治。他的一方书卷形墨盒，上刻印章式样“不求甚解”、“我师古人”和“自强”，或朱或白，亦楷亦篆，可谓别具一格的刻铜珍品。   铜墨盒除是文人自娱自乐的清玩外，三四十年代也曾以纪念品的面目出现过。这些墨盒上往往刻着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等。冯玉祥还专门制过一批墨盒，上刻其手书“吾辈当共习勤劳，先之以愧励，继之以痛惩”，这不但是有感而发，而且富有现实意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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