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与气象

天文与气象

我国传统的天文气象学，是在西方现代气象学崛起之后被割裂分家的。“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在权威的现代气象学教科书上，根本就不承认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成了九鼎之言。如果谁用星体运动来预测天气，科学家们定会投以鄙视的眼光。

这些科学专家们“不承认”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是有其“科学”依据的。他们依据的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他们认为，太阳和月亮的引力虽然能够引起大海的潮汐，却不能引起大气层起潮，更不会引起大气环流的改变。如果月球能影响大气环流，那么阴晴雨涝就会有朔（阴历初一）望（阴历十五）的周期，而实际上天气变化中没有发现朔望周期。如果离地球最近、引力最强的月球都不能影响阴晴雨涝，那么引力不及月球万分之一的遥远的行星就更不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变化了。

万有引力没有错，但是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做出的天文与气象关系的结论是否有错觉，就很能说了。

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越来越信任专家，越来越迷信权威。只要专家说了，权威做了定论，我们几乎不必再思考，就以专家之说、权威之论为真理，盲从信服就是了。

21世纪的专家们，有更多的理由——我们有那么多气象卫星、气象雷达、高倍天文望远镜，有那么多大型计算机、卫星云图，有那么多高科技人才，资深专家，难道还不如一个一无所有的民间老人？
当今我国气象界预测气候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是：海洋环流、大气环流、高原积雪、季风强度、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降水和气温资料等因子。可以说，专家们只是在地球本身绕圈子，根本就不承认行星运动能影响大气环流变异，没有或很少考虑到地球之外的因素。用一句刻薄的话来说，气象学家只是坐井观天，看到的只是大气环流，没有跳出地球去看大气候。显然，目前，全球气象界主要是在微观上、内因上、地球自身因素上寻找气象变化的原因。

民间天文学家栾巨庆的思路则主要是从宇宙、太阳系、行星与地球的整体联系上，从宏观的角度上，从外部条件上去分析和把握天气变化。说：“我们认为，行星运动能影响大气环流变异。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一论点尚未被气象界所接受。因为在传统气象理论看来，八大行星对地球的引力加在一起还不到月亮的万分之一，月球对地球的引力虽是潮汐的主要因素，但它对大气起潮影响的具体数据尚未找到；相对而言，行星的力量就更微不足道了。再从日、月对地球的增温来看，北半球冬季气压高，夏季低，冬、夏气压有32百帕之差，气温有36℃之差。由此可得出气温高1℃，气压便下降0.9百帕。这说明一年四季的变化太阳是根源，月亮的作用亦可略去不计。那么行星对地球的增温影响程度如何就不言而喻。因之气象研究很少涉及行星与月亮。这即是‘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但根据我们两代人一百余年的研究和预报实践证明，行星是影响大气环流变异的主要因素，天文与气象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光绪十四年，栾巨庆的爷爷栾来宗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他曾记下：“自六月三十，大雨倾盆三昼夜，七月初三，七河交流，潍北平原尽成泽国。”他查找资料，研究崇祯十三年（1640年）和光绪三年（1877年）发生的两次大旱，两次大旱相距237年。他亲身经历的光绪大旱之年的天象是几大行星全都不对应山东一带。他判断，天象变化有237年左右的周期，在崇祯大旱也应该是同样的天象。那么，有相似的天象，就应该有相似的气象。

“有相似的气象，就有相似的天象；有相似的天象，就有相似的气象”。这是栾来宗对天象和气象关系的基本判断。

根据《黄帝内经》，天文与气象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来是不可分开的。《黄帝内经》在《素问·气交变大论》中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上应岁星”；“岁火太过，炎暑流行，……上应荧惑星”；“岁土太过，雨湿流行，……上应镇星”；“岁金太过，燥气流行，……上应太白星”；“岁水太过，寒气流行，……上应辰星”。可见，有“上应岁星”的天象，也就有“风气流行”岁木太过的气象；有“上应荧惑星”的天象，也就有“炎暑流行”岁火太过的气象；有“上应镇星”的天象，也就有“雨湿流行”岁土太过的气象；有“上应太白星”的天象，也就有“燥气流行”岁金太过的气象；有“上应辰星”的天象，也就有“寒气流行”岁水太过的气象。很显然，在《黄帝内经》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行星运动能够影响大气环流变异。所以在《黄帝内经》中，说行星，必说气象；说气象，必说行星。而且是行星运动决定气象，这也就是栾巨庆根据行星运动预测气候的理论基础。说明栾巨庆的“行星对应区”预测法是科学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所谓“行星对应区”，比方说，某行星直射（垂直对应）北纬20°时，它影响气候的区域不是在北纬20°，而是在北纬40度。如某行星直射南纬20°时，行星对应区就是在南纬40°。说明栾巨庆以行星运动来预测气候，走上了成功的道路。

如栾巨庆老人提前10年预报长江“特大洪水”，实属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研究成败在此一举。

就在这位老人做出预报之后的第10年，即1999年4月4日至5日，中国历史上首次人数最多、级别最高的“1999年汛期降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国家气象中心、气候中心、水利信息中心、总参气象中心、中科院等30多家权威单位；有院士、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等权威人士近百名。

媒体报道说：“近百名专家、学者、教授汇集一堂，共同研讨汛期天气，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引自1999/5/25《中国减灾报》）

那位神奇老人，此时在国内已是小有名气，但是，这次却没有受到国家气象局的邀请，没有参加这次世纪末汛期降水学术研讨会……

这个没有“神奇老人”参加的研讨会形成的“学术性结论”是：“今年夏季雨带位置北移，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南降水偏少”（引自1999/5/25《中国减灾报》）到了1999年6月3日，国家气象局对1999年夏季全国的气候趋势再次进行了会商，预测结论仍然是：“主要多雨区在淮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华北大部、东北大部及东南等地区，主要少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至江南北部一带。（见记者蒋凤英1999/6《中国气象报》报道）”

我国顶级气象专家们当年两次预报得出的学术性结论：长江流域少雨，黄河流域多雨。这都与“神奇老人”10年前所做的“长江特大洪涝，黄河严重干旱”的预报截然相反！

大自然不承认权威，也不偏袒平民，它只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行。

就在专家们再次预报“长江少雨”之后的第4天——1999年6月7日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次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特别是苏皖南部、赣浙北部已出现6天至8天暴雨至大暴雨天气。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6月份总降雨量普遍达300毫米至500毫米，部分地区达700毫米至1000毫米，是常年同期降雨量的1倍至3倍，苏皖南部是常年同期的2倍至4倍。”

“入梅以来，上海降雨量已超过610毫米，为常年的4倍，是上海有气象记录126年以来梅雨总量最多的一次。上海市区万余户居民家中进水……”

总之，1999年汛期的实况是，长江中下游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神奇老人提前10年预言的长江特大洪水奇迹般被验证了！
那么，黄河流域、到底是“多雨”还是“严重干旱”？

《中国气象报》当年5、6月份做过报道：“黄河源头干流扎陵湖至鄂陵湖段有史以来首次出现断流”

如果把发生特大洪涝和特大干旱的省市分别画两个大圈，就可以看出，洪涝区恰恰是长江流域，干旱区恰恰是黄河流域。天气实况和媒体报道都证明了这位老人的提前10年的气候预测惊人的准确；而近百名专家的提前两个月的“学术性结论”预测和国家气象局的提前三四天的汛期预测（6月3日预报当年6月至8月的气候）却惊人的错误——完全报反了！

可见现代气象学界并没有发现天文与气象的内在联系，只是从地球本身绕圈子，也就是从气象本身来预测天气变化，以致造成使自己处于落后状态而不自知。这就是不承认行星对地球气候影响所产生的恶果。